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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中国的“对照组”，台湾必须走出自己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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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的中华文化是个典型的大河黄土文明。这样的文明，是建立在发展较为早熟的儒家
思想、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体系以及完善的科举官僚制度中，并得以运作千年。换言之，
这是个黄色的保守文明，对于面对中国以外的海洋天地不仅缺乏冒险的兴致，也欠缺国际
贸易动机，对世界的理解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认知基础上。所谓的“天下”，就是以自己
为中心所建构的一套向外扩散的“朝贡国”体制，借由经济、文化与军事力量的优势地位
，换取周边国家的臣服。这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民族国家为主的国际体系或是殖民主义的
现代化发展内涵有着巨大差异。
虽然大陆文明整体欠缺海洋文化的元素，但是自元朝以来中国无形之间已经不自觉进入全
球化的轨迹。有别于汉朝以来陆上丝路扮演的艰辛角色，泉州港的崛起也让中西文化在南
海、麻六甲、印度洋这片领域得以进行，不仅让闽粤居民成为当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滥觞，
更让台湾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产生了实际的连结，这可在郑氏父子所经营的海上贸易得到最
佳的解释。荷兰人口中的“国姓爷”除了让台湾与中国有了更绵密的经济文化互动外，也
建立起实质意义上的政治关系
然而，传统大陆政权面对海洋时仍然欠缺宏观的视野与战略，这可从清朝颁布的禁海令、
闭关自守看出这样的心态。直到鸦片战争的战败终于打破了传统大陆文明在政治上被动的
态度，虽然打开这个门户的是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全球
化所累积而来的船坚炮利与商业文明的果实，但海洋文明走进中国时已经融入“现代性”
的新意义，这在台湾的近代史上更能找到这样的轨迹。
不同政权灌注的基因，形成台湾多元的内涵
清朝在甲午年间的战败，也使得台湾不仅沦为帝国主义下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
也与大陆文明处于断裂状态。即便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却仍保有与大陆文明之间的社
会文化连结，这是日治时期皇民化也很难铲除的基础。此外，为海洋以及大陆文化的交会
地带，台湾一直有其特殊的移民性格与冒险元素，这也历任主政者的视野与擘画不无关系
。
郑成功想将台湾经营成为亚太贸易的枢纽，以利其反清复明的事业，若不是他英年早逝，
否则远征吕宋的既有行动，也将改变菲律宾的近代史。刘铭传想将台湾建设成为自强运动
（或称洋务运动）的模范省，让台湾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典范。日本人想把台
湾建设成为落实其南进政策的军事基地与农业生产殖民地，因此不仅为台湾完成交通基础
建设与水利灌溉工程，并建立了工业化的基本模式。蒋氏父子一直把台湾当作是“复兴基
地”与“自由灯塔”，纵使在过客心理下，国民党在国家统合主义以及技术官僚的主导下
，创造了台湾两次经济起飞的成绩单，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经济的成长与与半自主的
社会体系，使得中产阶级开始萌芽，遂构成台湾日后民主化的“初始条件”。
这些客观历史事实，使得台湾对照于彼时的大陆政权有其丰富特色与进步的面貌。在现代
化的过程中，台湾始终得以在大中华圈中维持“传统”与“创新”的平衡，再加上不同阶
段所注入的新观念与政治实验，使的台湾拥有与中国政权不同的经济发展、政治转型、社
会多元化的内涵。
九二共识、宪政体制，其实都是在宣示主权
深刻来看，在东亚的区域政治与两岸关系中，台湾的重要性除了位居第一岛链的关键地缘
政治位置，更有作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发展型政府”或“东亚模式”的典范，并在经济
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伴随政治民主化的内容。这些制度的转型不仅与1949年成立的“新中
国”截然不同，更酝酿了自身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在中国崛起的当下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
比。
更深入剖析，台湾民主化以来，早就从威权时期的国家统合主义模式升华为自由多元主义
模型。其政经资源分配的内涵为“由下而上”，由于对国家与统治者的高度不信任，经济
生产与市民社会往往自主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政党与社会团体之间彼此竞争却又有能力
与国家分庭抗礼，这也是近年来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进入转型正义与公民社会的时代脉络
。
宪政主义与公民社会的内涵落实在两岸关系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趋势，陈水扁执政时期的“
主权、民主、对等、和平”与马英九就职演说所强调的“中华民国宪法下维持两岸关系现
状”都体现了主权在民的精神。蔡英文所强调“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实质意义，其论述
的含括层面自然超越九二共识的说法。不仅将两岸关系其纳入宪政法治的规范内容中，无
形间也稀释了“九二共识”不可替代的神话：政党之间的政治默契岂能凌驾宪法与国民主
权正当性之上。
很多台湾有的东西中国都没有——这里说的不只是直选
对于习近平而言，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客观事实，除了西方现代化发展路径，中国模式或是
中国梦足以成为其他后辈发展国家学习的典范，这也意味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已经可以摆脱“普遍下的特殊”的从属关系，身置可以一跃为“特殊下的普遍”的主导
地位。这是习近平使用“新时代”的关键所在。
就历史发展阶段来说，新时代是承接“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空轴线，特
别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与204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的“两个一百”的三十年的期程，习近
平基本上要完成“小康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两阶段走的的战略目标，因
此“新时代”更具备时间的现实感与延展性。
北京的思维很简单，这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反噬，更是与台湾竞争现代性的话语诠释权；
两岸不仅存有制度之别，更是话语权之争。在北京眼中，一个着重强人政治的威权保守政
治体制、经济增长甚于社会合理分配、着重规范性价值与社会控制、强调国族主义的情感
动员并以其为中心的“新朝贡体制”的国际体系，这种“由上而下”或是“强国家弱社会
”的秩序，才是符合中国国情与未来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这与台湾所强调宪政主义下的有
限政府、强化人权的保障、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分配的冲突、注重多元开放的价值文化、
重建公民国族主义截然不同。
直白说，北京正在重新强化“传统中国中心”的象征，主要的手段就是经济实力以及族主
义的动员，要营造中国时代的普遍性，唯一最大的挑战与对照组就是台湾的历史、制度与
价值的客观与事实存在。因为台湾在近代历史上的现代化过程、对于中华文化的延续再现
的努力、多元开放的社会价值以及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共产中国始终“缺席”或是“残缺”
的，台湾理当务实智慧运用自身的软实力，走出“中国中心”的桎梏并建立自身的高度。
4.附注、心得、想法︰
没有中国的世界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