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支持解除海禁吗？
某回与台湾著名海洋作家廖鸿基先生餐叙，席间谈到“海禁”问题，廖先生不无感慨地说
，台湾四面环海，却严禁人民自由地从事海上活动，连搭乘赏鲸船出海都得先“报关”，
等同于出国；而全世界现在仍实施海禁的国家，只剩北韩与台湾。我听完后甚感惊骇，什
么？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的国度，竟与绝对极权统治的北韩对海洋“有志一同”，实在令
人不敢置信。
台湾为何仍实施海禁？理由不外是“国土安全”考量。在过去“汉贼不两立”的国共对峙
时代，为了防止敌人藉台湾环海之便渗透、破坏，因此严禁一般人民自由出海，甚至许多
海岸都被划为军事禁区，连靠近一步也不行。这种几近锁国的作法，使得台湾过去六十余
年除了经济及渔业等需求的海上活动外，庶民生活几乎与海洋绝缘，因此也就发展不出完
备的“海洋文化”──诸如文学与艺术，以及台湾先民原已孕育的冒险精神。说来讽刺，
台湾有全球数一数二的良港，有航线遍布世界各地的海运，有传承数百年的海洋信仰（妈
祖、王船祭等），也有十分可口的海洋料理，但一般民众对海洋的认识、敬畏与“再现”
（文艺上的）却非常匮乏。笔者一位法国朋友在听闻台湾仍禁止民众自行出海时惊讶地表
示，“太不可思议了，你们制造的游艇是全球最棒的，为什么台湾人却不能享受自己生产
的游艇？”
民进党执政后，曾大力推动“海洋文化”，允许短时间的海上观光活动，过去总是被高墙
围堵的港口也陆续开放，国人得以重新与久违的海洋亲近。但自戒严时期即已实施的“海
禁”却依然没有松绑，民众要自驾船只出海仍旧限制重重，港口还是满布油污与脏乱，完
全没有临海先进国家美丽港湾的动人景致，“海洋文化”的重建，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要走。
这一点从台湾本土的海洋文学与艺术表现便可略窥一斑。以笔者熟悉的文学领域为例，海
洋做为文学书写的主题或背景，在西方可推溯至荷马（Homer）笔下的《奥德赛》（
Odyssey），接续则有味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记》（Aeneid）──其中特洛伊（
Troy）英雄赫克托（Hector）显灵对埃涅阿斯的指示：“到海上漫游，就会找到重建家园
的城市”云云，几乎已成为西方世界海上冒险的箴言。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欧洲开启了
大航海时代（Age of Discovery），不仅为西欧各国累积迄今人人称羡的财富，在文化上
更是承先启后，将海洋文学推向近现代的另一高峰，不论是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的《白鲸记》（Moby Dick）、杰克‧伦敦（Jack London，他曾自驾一艘名为Snark的
船航向夏威夷）的《海狼》（The Sea Wolf），或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
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都是驰名全球的海洋文学钜著。
相对的，过去台湾虽也曾有优秀的海洋书写，诸如覃子豪《海洋诗钞》、痖弦《无谱之歌
》、汪启疆〈海的莎乐美〉、〈盐〉，杨牧〈料罗湾的渔舟〉、〈瓶中稿〉，以及东年的
《失踪的太平洋三号》等，但终究在戒严时代的海禁限制下，尽管“大海洋诗社”创设，
尽管作家们从未放弃对海洋的梦想与关怀，但海洋始终没有成为台湾文学重要的书写主题
。一直到当代，夏曼‧蓝波安与廖鸿基（尤其是后者）将自身纵浪于沧海、与汪洋依违抗
衡的经验形诸笔墨后，海洋文学才终于占有台湾文坛一席之地。但做为一个与海共存共生
的国家，这显然还不够，我们仍需要更多亲近海洋的自由、更多接受海洋洗礼的普遍经验
，以开拓更多元的海洋文化。
当全世界都以扩张“海权”作为政经发展策略时，标榜民主自由的台湾，实在不应再固守
落后（甚至有违宪之虞）的海禁措施。过去的经验证明，海禁并未让台湾完全免于偷渡、
走私，乃至敌人渗透的威胁，反而倒过来像牢笼般困住了善良的人民，也箝制了文化的发
展，人民不了解海洋，更不知如何尊重海洋。廖鸿基在《领土出航》中曾引用一位英国航
海家的话：“海洋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和胆识。”是的，台湾地狭人稠，若要与世界竞争，
必须走向“蓝海”（Blue Ocean），开发新的市场，而这有赖于先民遗传的海洋意志做为
后盾。主政者如果够聪明，应该慎重思考解除海禁，唤醒台湾人血液中的海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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