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会对这个议题有兴趣，进而去思索相关问题。
是因为我极度肚烂这个政党，
几乎可以说是把瓦解这个政党在台湾的统治，视为我的毕生信念！
基于了解对手，是打倒敌人的第一步的想法。
这样的战略构想，便成了我思考研究这个议题的动力来源。
所以如果对以下的文章有兴趣者，版权没有，欢迎转载。
一：从传统中国的社会控制结构谈起
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要从传统中国的社会控制结构谈起？
要知道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台湾是典型的汉人移民社会，
过程中也被清国政府统治了二百多年。
因此要分析这个社会的底层控制结构，不能不从传统中国的社会控制结构谈起。
传统中国的官方行政控制，是以县为控制单元。
官方正式的统治力量，就是控制到县这个单位。
但是要知道，＂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从县再到统治机器底下的个人，中间其实是有很大的空白。
举个例来说，之前我在看中研院地图数据库的台湾堡图时，
看着地图上那一大片一大片标示为农田村社的地方，心里在想，
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对这些社会结构中，官方力量难以触及到的地方，
是怎么进行控制的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就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仕绅阶级。
以国学大师钱穆为例，钱穆在＜八十忆双亲＞这本书中，
谈及他年幼时对父亲的印象。
钱穆的父亲是秀才，钱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谱系可以上追至吴越王钱僇一支。
钱穆在书中就提到，他父亲在乡里中很有人望，
每当村人有争执，遇事不决，或者在重大事项需要有人提供意见时，
在他父亲的处理下，往往能够一决而断，处理好事情。
钱穆的父亲，其实就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很重要的仕绅阶级典型，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人扮演的是地方的意见领袖角色。
二：国民党在中国的社会控制，与共产党对其的斗争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倒台。
在国民党史观的教育（洗脑）下，
辛亥革命是由于国父十一次革命不屈不挠下的甜美果实。
然而比较贴近真实的情况是，孙文是扮演收割者的角色（收割的不成功）。
真正促使清政府倒台的，其实是在一连串的统治威信下降后，
发生在四川的保路运动，成为压垮清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清政府彻底的失去了仕绅阶级的信赖，最终导致垮台。
这群人转而拥立后来的北洋政府，甚或是国民党政府。
（当然中间的过程很复杂，并不能简单的一笔带过）
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中国的社会控制，是以基层的仕绅阶级为基础，
这点是无庸置疑的。
这些人多半是出身于农村社会的富农阶级，可能家里有几块地，供得起子弟唸书，
他们的职业背景，多半是军队的中下层军官，基层的公务员，学校教师等
以此在社会上发挥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不成功，
北伐打到一半，就发生宁汉分裂，开始进行清党的根本原因。
国民党的军队（中下军官，仕绅子弟）在前线打仗，共产党每到一个地方，
就开始经营底层农民，对地主进行斗争，搞一堆秋收暴动。
因此可以说，后来共产党透过土地改革，争取农村支持，
进而建立以共产党为中心的控制体系（最底层的村书记）
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消灭了国民党原先对底层的社会控制力量。
这也是共产党和其他地方军阀最大的不同。
（其他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在底层的社会控制，并无根本差异）
这点，我相信国民党的统治高层，对此是有清楚认识的，
这也是西安事变之前，国民党剿共必须往死里打的原因。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国共内战的结果，最终国民党败退到台湾，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要想打倒国民党，对于这段历史，是要有借鉴意识的。
我想，这可能也是柯文哲对共惨党的历史，很有心得的原因之一。
三：国民党来台湾之后，对社会控制的掌握
二次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开始把台湾纳入其统治力量的掌握之中，
对于台湾这块以汉人移民社会为主体的地方，
虽然社会结构组成的模式，和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并无太大不同，
但还是有一些根本上的差异的。
那就是台湾社会原先既有的仕绅阶层，并不是为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服务的！
这些人由于其仕绅阶层的背景出身，家族往往在清领时期，
或日治时期，在社会上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二二八事件，嘉义地区仕绅阶层的头人吴文龙，王甘棠兄弟
他们在日治时期就是医生背景，吴文龙更是战后第一任乐生疗养院的非日籍院长。
这些人和初来乍到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联结并不深，
就他们所扮演的地方意见领袖的角色而言，用白话一点的方式说，
是不受控制的一群。
而这类型的人物，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各地都有，
也是后来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政权首要铲除的对象。
以嘉义地区为例，
二二八事件后，仕绅领袖吴文龙被拔除乐生疗养院长的职务，
他弟弟王甘棠事件后，逃到中国，等风波平息后，才回到台湾，
并被迫要写自清的切结书。
更衰的是嘉义地区的谈判代表陈澄波，事件中直接被枪决。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可以这么说
国民党对于这些既有的仕绅阶层，是有目的进行迫害的。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社会的仕绅阶层，依其行为，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类人
１：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开始进行长期反抗
如后来在日本成立台湾国临时政府的廖文毅便是此类人的代表
２：噤声，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如前述的吴文龙，王甘棠兄弟
３：与国民党政府合作
这一类人，后来便成为国民党在各地方所扶殖的地方派系。
如圣骑士陈建仁的父亲，陈新安是高雄白派的创始人等等。
必须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１：各地方派系和黑金并不必然是划上等号
如前所述，派系在地方政治的形成，有其社会上的历史脉络。
虽然，钱跟权之间的关系往往密不可分，但并不代表两者间必然是同义词。
派系在国民党统治的历史中，也不是从李登辉开始。
把李登辉，派系，黑金，这三者视为三位一体，进行丑化，
其实是国民党外省权贵集团，在当年斗争败给李登辉后，有意为之的行为。
２：国民党来台湾后，长期实施党禁，又限制台湾人对中央政权的参与
台湾社会的菁英份子，要想投入公共事务的参与，唯有透过地方政治。
他们参与地方政治后，在长期的人脉联结后，就形成了各地方的派系。
３：为了避免各地方派系诸侯化，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威胁国民党的中央统治政权，国民党对这些地方派系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段
如台中的红黑派，嘉义的黄林派。派系在各地方，往往又有不成文的轮政默契。
４：除了派系之外，国民党对各地方基层的渗透是无所不在的
除了农渔会外，各种社团组织，民众服务社，地方信仰中心等等
一层又一层的构建了基层社会组织人情联结的绵密网络。
的确，非国民党的侯选人是可以透过当面的扫街拜票，绕过这在人际网络，
直接面对选民。但要知道，这样的作法，相较于既存的组织结构，是事倍功半的作法。
说直白一点，就算你想拜票，也要知道选民在那里？
没有透过基层的组织力量，就算是再勤奋的候选人，
多半也是要到选举的时候才能够亲自面对选民，这种经营的力量，
相较于平时的经营，效果是有差的。
举例来说，之前黄国昌的脸书说周雅淑带着他去跑摊拜票，
特别跟他说，何时何地，什么宫庙有什么活动一定要到。
以这个例子来说，如果不是透过周雅淑对该宫庙团体的人际经营，
黄国昌又怎么会知道应该在何时何地出现，跟那些人当面请托拜票？
以我所观察的杨琼璎为例，杨琼璎经营的底层人际网络，
在当地有活动时，就会邀请杨琼璎出现，深化与当地民众的感情联结。
（如前面周雅淑嫁接人脉予黄国昌的情形一样）
对当地的民众而言，他们只会觉得，杨琼璎真重视我们这个地方啊，
每次有活动，她都会到，这让我们好有面子啊！
可是他们不会去想说，这些活动的主办人（地方意见领袖）
为什么每次都只邀请杨琼璎来，而没邀请其他人？
这道理，就如同支持周雅淑的基层椿脚，在该地有活动时，
不会把这个讯息告诉李庆华，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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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十分零乱的写了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信笔所至，苍促写就，并不是很有系统。
原本还想写一些国民党来台后，为了进行社会控制，在土地政策上的一些作法。
但这部份再写下去，会太散乱，且先表过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