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评论
台湾“金融帮”乱象：少数菁英垄断的政权，是失败国家的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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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不同于政党派系或地方派系可能是因为人情或关系而结合，这种隐藏政府单位内的“帮派
”则是类似的出身背景。但转任业界后却并未有相符的专业能力，反而把公股银行当成仕
途的终点或禁脔。
文：许乔琪
前一阵子因为兆丰案、一银盗领案等热门议题而浮上台面的“金融帮”，到底是如何形成
的呢？同时，这种隐身在政府中的“帮派”对于台湾国家发展的影响又有多大呢？本文试
图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这本书的理论，分析台湾金融体系
的弊病，希望能够对新政府的改革提出一点建议。
一个失败的国家从制度就可以看出
由Acemoglu与Robinson两位教授所撰写的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
源》，就是透过对各种不同的国家案例进行分析，发现真正决定经济发展的长期关键在于
“制度”。换句话说，政治制度的差异会影响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与贫富状况。
政治制度就像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如同民主制度的关键是尽量人民都能公平地参与政
治，政治制度的设计也会影响经济。两位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广纳型”（inclusive） 与
“榨取型”（extractive） 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型：
前者的游戏规则不会因人而异，也就是说不会因为你某种特定的出身或背景而容易在这个
游戏中获胜。反而不管任何专业或才华的人都拥有公平、自由的竞争机会与创业环境，也
才能够帮国家带来长远的经济发展。反之，榨取型制度则是这个国家的资源或职位被少数
、特定菁英所垄断，将大多数的人排除在这个游戏之外。就算在短期内获得经济成长，但
必定难以维持，最终走向失败的国家。
回头看台湾在战后的经济发展，由于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透过国家力量将政治资源把持
在国民党人与所谓的“外省”军公教手上。并进一步把产业与经济收归党营或国营，或是
让外省财阀（影响至今如远东徐旭东与裕隆严凯泰）垄断或寡占。在地方则分配并扶植大
大小小的地方派系，从上到下牢牢掌握台湾的各个领域。就如同Acemoglu与Robinson所提
出的榨取型模型，是让国民党以及那些与国民党（或蒋家）亲近的家族、军公教能够独占
各种有利位置的社会制度。
台湾榨取型制度下的金融隐忧
金融是国民党政府在威权时期的管制高地，也是国家治理与控制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也因
此台湾战后的金融发展是公营的独占体制，造成往后难以摆脱政治干预的金融生态。在金
融市场受到政治直接与间接控制的情况下，不但造成台湾金融体质积弱不振，自由市场服
膺政治的逻辑也衍生出一连串弊端。
例如1985年的“十信案”与同期的亚洲与国泰等信托公司出现金融危机，正是当年国民党
为了交换资本家支持而开放特定金融事业，但由于缺乏专业化的监管与经营而爆发的金融
弊案。
1990年代，一群自由派学者包括陈师孟、施俊吉与朱敬一等人合写了一本《解构党国资本
主义》，就是提出透过将国营事业民营化的方式来解构党国资本主义。但是，李登辉开始
的金融改革策略，主要是透过开放本土资本家经营金融银行业，以试图降低党国资本主义
的影响。2000年之后，陈水扁的金改策略才转透过整并金融机构来处理公股行库呆帐高、
效率低的问题。基本逻辑都是透过民间资本的引进来强化市场的竞争力，却并未解决公股
行库占据金融体系且受政治与官僚掌控的问题。
台湾的金融体系在国民党时代所呈现出的图像，就是公营独占结合国家特许的样貌，越靠
近党国体系的人马才有可能在此体系下获得好处。即便历经自由化与金融改革，这套榨取
型制度仍未完全改革，只是利益集团的核心由外省财阀转移到过去党国最仰赖的财经技术
官僚身上，也就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角“金融帮”。
金融帮乱象到底有多严重？
从交通帮到近期极具高度争议的金融帮，这批官僚过去受到党国体系的栽培而开枝散叶，
因为具有相似的学经历而在关键位置拉帮结派。甚至，其中不少高官本身就是国民党人，
但却因为事务官身份而不受政党轮替去职；反而继续盘据在这些重要的职位与领域，在退
休之后又可以被酬庸到公营事业单位。
现在许多财经主管机关政务官卸任后，就直接转到国营机构或周边单位，由不具备专业金
融经营专业的财政官僚，来担任公股行库董座。同时下属官员来监督转任后的上属长官，
也可能会产生监管上的问题。
据统计，近年来财政部、金管会卸任高官转任金融机构者高达35位，集体垄断台湾的金融
体系。立委黄国昌日前更痛批这是这是“金融帮乱象”。例如，前财政部政务次长吴当杰
退休后先到土地银行担任董事长，再转任华南银行董事长。谢金河与媒体舆论皆指出林全
还为了配合他而卡住公股行库的人事案，显示这个帮派的人际影响力。
不同于政党派系或地方派系可能是因为人情或关系而结合，这种隐藏政府单位内的“帮派
”则是类似的出身背景。但转任业界后却并未有相符的专业能力，反而把公股银行当成仕
途的终点或禁脔。举例来说，去年因为违法洗钱而遭到美国重罚57亿的兆丰金就是公股银
行，显现出公股银行内部专业管控的问题。
负有业务督导之职的财政部官员如吴当杰、凌忠嫄等人责任最为重大，却不但没有因此受
到严惩或重罚，反而还升官或是在退休后转任公股行库，凸显政治逻辑凌驾金融专业的乱
象。
结论：转型正义成功的关键在于“帮派”的铲除
2016年新政府上台后，揹负人民对转型正义的期待，国际上在进行转型正义的手段中其实
包括了对政府人事的“除垢”，无奈在台湾社会的保守气氛下几乎没有讨论空间。所谓金
融帮的存在，不但显示政府与过去威权政权的连结，更阻碍台湾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让台
湾有可能慢慢走向“失败的国家”。台湾要成功进行转型正义，甚至完成各项改革，如何
处理这些隐藏在政府中的“帮派”绝对是关键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