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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中国梦，包含一个“内亚帝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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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更准
确地说，一切历史都是政治，毛泽东就是以批判历史学家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而开始文革的，对历史的“活学活用”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极权主义治下的中国，历
史书写和历史教育是官方的洗脑工具自不待言；在香港，听命于北京的特区政府试图推出
让强化香港人“中国人”认同的“国民教育”，遭致中学生及家长强烈反弹，乃至数万人
奋起包围政府总部；在台湾，马英九时代的“课纲微调”，反倒促使年轻一代台湾人站出
来反威权、反大一统并形成“天然独”理念。在广义的华人文化圈中，如何将作为“资治
通鉴”的历史转化为“因真理，得自由”的历史，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如果历史沦为考据学，就成为孩童玩积木，只能搭建一栋随时可以推倒的城堡；如果历史
提升为思想史，历史就会告诉你未来，就像见到丈母娘就知道你妻子老了的模样，而历史
也必然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评论人叙拉古论及冷战以降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列出汪晖、
刘小枫、刘仲敬等三名“执牛耳者”。
他认为，90年代，依凭西方左翼思想的生产的存量优势，无疑是无人能出汪晖左右。而到
了21世纪初，借助西方“政治哲学的兴起”，通过对“二施”（施密特和施特劳斯）的引
介，使得刘小枫独领风骚。但让人遗憾的是，二者都是以自由主义敌人的面目出现。“直
到2014年，作为‘新右翼’的刘仲敬横空出世，凭借著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超凡的叙
述美学，以及理论驾驭能力，在知识论舆中横扫千军，无可匹敌。”他认为，过往的学术
争论，自由派因为话语限制，有所顾忌，而左翼则有“政治正确”保护，更加从容不迫，
甚至掐住自由派的七寸，让自由派吃上“哑巴亏”。不过，现在自由派里诞生了一个不世
出的刘仲敬，在思想市场上一举扭转了自由派弱势的局面。
叙拉古对中国当代思想界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汪晖和刘小枫因为“食洋不化”而导致表
达方式相当晦涩，其影响力局限于相对狭小的学术圈子内，主要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而自由派早已占据网络论坛和若干具有部分市场化特征的媒体（如屡遭整肃而特质依旧
的“南方报系”），虽然广义的自由派的领军人物刘晓波、刘军宁、秦晖等人的言论长期
受限，但他们的思想观念经过一批尚在安全线之内的媒体人和公知的阐发，在更大范围之
内传播。
不过，刘仲敬的出现确实造成了“新左派”和“新儒家”的危机，刘仲敬的意义在于对中
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拨乱反正”，刘仲敬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我们学的历史不是历史
，而是神话。有趣的是，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香港书展中提到，香港年轻人应多读历
史书，例如《三国演义》。对此，立即有历史老师指出，《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
认为“一哥”贻笑大方。其实，何止是香港警队“一哥”，大部分华人不都是历史与小说
不分、历史与神话不分吗？下一次，政客和高官或许会教训中小学生说，多读《西游记》
才能熟悉中国历史。
我在读刘仲敬的《中国洼地：一部内亚主导东亚的简史》一书时，不由自主地想起一部得
过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危机倒数》。刘仲敬如同电影中那个艺高人胆大的拆弹专家，有
条不紊地做这件千钧一发的工作，他拆解的不是炸弹，而是作为“精神鸦片”的中国历史
和中国叙事。在这里，“中国洼地”是一种隐喻，它指的不是中国所处在欧亚大陆东端上
的地理低地，而是指和内亚相比，中国在政治秩序和文明上一直是被输入区域，是技术、
文明和秩序的洼地。中国只能向朝鲜、日本输出，而无法向西方输出，这本身就说明了中
国作为洼地的性质。中国的文明，在时间上和成就上都不值一提。普通爱国者、“新左派
”和“新儒家”们，看到这样的论述，要么心如刀绞，要么怒火中烧。
清帝国不是中国，是内亚帝国
刘仲敬的著作汗牛充栋，《中国洼地》一书可“以管窥豹”，让读者了解其基本思路。刘
仲敬认为，华夏诸国所在的东亚大陆，一开始是没有能力产生强大秩序的，其文明开端就
被来自内亚的政治秩序所主导。而这一幕场景，在后面的千年中一次一次上演。
一部东亚大陆的古代史，几乎等同于内亚主导东亚的历史。比如，秦国和赵国的军国主义
，是内亚先进军事技术输入使然（胡服骑射）。北魏隋唐，本质上是来自内亚的鲜卑国家
主导东亚大陆而建立的朝代。即便是最有中国属性的宋代，也是建立在晚唐五代内亚武士
的残余秩序之上。元帝国和清帝国不用说，则是覆蓋了东亚和内亚的大型超级帝国。
大清不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皇帝对中国的书法和诗歌的热爱，正如欧洲人对中
国的茶叶和丝绸的热爱，并不表示他们向“更高的文明”臣服。刘仲敬认为，大清国是内
亚部落的一个“政治代理人”，它不是中国。有一些显而易见的证据可以证明此一结论：
大清的主要语言，包括签署《尼布楚条约》的官方语言，是满语而不是汉语。明朝的18省
被拘束在礼部所辖的这个狭小范围内。有清一代大部分外交活动是通过理藩院用满语进行
的。满洲朝廷跟朝鲜、跟中亚各部落、跟俄罗斯人进行各方面的交涉，并不受儒家那一套
礼法的约束。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才为大清帝国赢得了它最后的辉煌。
这一观点并非刘仲敬首创，美国“新清史”学派早有系统性论述。正如“新清史”代表人
物之一、美国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Rawski）所说，清帝国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它有
能力对帝国内亚边疆对主要非汉民族采取富有弹性的特殊文化政策。“他们是多民族国家
的统治者，这决定了他们必须支持和促进臣民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并在帝国境内怀柔和笼
络不同的族群……清的统治者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分别开来，依靠一套让各个不同的族群
互相监督的政策来进行统治。”对于汉人来说，清朝统治者是皇帝；对于蒙古人来说，则
是可汗；对于图博人来说，则是无上的施主或干脆就是菩萨的化身。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此前作为大明帝国藩属国的朝鲜，在政治不得不接受清帝国成为东亚
大陆新主人的现实，却拒绝在文化上接受清朝是儒家中国的继承人。学者吴政纬在《从汉
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一书中，通过梳理朝鲜使者书写的《燕行记》，勾
勒了朝鲜人以坚持“大明衣冠”来彰显自己是“小中华”的心态。相对于必须听从满人的
号令“易服色”、“留发不留头”的汉人而言，朝鲜读书人对自己有权利穿着“大明衣冠
”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衣着打扮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同时也承载一套文化。
朝鲜贡使在没有中国的地方寻找中国，他们发现在北京的戏曲舞台上，演员被允许穿着前
朝服装，李德懋感叹说：“礼失而求诸野，汉官威仪尽在戏子，若有王者起，必取法于此
，可悲矣。”朝鲜抱残守缺，以为汉族的儒家文化才是高等文明，结果自己退化为东北亚
任人宰割的羔羊，近代以来的命运极其悲惨，南北韩分别从美国和苏俄引入新秩序，至今
仍未得到基本的稳定。
中华民国为何无法继承清帝国的遗产？
刘仲敬说：“清帝国覆亡的原因不是腐败，而是它失去内亚，必须反过来从西方输入技术
，所以它本身的存在价值就没有多少了——就像大唐在安史之乱以后，它的存在价值已经
没有多少了那样。”若以此来看清末的历史，清帝国灭亡的转折性事件，不是辛亥革命，
也不是庚子拳乱或甲午战争，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惨败于英法联军
，就意味着清帝国赖以维系的内亚文明被西方近代文明击垮，从此才有汉族士大夫趁机崛
起，取得与满人“同治”的地位。
晚清第一代汉族士大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不仅仅是“中兴名臣”，
他们比满族统治者更早地发现此一个真相：必须向西方学习新的技术。这是他们成功的秘
诀。虽然他们坚持“中体西用”，但“中体”是虚无缥缈的圣贤书，只有“西用”才是看
得见、摸得着的船坚炮利。而到了晚清第二代汉族士大夫康有为，他企图扮演儒家传统中
的马丁・路德，用西方基督教模式改革儒家文化，甚至用纳粹式的种族主义观念改良中国
人种，却因为过于激进而被放逐。
比康有为更激进的是革命党人，他们也都是南方士大夫，用刘仲敬的说法就是：“南方士
大夫准备根据西方殖民主义，引进的新技术重新发明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用这个中华民
族的概念顶替辽金元清以来的内亚世界帝国的概念，把这个新发明安置在东亚世界残余上
，借用西方的力量驱逐满蒙内亚的势力，然后再反过来把西方驱逐出去，建立新体系。”
他们促成了辛亥革命，却未能建构一个稳定的民族国家。
这群江东士大夫中最杰出的人物是梁启超与章太炎，前者发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
概念，后者发明“中华民国”的新国号。梁启超和章太炎在改良革命、君主立宪还是民主
共和等问题上，是针锋相对的论敌——《新民丛报》和《民报》为此打了多年笔仗。但他
们有更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从日本贩卖“二手”的、且他们本人一知半解的西方文明，
他们都未能进入西方文明之内核——即宗教改革以来的基督新教文明。
另一方面，他们晚年都极端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两党背后的苏俄，他们靠直觉知道苏
俄模式将把中国带入血雨腥风之中。1927年，国民党颠覆北京政府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
，章太炎这位中华民国的命名者宣布中华民国已经灭亡，自己是中华民国之遗民；而梁启
超更是在国民党的全盛时期看到了共产党必将取而代之、中国将万劫不复的未来。不过，
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找不到更好的反共武器，他们的反共武器是早已衰朽不堪的国学，所以
他们注定了会失败。
刘仲敬认为，中华民国只是“临时性维持现状的状态”——在列强的压力之下，中华民国
以一种非常类似神圣罗马帝国的方式，继承了大清在条约体系中的位置。神圣罗马帝国既
不神圣，亦非罗马，更不是帝国；那麽，中华民国也既非“中华”，更不是“民国”——
其英文译名中的“共和国”一词，如同强迫梅兰芳扮演鲁智深一般不伦不类。
孙文和袁世凯都未能读懂状元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
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之深意，刘仲敬的解读是：中华民国“必须把自己的内部结构
改造成条约体系能够允许的联邦或邦联形式。”然而，中国并不具备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利
坚民族那样的民情、民风、民俗，联邦或邦联的共和制无法生根发芽，如刘仲敬所说，“
南方的士大夫无论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制造神话的本领多么高明，凭他们自己的资源和力
量，无法完成建构现代国家的使命。真正能够建构现代国家的组织力量，仍然要依靠从苏
联输入的列宁主义政党。”
习近平为何强推“一带一路”？
中国有几亿贫困人口，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不要说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甚至得了重病
只能等死，无数的老弱病残得不到起码的照顾。日前，在富庶的南方城市，一位孩子生病
没有钱医治的中国母亲，在闹市区脱光衣服呼喊，宁愿自己下地狱，也要救救孩子。这位
年轻母亲剥光了自己，更剥光了中国“太平盛世”、“万国来朝”之假象。
然而，习近平依然是每次外出访问都要“大撒币”（“撒币”是北京骂人的粗话“傻逼”
的谐音）。在习近平出访到非洲“大撒币”的消息传来之际，有网民在不受中共控制的社
交媒体推特上发出讽刺：“这个大撒币正扛着数千亿钱袋子不换肩地在非洲大地上狂奔！
”这位网民所说的“不换肩”是指习近平曾自豪地说，当年他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的时候
，可以扛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习近平这种看似自吹的说法早已成为普遍的笑料
。
美国之音报导说，习近平的“大撒币”做法被许多人认为是愚蠢。但也有分析家认为，将
习近平视为愚蠢是低估了习近平，习近平“大撒币”一点也不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精明的
财富转移战略，目的是把原本属于全体纳税人的钱转移到自家人和红二代的腰包里。有观
察家指出：“中共援助，一般都不是现金，而是项目，钱直接打给太子党开办的跨国公司
账户。他们会留下大部分，然后再把工程转包出去。所以援外其实是洗钱。”
若单单从洗钱这个层面来理解习近平的“大撒币”和“一带一路”的外交战略，仍不足以
理解习近平的深谋远虑。习近平强推“一带一路”，是想赢回对内亚的控制乃至宰制大权
。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的“印太战略”恢复了美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绝对优
势，让中国无法冲出第一岛链。那麽，既然内亚的草原和沙漠是另一种“大海”，习近平
就企图另起炉灶。刘仲敬说，只要是全球资本流过的地方，你的生命就比较贵，你的秩序
就维持得比较好。习近平不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统治的东亚大陆被这条资本流动线遗弃
，他要自行创建一条横贯整个亚洲大陆的资本流动线，以之突破美日欧联盟对财富和技术
的垄断。
习近平的中国梦，包含了一个内亚帝国梦。香港评论人卢斯达指出：“他们藏身于主权国
家的格局中，但内心藏着一个天下帝国的观念。中国官场和学界近年已经将‘复兴’帝国
讲到出口。所谓复兴就是打破民族主权国家自己管自己、国家之间理论上平等的格局，重
建朝贡式的外交关系，回到中国拥有大量势力范围、成为别人宗主国的那个古代想像。”
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梦、亚投行、一带一路、南海陈兵、四处收买和偷技术，在亚、非
、拉的势力扩张，都是要复兴这理念中的天下帝国，等于伊斯兰文化中的哈里发国。西亚
的伊斯兰国和东亚的习近平中国，就是在两片洼地上盛开的罂粟。
然而，即便是内亚那些最穷困的、带有“斯坦”后缀的国家，也不愿接受中国的天下秩序
。他们曾经在苏俄主导的斯拉夫秩序中饱受歧视和羞辱，好不容易自由和独立了，又怎么
会愿意接受从苏联拷贝而来的更劣质的中国秩序呢？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就是洼地一
夜之间变成高峰的海市蜃楼。洼地假装成高峰，其跌落过程，连悲剧都算不上，只能算一
场闹剧。
4.附注、心得、想法︰
第一次是悲剧
第二次是闹剧
下一次的闹剧即将是伊斯兰的东亚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