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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扬善隐恶”的政治经济批判／早见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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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善行要受鼓励，且得到合理的回报；恶行须受惩罚，才能遏止对行恶的模仿。不
过这么合逻辑的假言令式，是以小国寡民鸡犬声相闻的无菌社会为前提的“格言”，一旦
“定义真理”的机关（或集团）所认为的善行，与“寡民们”藉以利基的真理不同时，“
扬善”往往成了藉以掩饰“结构性恶行”的特例。
再者，人除了是政治性的动物外，也是历史性的产物，善行与恶果的利益线会在特定历史
脉络中，产生“公共性的模糊”。如近日（0716~0720）屏东市公勇路拓宽拆迁争执事件
，媒体以“为争取一票30元的补助款，才去选议员”为标题引导社会关注蒋姓议员“靠一
票30元的选举补助款，替当地一家基督教慈善机构筹钱”的辛酸故事。各大媒体将事件整
体去脉络化、转而聚焦在蒋议员将其薪资所得都奉献给慈善机构，7万薪资只取4千自用，
虽身为议员却靠上街卖艺、个人薪资、与补助款替慈善机构募款──蒋议员善行，固然足
以赞为清流，但若这一切成为受鼓励的美德，那实在堪为“中华民国”社会福利之奇观！
企图将社会福利分配正义委由个人能力、或个人善行予以解决，这全然是前现代式、毫无
公共政策观念的思维。现代政府体制的合理性、与国民国家（Nation-State）合法性之确
立，要项之一就是“公共扶助的论理”，社会济助与劳动权、最低基本收入并其义务本身
就是公共扶助论理的一环。现代政府对贫穷的解决本来不再是依个人或宗教慈善单位的善
行──不透明与无法监管使许多慈善单位弊端丛生──因此现代福利型国家的公共扶助皆
由公部门形成公共政策，依地方差异进行不同方式的社福资源调控或分配，缓减贫穷对国
力的伤害。若以议员的身分与职务，都无法运用制度性工具，对亟需济助的弱势团体导入
社福资源，反而继续以单独“个人”的勤劳企图解决“体制性”的矛盾，这不仅是徒劳，
且恰好反映了“不正常国家”、“Stateless（无体制状态）”或“殖民式体制”的环境
下才有的“结构性的悲剧”。
然而最古怪的奇观竟是本岛媒体，联手带风向，将发展问题与公共扶助混淆换题，包装成
一桩“政坛清流”的故事，甚至连“中华民国”警大的叶教授都“一反常态”公开嘉许袭
警者为“台湾尾的自由女神”──再说一次，蒋议员义举令人动容，但值得所有“蓝赤”
媒、与深蓝官员叫好肯定的“脉络”，讲穿了却只是想借此故事，凸显“民进党”的执政
阴影。
无辜的蒋议员不仅拥有无党无派、无黑帮背景、甚至也扯不上族群或政治身分认同争议，
一个素朴到无法引介制度性工具，为慈善机构导入社福资源的议员，如此无害人兽的政治
奇葩，既不能对结构或制度产生动摇，对资源分配的争夺也缺乏奥援的背景，这样的人物
最能博得旧日威权崇拜者的青睐──只要多做好事、做个好国民，就会有好报──而不像
另帮，三天两头就朝着“中华民国”这个殖民体制泼漆清算的政治从业者。善造风向的蓝
媒，当然不会错过这种打击“改革分子”的新闻点，一夜间，议员翻身成为自由女神。再
强调一次，蒋议员热肠懿行该受嘉许；不过“新闻业”的使命绝不该为了前景化人物，而
将背景柔焦。
试问近日以来的造神媒体有无深究过，是什么缘故、什么构造、什么制度，使助人的慈善
机构穷到要创会理事长“靠一票30元的选举补助款，替慈善机构筹钱”，这百分百是中央
的“社福政策”在总体预算与地方分配上有严重瑕疵。然而，新闻业者与部分政治从业者
，不追究这种根本问题指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反而鼓励“无力的穷人”捐款，靠自身的勤
奋努力为贫穷的教会善机关筹钱？原来媒体造神的积极目的，不是在褒扬义举，而是在掩
饰“恶果”的结构性原因。
“中华民国”地方政府之社福预算主要编列在地方政府的“社福基金”属“非营业循环基
金”的一种。地方政府的“社福基金”依1965年“台湾省社会福利基金设置及管理运用办
法”设置，财源来自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所征收的地价税及土地增值税收入，按一定比率提
拨到设置专户，用以办理各项社会福利事业。不过1982 年为改善地方财政而取消“比率
提拨制”，改由县市政府编列年度预算支应。简言之，地方政府之“社会福利基金”形式
上还是“非营业循环基金”，但实际上却需由“普通基金”每年编列预算加以支应。如果
在偏乡、或低发展地区，土地增值税本来就非常有限，加以人口老化与都市非基本比偏低
（甚至负成长），这导致社福资源长期贫乏，若不由中央直接干预调控，根本无法由个人
募款解决。但中央所负担社福预算，事实上也相当庞大，检视中央所负担的社福对象包含
以下11大项，就可发现问题所在：
1.全民健保；2.老人经济安全（依身分又以公教保养老给付、军公教人员退抚基金、军保
退伍给付 荣民就养给与所占最高）；3.身心障碍补助、4.儿少各种福利（托育、若是经
济补助、医疗）；5.青年（就业、社会参与、住宅、教育）；6.荣民（经济补助包含荣民
就养给与、荣眷遇生活困境者、荣民〖遗〗死亡、失踪、重伤或房屋受损等、荣民赴
中国探亲途中急难救助金、荣民赴中国探亲途中死亡者、残障者、重病或伤害、荣民住院
伙食费补助、公费安养荣民、荣民到保险医事机构就医者…)；7.妇女（特殊境遇、女性
就业保障）；8.劳工（劳保、失业协助、就业促进、职训、职灾）；9.原民（教育、儿童
、就业、住宅、经济补助）；10.外籍配偶家庭（福利服务）；11.低收（经济补助、医疗
补助、急难与灾害救助）。
以上是社会福利的对象，尽管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的款项不同，但当偏乡或低度发展地区
已无力承担地方社福的支出时，难道不该由中央介入整体的调控吗？事实上如果据2015年
中央政府总预算看，其中“退休抚卹支出”（这是属于上列社会福利的第二对象），金额
高达1416 亿元，同年地方政府总预算汇编的“退休抚卹支出”为 817亿元预算。此外，
台湾银行及政府各单位还会编列一笔合计要 800多亿元“优惠存款利息补贴”，这三笔加
总超过 3000亿元的预算。是的，这就是目前沸沸扬扬的年金改革议题！赫然发现，为何
连警大教授都要对蒋议员如此褒扬，因为以蒋议员的勤勉战力，幸好没发现应要对那些“
反年改”的政党与团体，发出怒吼，并从地方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项目中找到“不公的分
配项”，进而在县府议会中提出改革与紧急导引救助的方案──这才是身为议员能做与该
做的，而不是孤单的在街头拉小提琴，或靠一票30元的补助款、一个月6万元的奉献为基
督教慈善机构里嗷嗷待哺的苦命人筹钱。
在一个“Stateless（无体制状态）”或“殖民式体制”的环境，公器最常被用在鼓励“
穷人”行善、向善──目的在于减低穷人对统治正当性、或经济成果分配合理性的质疑，
你行善，努力向善，总有一天就会变得像那些“殖民体制”所委任的代理统治菁英一样出
息──然而，勤勉的善行其实是以无效的方式，例如以志工，让“穷人团体”分层管理“
穷人们”。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福利分配经常是透过“公部门”的干预，对“因善而穷
”与“不仁而富”之间的矛盾予以重新调整分配，但在殖民体制中，则反而以“扬善”来
掩蔽“不仁而富”的机制。
2016年社会保险年金提拨负担，中央与地方合计为3108亿元，其中中央占55%，地方占45%
，当中军公教退休旧制（恩给制）每年编列1644亿元，简言之，军公教退抚支出所占福利
支出相当突出。而问题不就是一直发生在这个环节，依身分而产生的差别待遇，最终使“
经济成果”落入为殖民体制服务而有余裕之家，需救助的人们只能沐浴在靠自己努力行善
，累积善果，摆脱贫穷的屁理屈意识形态中。
4.附注、心得、想法︰
转型正义，全民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