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 张升星／法官（台中市）
柯P主张在违规停车最多的热点设置监视器，作为取缔依据，甚至讥讽反对者“脑袋装大
便”，但法官及学者则认为设置监视器取缔违停于法无据，侵犯隐私权，倘若硬干，就是
“独裁希特勒”！这项争议，涉及法律价值的基本辩证，值得深入探讨。
在英美法概念里，驾驶汽车并不是基本人权，而是政府的特许。既是特许，就不是单纯的
财产权或自由权、工作权、隐私权等基本人权的概念所能涵括解释。所以驾驶机动车辆须
要“执照”、停车应获“许可”、车辆须经“检验”等，这些都是行政特许，并非天赋人
权。大法官释字第六九九号解释认为：“驾驶汽车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之自由”，亦为宪
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但又强调：“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确授权之命令加以适当之限制”。两
者立论基础虽有不同，然而道路交通向来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操作结果实无二
致。
以监视器取缔交通违规为例，芝加哥市政府从二○○三年起广设监视器，以监视影像作为
裁罚依据，而且“认车不认人”，除非车主提出不在场证明或者证明出租他人，否则直接
开罚。该案当事人主张市政府根据监视影像迳予裁罚，剥夺听审机会，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及平等保护原则。然而第七上诉巡回法院二○○九年在Idris v. City of Chicago一案，
认为市政府以监视影像取缔“闯红灯”，有助降低执法成本，增加违规侦测及防止车主卸
责，符合合理标准并不违宪。
田纳西州二○○八年在City of Knoxville v. Ronald R. Brown一案，也采取相同见解，
其他美国各州也采取相同立场。联邦最高法院早在八○年代的Cardwell v. Lewis, New
York v. Class和California v. Carney等案，明示驾驶动力车辆行驶于公开道路，对隐
私权的保护期待较低，因车辆不是住所而是交通工具，难以避免公众检视。
我国《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七条之二对于使用科学设备迳行举发，订有“当场不能
或不宜”的限制，论者据此主张取缔违规停车并非“当场不能或不宜”，所以指责柯Ｐ违
法。但是同法第七条之一也规定：“对于违反本条例之行为者，民众得叙明违规事实或检
具违规证据资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机关检举，经查证属实者，应即举发。但行为终了日
起逾七日之检举，不予举发。”换句话说，只要民众用行车记录器影像检举违规停车，警
察机关照样可以迳予举发裁罚。依照目前行车纪录器的密度，对于隐私权之侵害岂不比监
视器更恐怖？但是论者却又视若无睹，岂不怪哉？我如果当台北市长，只要努力宣导上开
规定，鼓励民众检举不法，然后发放奖金，既能节省公帑，又增加执法密度，也不必背负
侵犯隐私的骂名，如何？
不去探究法律观念差异，只是贴上反动的标签符码，这就是台湾公共政策的浅薄论述。
但这次的法律辩论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台北市政府的法制幕僚几乎隐形，战力薄弱，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政治酬庸的关系？
http://udn.com/news/story/7339/881721
那些把人权挂在嘴边的通常都是心里有鬼
台湾最不缺人犬团体 台湾的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