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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正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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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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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对“威权统治时期政府侵犯人权，执政党夺取国家资源”的事实，并非完全无知，
但似乎普遍无感，多数人并没有想要深入了解、追究的欲望。
就威权统治时期的人权侵犯而言，因为我们的冷漠，吴乃德教授在《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2015）曾经感慨说：“在台湾至少有一万多名受害者，可是没有任何一位加害者。（解
除戒严）将近三十年了，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谁应该为这一万多件侵害人权、凌虐生命的案
件负责。因为没有人负责，我们也就从来没有讨论过如何处置的问题。”
想像一下：如果今天证据确凿，显示现任总统介入司法个案，直接指示法院加重惩罚某些
受有罪宣告者，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恐怕会坚定地要求总统立即下台、接受法律制裁
，而且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样的反应，应该是来自于我们的正义感、来自我们
要维护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决心。然而，我们的正义感却没有使我们对威权统治时期类似
的案件，产生一样强烈的反应：例如，大多数人在知道了蒋介石类似的行径后（在数个案
件中，他要法官改判被告当事人死刑），并没有兴起要追究的念头。为什么？
理由恐怕不是“那些受害者不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因为在我们刚刚想像的那个案例中，
遭受现任总统司法迫害的那些人，也不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但我们却会反应激烈。比较可
能的考虑也许是：
一，那些人权侵害发生在过去，我们现在是安全的、蒋介石已经无法再侵害我们的人权了
。
二，追究蒋介石的责任，于事无补，并不能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
三，蒋介石当时可能有“不得不然”的理由，我们应该同情地理解历史人物面对各种两难
处境的悲剧性决定。
四，追究蒋介石的责任，恐怕会引发其拥护者的抗议（他们认为这忽视了蒋介石对台湾的
重大贡献，例如，阻绝了中共占领台湾），徒增社会纷乱，无助于一般人生活品质的提升
，也不利于我们拼经济。
然而，这些考虑是否构成了我们不去追究蒋介石责任的充分理由呢？我倾向于认为这些考
虑不够充分。在我看来，许多人之所以会误以为这些考虑是我们可以不追究蒋介石责任的
充分理由，乃是起因于他的恶行由于年代久远而失去了鲜明性（不像东欧国家的民众在社
会转型的当下，对独裁者的人权侵犯事件仍有鲜明的印象），但是鲜明性的减弱，虽然在
因果上影响了人的理由判断，并不能淡化恶行之恶，而让上述那些考虑转而成为我们可以
不追究蒋介石责任的充分理由。
避免这样的认知谬误，相当重要。否则，一旦我们误以为自己有充分理由不去追究蒋介石
的责任，那么，我们也就会自然地不认为自己有充分理由去追究威权统治时期其他决策者
、协力者的责任了，因为这些人的恶行，相较而言，毕竟不会高于蒋介石的恶行。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威权统治时期（这是一段长达四十几年的稳定统治），服从、顺
从是生活常态，因此，要精准地厘清压迫体制内各级决策者、协力者的责任，是相当困难
的工作。困难的来源之一，是我们都同意，为了深化、巩固得之不易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国家用以处理威权统治时期政府侵犯人权的制度和措施、机关和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合
法合宪，但要让社会各界可以合理地相信“促进转型委员会”的存在和作为是合法合宪，
目前仍有相当多的挑战要克服。
例如，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2月10日早上排审“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年度施政
计画及预算案，但在国民党立委强力抗议阻扰下，就无法顺利进行。因为当日在场的国民
党立委一致认为，行政院在黄煌雄、张天钦请辞促转会主委、副主委之后，核派杨翠委员
代理主委，于法无据，他们要求行政院先提名新主委，并经立法院同意后，再由新主委来
报告促转会的预算。许多委员甚至强调，重新任命新主委还不够，因为促转会已经沦为所
谓的“东厂”，应该全面改组。
针对“全面改组”的呼吁，无独有偶，黄煌雄先生亦于当天稍晚发表了〈一份献礼：促转
会浴火重生的路径导引〉，文中也建议主政者慎重找到新主委人选，并“赋予全权，给予
时间组成新的团队”。
然而，依照《促转条例》的规定，除非其余七位委员全部辞职，行政院无法全面改组促转
会，只能补缺，但目前看来，促转会的七位委员应该不会辞职。这个僵局是否会引发在野
党更激烈的杯葛，阻碍促转会的工作进度，仍待观察。
又例如，国民党一直认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是民进党执政下违法违宪的产物，日前
国民党立委已经提案废除《促转条例》。不过，在民进党不愿配合的情况下，这个提案通
过的机会很低。因此，国民党内以蒋万安、江启臣为首的青壮派立委还主张修法，认为“
强化监督机制即可”，例如，蒋万安曾建议在法规内加入“吹哨者条款”，江启臣近日则
强调促转会的决策过程必须更透明，因此也准备提案修法要求促转会“公开参与会议成员
的发言内容，让社会大众检验”，以防滥权。
无论这些修正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会成为事实，根据促转会已经提交给行政院的半年工
作报告来看，促转会的工作成绩并不差：除了两波“平复司法不法”的除罪公告之外，“
台湾转型正义数据库”的规划和建置，令人值得期待：促转会准备将档案局和国家人权博
物馆所征集和保管的档案与资料编码纳入数据库，以便呈现威权时期加害体制的运作机制
。这个数据库，如果规划建置得当，将可协助我们厘清加害体制中各层决策者和协力者的
角色，而这些真相的逐步揭露，也许也会逐渐让更多国人从无感中回神，愿意去关注转型
正义的未来。
作者为政治哲学工作者，相信抽象问题与具体问题同样重要，认为具体问题，甚至实践的
策略和变革的方案，要想得透彻，一定会触及有待厘清的抽象概念和价值，也同意罗尔斯
的观察：没有人去思考抽象而困难哲学问题的社会，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社会。
4.附注、心得、想法︰
台湾人陷在党国的平庸邪恶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