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自由时报》报导：
“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昨日举办《见证二二八》新书发表会，包括民进党前主席姚嘉文
及多位受难者家属与会。”
新书邀人权摄影家潘小侠、白色恐怖受难者杨碧川、人权及文史工作者陈铭城参与，总计
采访拍摄二二八位受难者或遗族，受难族群包含原住民、闽南、客家、外省四大族群，事
件发生地点遍及台湾全岛。
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陈士魁，本身也是二二八受难者家属，他的伯父陈成岳在事
件中被枪决。据陈成岳的媳妇陈赖丽卿在书中受访指出，陈成岳出身罗东医生世家，战后
曾任台北县参议员，二二八时担任罗东地区治安委员会主委，维持地方治安，营救并安置
四十多名外省人，两个月后却被警察抓走，四月二十九日晚间被抓到旧兰阳桥上枪决，滚
落桥下后，还被枪尖刺到死。
其实早在阿扁还在位时，国民党就在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中常会里，由党主席马英
九定调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但这种无稽的推论随即引发争论。纪念基金会董事长
陈士魁二十一日时，他的伯父陈成岳当年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医生，根本没有“反”却被
杀害，他曾向马英九总统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的说法，他无法接受。
陈士魁还表示，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张安满去年就曾表达，不能接受国民党定调的“官逼民
反”说，而张安满的心情他能理解。
事实也就是如此，很多受难者当时根本没反，也不敢反，纯粹就只是在国军清乡时无辜被
杀。去年中枢纪念仪式到花莲举行时，陈士魁说他曾向马总统当面表达，而他也相信马总
统听得懂他的解释。
正如好友蔡其达说的：“可以理解受难家属不愿揹负‘官逼民反’的心理；但以顺民姿态
求平反，只会称了统治者的心愿。不论二二八、白色恐怖，若永远只有受害者而无加害人
，那么转型正义就只会空转，民主、人权的根基永远不踏实。”
当然，从历史来看，二二八的来龙去脉，实在不可能用有限的几千字解释清楚。我只好借
用胡忠信大哥的破题法：“先讲结论，二二八就是屠杀，反不反都要杀”。
二二八发生在二战结束后一年多，老蒋刚从日本手上取得对台统治权，但这时两岸之间的
发展已天差地别。不要提什么法治、经济、教育，就拿最基本的卫生来说吧！老蒋这么一
个野蛮的军阀，要统治一个相对文明的地区，悲剧就已揭开了序幕。
一八九六年马关条约签定后，日军入台面对了各地的抗日民兵，结果战死的只有一百六十
四人，但却病死了四千六百四十二人，病死是战死的四十倍。也就是说，病菌的战力是全
台义民的四十倍。
台湾恶劣的卫生环境与疫病的流行，逼得日本政府一度考虑让中国赎回台湾。讽刺的是台
湾的蚊蝇，竟然比反抗军更能让日军惧怕。当时日军的《征台卫生汇报》中如此描述：
“市街不洁，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处溢流，被乱跑的猪只扫食。又犬、鸡、猪和人杂居，
其粪便臭气充满屋内…”
日本治台之初，致力于卫生医疗的改善。从广建医卫设施到普及教育，并禁止妨碍卫生的
民俗。更透过强制的“港口检疫”，将台湾与外来病源（主要来自中国）隔离开来。终于
有效地防治鼠疫、天花、霍乱、疟疾、白喉、伤寒、猩红热等疫病。
但是战后老蒋一“光复”台湾，政治经济倒退也就罢了，士兵上街搭车、看戏、买东西都
不付钱也罢了，连绝迹多年的天花、鼠疫、霍乱等瘟疫也都“光复”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就在二二八事变爆发前一天，台湾的《民报》社论就这样说：
“我们台湾在日本统治下，虽然剥削无所不至，但是关于瘟疫和饥荒却已经渐渐变作不是
天命了。可是光复以来，这个‘天命’却也跟着光复起来。天花霍乱鼠疫却自祖国搬到。
”
老蒋派来的接收部队与官员，在经过残酷的日军统治后的台湾人眼中，简直是一支乞丐兼
强盗的团体。
品德的低落已让人无法忍受，个人卫生习惯更是让人无法恭维。随地吐痰、大小便，让瘟
疫一发不可收拾。连台湾省政府公营的《台湾新生报》，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社论都坦
承：
“我们向来自认台湾是个卫生乐土，而之所以能确保这卫生台湾荣名的原因，全在卫生思
想普及，防疫设施完备这两点。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不容讳言，是日本殖民统治功罪史里
一个不能消灭的事实。”
从老蒋个人的昏庸自私，到两岸发展上的落差，会出现二二八事件，绝非历史的偶然，而
是现实的必然。
因此大家可以发现，二二八事件一等国军登陆，只要日治时代曾在中国生活过的台湾人，
无论左右，都是先逃再说。然而大多没有中国经验的台湾知识分子，以为祖国的军队总不
至于比异族的还残暴吧？结果国军一登陆后，立刻针对全岛知识分子作了大屠杀，受害的
名人包括：
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也是台大文学院代理院长林茂生、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归来的
台湾金融家陈炘、省参议员王添灯、制宪国大代表林连宗、高等法院推事吴鸿麒、曾任新
竹地检处检察官的建中教员王育霖、台北律师公会会长李瑞汉及其律师胞弟李瑞峰、医学
博士施江南、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日文版编辑吴金炼、专卖局烟草课长
林旭屏、淡水中学校长陈能通、台北市参议员黄朝生、徐春卿、李仁贵、陈屋、基隆市参
议会议长杨元丁、省立宜兰医院院长郭章垣、制宪国大代表，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张七郎及
其两名医师儿子张宗仁、张果仁、著名画家陈澄波、嘉义市参议员潘木枝、卢炳钦、三青
团嘉义分团主任陈复志、台南县商会理事长暨县参议员黄妈典、台南市著名律师汤德章、
冈山教会牧师萧朝金、屏东市参议会副议长叶秋木等。
这些台湾各地的社会菁英，绝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动，但却无故遇害，国军既是前来“平乱
”的，为何却连没有“乱”的人也要“平”？显然他们不是被误杀的，因为不可能在几乎
相同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社会菁英人士会如此“巧合”被误杀，那是老蒋安排下有计划的
谋杀。
经过这场知识分子大屠杀（当然有更多平民百姓，还有些外省人也跟着陪葬），台湾人从
政的机会更少了。当然，对拥有无限权力当权者来说，屠杀就只是要立威，反不反都要杀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