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山七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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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台北城中长大的中国来台第二、三代，普世思想的左派对他们来说是一项救赎，想认同
中国有群众压力不能说，但因为成长背景要他们认同台湾又做不到，于是就变成了嘴上讲著
进步价值，但是实则是中华民族主义的一种变型(左派儒教徒)，他们混乱的认同边界，会倾
向柯文哲这种人物。
很多人搞不懂柯文哲，做为一个亚斯柏格患者，他是欠缺同理心的(不是说欠缺同理心就是
不好的喔)，道德同理心、民族主义激情都离他很远，他的行为都是效益论的。
民族主义者基本上都是道德同理心很强的人，容易被情绪支配，难以分析赛局。但柯文哲不
同，他讲预算，讲效益，其他的他学不来也没知觉，就如同效益论(功利主义)大师边沁一样
。
不谈民族主义的右派(古典自由主义)政治人物，都有这种心理素质，内部系统化倾向高，外
部同理心低。柯文哲的行为模式想法没有变过，就是针对遭遇的环境积极处理。当初上任，
柯文哲以为可以大鸣大放，但北市公务员以行政程序刁难给他下马威，他察觉了以后，把他
在台大带人那套用进去对付官僚的手段，就达成默契妥协了。
他很多公开对话是讲给市政府听的，“重点就是我其实没那么独(民族主义)，不会清算你们
可以安心”。拼连任不跟公务员团队达成妥协，光是行政刁难就无法推动政绩。
他谈两岸一家亲也是如此，这不是认同中国统治也不是俯首称臣，而是效益的损益评估。面
对中国这样谈的损益评估最小，柯文哲就这样应付中国。
至于独派说柯文哲没理念骗选票，但是台湾民族主义在中国城怎么换成选票？
效益论者在民族主义者眼里就是扭来扭去的，所以台独派当然会很生气。不过台北城的市民
倒不是因效益论挺柯，很多台北城中长大的中国来台第二、三代，普世思想的左派对他们来
说是一项救赎，想认同中国有群众压力不能说，但因为成长背景要他们认同台湾又做不到，
于是就变成了嘴上讲著进步价值，但是实则是中华民族主义的一种变型(左派儒教徒)，他们
混乱的认同边界，会倾向柯文哲这种人物。他们实际上就是那群在台北的不谈台湾民族主义
，自认为进步圈的泛左派舆论圈，在台北城内支撑柯文哲，而且对台湾其他的地区一样造成
影响。
在台北，蔡英文，李登辉(国民党时期)，柯文哲之类的效益论者，绝对比民族界限清晰的赖
清德等人受欢迎，本土人物对于天龙国人是受统治阶层，他们挺不下去。但是左派的进步价
值(跟儒的仁义礼智信很像)的很合他们胃口，而柯喊进步价值喊得这么自然，自然就吸收了
大量死忠铁杆柯粉。
柯文哲的行政效率很高，但柯文哲手下的公务员很累，但是公务员勤务变多了一定有怨气，
看得出来柯文哲的作法是避免用道德压力去逼迫公务人员就范。以前陈水扁市长作行政改革
也用过道德压力，就是一直强调以前公务员过太爽，先踩住道德高度，效果很好，可是后来
一失势就被反扑。
马基亚维利式的作法，是效益论者的表现型，这就是柯文哲的特质，他也确实是这样作的。
在这个台北市长选举的赛局，掌握了公务员+进步圈(他们自称)就接近过半了，民进党也不
想躺这场混水的。最终无论是有多少人出来选，柯文哲都稳操胜算，所谓的独派不怯战，都
只是把资源投进水里，对于整体局势影响是极为有限的。
原作者注：打着左派进步大旗的那些意见领袖在我看来，论点跟长年接受儒教文化薰陶的历
代大儒没啥两样，大多诉诸公平、正义、与儒教传统道德是一样的，笔者很难称他们为进步
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