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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异国的岭南 — 中华式帝国主义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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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达
看中国官场的省籍分布，很多东西就豁然开朗。余杰帮我今年的书写序时，提到了以下数
据：原来在中共“十九大”，山东籍中央委员数量最多，占总数204个名额中的30个。官
媒《多维》则报道，在省级党委也以山东籍为主。而最有趣的是，经济活动最多，也举足
轻重的广东省，却没有任何“广东人士”能够晋身政治局常委。在十九大，广东省籍的政
治局常委，是零。四川等“边地”也是如此。
余杰认为山东是“孔孟之乡”，是“最中国”的地方。另一些长期都有的讲法，是说政治
上中国长期“北大于南”。历史上可以考察的是，中共建国之后，统治广东的官员，只有
叶剑英是地道的广东人(梅县客家人)，之后的主管官员都是讲官话的“北方外地人”。
岭南原来是“异国”
其实广东格格不入的命运，已经很久。广东本身是一道中原殖民边区和帝国主义式扩大的
痕迹，是中华帝国扩张过程的活化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南方的楚国和越国，只是
领有长江游域，更南面的土地，加上今日的珠江，是“中原”以外的“百越”蛮夷，不受
“王化”。
秦国吞食六国之后，便用军事手段“扩大中原”，派兵入侵“百越”，经过大量的种族屠
杀之后，设置中央控制的郡县，再输入中原的罪犯到百越。那个时候的百越，等于澳洲之
于大英帝国，用来流放罪犯。而第一代的种族融合，必然是军队强奸当地妇女，迫异族怀
上中原人的孩子，于是几代之后，便无法分办。
不过秦帝国很快就内乱，百越马上就反；驻守当地的赵佗起兵独立，建立南越国，这个南
越国不只领有现在的两广一带，还包括今日的越南北部。这是两广人与越南的古老渊源。
这个国家持续了约九十年，传了五代，与大乱之后建立的汉帝国并存了很久，到汉武帝的
时候才给消灭。
一般的历史书、现在的统派官员，会告诉你秦始皇“南征百越”以来，香港就已经成为中
国领土。包括民族党成立的时候，新华社这样说过；近来叶刘淑仪也谈过类似的。
其实事情并没那么简单。整个两广和南方地带，与“中原”的交集并不是自古以来，而是
中世的事。“中原”其实一直以土俗治理百越，当地的社会肌理仍然相对独立。三国的时
候，越汉混血的后代叫做山越人，他们不服三国，成为孙吴的军事威胁，要招安和拉拢的
。
唐宋两帝国间，中原人眼中的南方，仍然是蛮夷和异国，超危险。唐帝国喜欢将不受欢迎
的官员贬到岭南一带。唐太宗曾经命令一个叫卢祖尚的官员去管岭南，但他竟害怕岭南“
瘴疠”玩忽皇令，并没赴任，最后皇帝将他斩首。
文学家柳宗元也被贬过，写过这样一句话：
“居蛮夷中久，实习炎毒，昏眊重膇，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毛发
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与萧翰林俛书〉
久居蛮夷，有日发现自己久居夷地，反习以为常，习非成是了，竟产生了一种“殆非中国
人”的存在危机。可见当时的“中国”是中原，不包含另一个气候的岭南。
从一些宋代士大夫的诗词文献，也可以看到百越之地就是“断发纹身”、拜蛇、沼泽之类
的意象，是一个有待“王化”的“不正之地”。
“中国”的殖民和南移
然而两宋之际，正是“中国”的意义和实际剧烈变动的时候。具有国际帝国意味的大唐崩
解了。契丹、金人和蒙古人相继崛起，“两宋”作为中华正统的理想，被现实强力辗压。
中原遭蛮族攻占，原来的中原人也只能一波一波成为难民南下，逃到他们百世以来用来流
放罪犯和内心瞧不起的岭南，这其实又是一次“衣冠南渡”。
然而“王化”从来没那么浪漫。郑成功入台湾，也是要种族屠杀。中原人在西北异族的挤
压下，逃到岭南，于是与本来的居民展开了斗争。汉人移民在朝廷撑腰下得到土地和居住
承认，而岭南尤其是珠三角的本土人也在元明之际开始了冒认汉人的运动。这便是科大卫
那些知名的华南研究。
也许“汉”并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征赋谣役的单位。在春秋战国时期，叫做“编户齐
民”。为什么叫越人做越人，不是汉人，顶多是“汉化”的越人，因为中原政权没有办法
在他们头上征税，没办法叫他们为官府做事，所以三国时期中原人会面对“山越人”的威
胁，因为他们是不纳谣役的“化外之民”。
“蛮夷”也是同样的意味，就是无法与中央政权发生经济关系的群体。“华南地带”正式
融合于“中国”，是晚至明帝国的时候。“宗族”大盛于华南，而不是“中原”，因为“
中原”本身就是“国家”，是行政机器的原生地；而“边锤”才是需要改造之地。
宗族的创建，是那个大工程的遗迹。至于无法、不想创建宗族、无法冒认汉人的，便成为
了中华种姓里的贱民。中华是有贱民的，那便是水上人。香港的蜑家人，在清中叶之前还
是明文不能参加科举，他们没有宗庙，也没有土地，“汉化”也没陆上人那么深。
香港也有大屿山一带的卢亨鱼人传说，记于清帝时期的《广东新语》：
“有卢亭者……其长如人，有牝牡，毛发焦黄而短，眼睛亦黄，而黧黑，尾长寸许，
见人则惊怖入水，往往随波飘至，人以为怪，竞逐之。有得其牝者，与之媱，不能言语，
惟笑而已，久之能着衣食五谷，携之大鱼山，仍没入水，盖人鱼之无害于人者。”
这是个志怪式片段，但神话总是从现实来的，神话反映了民俗的心灵。这里描述的，是陆
上人眼中的水上、移民和改宗眼中的本土先民。只是在恐惧和歧视中，变成了怪物。
中原政权想将赋税和谣役网正式覆蓋到南华，很难说跟“中原”持续面对西北异族的南下
压力没有关系。宋面对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明也面对瓦剌之类的蒙古部落；清也面对过
准噶尔部。(大清的解决方法也是种族屠杀，将准噶尔灭族，而中文史书歌颂为“平定准
部”。)
“外患”持续，开拓新的税基、保持“大后方”的安定，就变得很重要。
组成“宗族”的殖民者
自衣冠南渡到安史之乱，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向南移的趋势。外来人与本土人杂居，双方都
需要外援。得到皇帝承认的集团，自然容易在长期的竞争中胜出。这些集团后来拿出或假
造自己的北方根源，得到中原官府的承认后，摇身一变成为帝国的殖民先锋，不管是填海
造地、还是大规模占地圈地。以宗族为组织方法的殖民者，一旦广占土地，就能繁衍和生
产，一方面能够向朝廷赋税谣役，另一方面又能以宗庙为中心，复制中原的社会秩序。
华南宗族是“控产机构”，是一个讲究传统孝义的宗法机构，碰巧皇室里面也出了宗法争
论，宗族站到了皇帝那一边，将“祖宗”挂单于“皇帝”，那么地方上的宗族之占地、分
配利益，就变成天朝子民合法行使利益。
而于无交税、占不到地、没有编出一条古世北方渊源的人，就是在帝国没有登记的，就坐
实了“少数民众”和“蛮夷”的命运。神话的卢亭鱼人、可考的蜑家人就是这类人。
这个过程，其实与秦始皇派兵入侵，其实是一个逻辑的，就是期望将国家扩大。只是在古
代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战争，而晚近则是类似英国进入印度，分而治之，一段时间之后才
“改土归流”全面统治。
例如广东人霍韬在“大礼仪之争”的时候支持皇帝，他在地方上的宗族就在朝廷支持下，
就侵吞了当地寺庙的田产。而整个过程，大概也是一个改土归流的过程。汉人或者愿意改
以汉人为宗的越人，与朝廷联手，在岭南创造了一个向朝廷负担“国民义务”、同时得到
中央承认的社会组织。
不管是中央朝廷用宗族扩大了国家，还是边陲借中原为自己开阔了广阔的政治经济空间，
他们共谋之处，就是宗族本身。因此以科大伟的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来说，岭南真正意义
成为“中国”，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因为华南宗族是宋元明之间的产物，绝对不是说秦始
皇派兵入侵过一次，“一个中国”就出现了那么儿戏。
多层而不是一个的中国
“中国”本土本身早就满目苍夷。经历过鲜卑化、契丹化、蒙古化、女真化，中原人一波
一波的逃到他们的澳洲，即大规模汉化的东南地区。笼统的南北猜忌，便是这样来的。今
日香港人谈保卫粤语，动辄追认古汉语的根源、谈“华夏正音”的优越姿态、民初有学者
贬斥普通话为金鞑虏语，皆可见“中国”形成过程中的无数断层。
两广素来有九反之地的“美名”。到了大清，三藩之乱、太平天国，每次都跟岭南有关。
辛亥之后，被逐出中央政坛的孙文，还是留落在广东谋求再起。
也正是由于历史上，华南融入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所以反映在大一统的官僚结构之中，华
南省籍的高官，寥寥可数。这是一种历史感的无意识反映，是否能够取信于中原，与“加
入中国”的时序形成正比；其他因素则包括是否有共同的建国经历等等。
广东尚且因为“中国性”稀缺而在政治局落得“零”的下场，则港澳地区就更不要说了。
对抗日本皇军，是国共两党的建国神话，但香港还是缺席的。香港那一场是太平洋战争的
一部份，主力是英军、澳洲兵、印度兵。所以特区官方不想人纪念“重光”，而是要大家
纪念“抗战”，那是具有深意的历史之争。
“汉人”在政治史上，其实是被征服者、被征税的，是一个帝国中的阶层，而多于种族事
实或文化认同。先加入的可以做统治别人的，而“被加入”的就只有征税和臣服的份。
新儒家以来，有不少香港人认为香港比中国更中国，但这只是历史断层的幻觉，香港的“
汉性”，正正说明了其“中国性”不足，在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中，她必然是被统治的那
一方。要征税的。
不要说香港不用征税，那些基建、洗钱机制、在国际组织中以“独立身份”投票为宗主国
护航、为宗主国中产和官商集团输入日用品、建了房屋单位给他们的资金避险，全部都是
香港在这个帝国中的用处。中国在美国收网的情况下，形格势禁，必定会有苛征杂税的事
，而香港很明显没有什么金身护罩。
这与民主与否没有关系，香港最初的民主运动自我想像成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份，看不到
帝国的运作原理。“齐鲁之地”有什么经济力量？但它就是帝国的头，是规则的订立者。
总之这个头，怎么也轮不到后来加入的担当。
中华意识 同时也是分裂意识
广西、青海、云南、新疆、西藏之类亦同理。当赋税和谣役越来越繁重，“一个中国”的
幻象就会退色，中国是很多层，由远到近；中国人也有很多种，有三六九等。九等的那一
层，离心也自然会大。因为中国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帝国，帝国是有Hierarchy的，
Hierarchy维持帝国，但也会成为劣等人想挣脱的原欲。
日本、越南、韩半岛，为什么都特别华化，而又特别反中，这是“中华文化”的痕迹；今
日的两广，还有瞧不起捞佬的，这也是几百年来殖民工程留下的。香港也向来是一批中华
意识特别重的遗民，但他们的后代却走向另一个方向，而这些都是其他蛮夷预演过的了。
鲁迅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
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中华秩序也是如此：远和近、高和低、亲和疏，总是只能
分出居高临下和卑贱臣服。帝国的秩序总是没有平等的，这便埋下了很多裂土分疆的纷争
。政治儒学的结构本身，便是分裂运动的资源。这是中华文明的特点，这个遗传病是远古
的，不可能克服。中华意识传播的时候，同时制造了自己裂解的起点。
中原人臣服过很多异族；吴三桂打开过山海关；八国联国的时候，很多北京百姓做了带路
党；还有带领英军的港岛村民阿群。他们都在某一个时候看到了解放的空隙，便神推鬼使
的裂解了中华。
虽然他们不知道，但这些现象都是一个文明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中华观”的内部，本
来就具足了自我超克和自毁的心理需求。中国史家葛兆光这样总结：
明清时期，日本、朝鲜和中国，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的过程，恰恰
很深刻地反映着所谓“东方”，也就是原本在华夏文化基础上东亚的认同的最终崩溃，这
种渐渐的互不相认，体现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
在香港或台湾的脉络，有很多人都会强调和发掘自身与中华相交结的历史，以“你也是中
华”来否定当地的独立运动。相对来说，独立运动之中也会生出否定中华性的论述倾向。
其实在这两条理路也有一叶障目的地方。事实上“中华”内生的自我矛盾，正是整个系统
逐渐趋向离散的动能。
日本、越南、韩国，以及一系列中华朝贡国相继独立，也正正是“中华式”意识形态扎根
之后的事。儒学和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思考的框架，越是兴盛，他们的分离意识最终就越强
。日本历史家冈田英弘认为日本的起源并不古老，并非神话所宣称的神武天皇，而是始自
公元7世纪左右李唐军队干预朝鲜半岛，意图称霸，又灭了与其亲善的百济，与大陆断绝
的岛民唯有“被迫独立建国”。
日本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也是为了解释政治现实而杜撰，也是“日本”第一次被创造
出来。“中华世界”的第一次独立运动，说穿了是中原(唐)走向帝国主义的反射结果。
脱离现实的大中华思想 是离散思潮的预演
日本脱离中华，并不是用“脱亚入欧”，而是在江户年代儒学者利用儒学的思想架构，将
日本高举为“华”，而视西边的大陆为“夷”。香港人的大中华心态，又吊诡地成为维持
一个特殊的香港身份的养份。就像日本的儒学最终被国学“覆颠地继承”；香港的大中华
意识，最终也会走向这样的转化。大中华意识并不能带给香港人真正的中国，也不能带给
他们真正的中国人身份，它造成的反而是香港人与“内地”的疏离。
因为中国人分三六九等，香港是在九反之地，而且被白人殖民主义沾污过，成份不良，又
欠缺共同的建国经历。香港人的大中华思想，只是吊诡地维持了表面的齐一，内里却是实
质的暗独。而明独的那一堆，实有不少是转化自暗独的思想资源。
所以要学历史还是不学历史，在当权者而言，不容易选择。很多头脑简单的权贵会说，分
离主义兴起是因为年轻人不读中国历史。这恐怕是对国学不够了解的想当然尔。“中华”
本身就内藏巨大的分离主义张力。
4.附注、心得、想法︰
那么
台湾的统派还要如此天真吗
统战价值没了
你会比岭南更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