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是在FB上看到的文章，颇具有讨论的价值(?)
今早从朋友的脸书上看到一则新闻：德国汉堡市政府引入了160个高科技太阳能垃圾桶，
能自动挤压垃圾，让容量提升为传统垃圾桶的七倍，并且在装满时能透过无线电通知清洁
单位，一个要价5000欧元（相当于台币20万），是传统垃圾桶的十倍以上。汉堡市政府宣
称，引入这些高科技又环保的垃圾桶让市容更整洁了。
这项相当符合台湾人对“先进国家的先进市政”之想像的措施，却引发了汉堡市内一阵批
评与争论。他们所批评的当然不是一个要价20万的垃圾桶里面究竟被国民党政客捞了多少
油水（如同我们会反射式地联想到的）、也并非争论它是否太浪费这种老掉牙的“施政美
德”问题。
问题的症结在于：此款高科技垃圾桶因为内含压缩机制，所以开口必须采取人手无法伸入
的设计，就像旧衣回收箱那样，以避免人们受伤。此项设计同时也让人无法再去翻取垃圾
桶内的残羹剩肴、以及那些含有押瓶费的空瓶罐。
这样的设计让捡空瓶为生或补贴家计的人们无以生活。在德国为了垃圾减量，押瓶费相对
而言相当高，从10欧分（台币4元）至1欧元（台币40元）不等，空瓶对于捡拾者而言就是
现金，拿500ml啤酒瓶25欧分的押瓶费为例，收集20瓶就够吃一顿冷餐（面包夹菜肉、三
明治等）配饮料了。因此，捡空瓶去换押瓶费，在德国社会是相当普遍的国民副业（据调
查指出，从事此“副业”者各阶层都有），尤其对低收入者而言更是重要。
街道上散落的空瓶和夏天路旁野生的莓果一样，都是被秒杀的标的物。
然而从高科技垃圾桶引入之后，垃圾桶的周遭确实干净许多（因为垃圾桶不再因为满了而
让路人把垃圾乱塞乱放），然而人们也见不到空瓶的捡拾者了。“他们的存在再度被剥夺
。”新闻报导一位社工批评说：“整个政策是市中心规划的一部份：人们不愿再见到特定
的人。”
汉堡市政府卫生清洁部在这个议题上接受左派党（Die Linke）党团质询时，做出答复说
：我们的任务不是解决社会问题，而是让市容变干净；捡拾者的生活所需自有社会救济来
保障。记者为其答复做了以下结论：捡拾空瓶这个活动是多余的。
我们先不必急着去论断这项政策的是非。这则新闻其实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镜，去理解
“政治决策”与“技术官僚主义式的决策”的根本差异。
汉堡市政府的这项决策，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官僚主义式的决策。所谓技术官僚主义是指，
用台湾人最喜爱的“理性”、“客观”、“中立”、“科学”、以及不默认特定价值的实
用主义态度，来计算单项决策的Z和B。这种决策是参考技术专家的评估、并透过官僚程序
而完成的；此外，它还坚守“一码归一码”的分工规则：如上述报导提及的“我只管市容
整洁、其他是社福机制的事”、以及台湾人耳熟能详的“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拼
经济国民运动等等。
这种决策的逻辑相当简单易懂，连小朋友都知道，不就是“Z>B”=“可行”，“B>Z”=“
不可行”而已吗？困难复杂的是在于专业评估上，因此这一部份交给专业的来就好。（有
些甚至复杂到你们不必弄懂，所以秘密黑箱其实也只是刚好而已。）
基本上，依照这种逻辑的市政决策，就跟玩模拟城市差不多，要整顿市容就把低级住宅区
给铲平、然后把高污工业税和廉价住宅税都调到破表就好了。模拟城市就是把市政的各种
专业评估、执行程序、以及结果效应都极简化的游戏，不管是外科医生或庙会吉祥物都能
轻松上手当市长，所以他们只要多曝光拼形象即可。
当然，技术专家和官僚体系是政治决策所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但它们却不能等同、也不
该取代真正的“政治决策”。
政治决策与技术官僚主义式的决策有两个重大差异：前者反映或蕴含特定的价值（例如左
或右的旨趣）、并且横跨不同技术专业的领域将许多事情复杂地“搅在一起”考量（例如
市容整洁与贫富差距问题）；前者的这两项特征正好和后者完全相反。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政治所面对的永远是彼此具有文化差异（我指的不只是族群，还包括阶级、城乡、性别
、思想等差异）与不同利益旨趣的人群，那么事情就不得不复杂地编织在一起，市容整洁
必定也牵扯到中下阶层的生计问题，无法简单化约，正如拾罐为生者的困境不会因为他们
被迫离开市中心而就消失。那么，若要在这些复杂交织的议题中寻出理路，就不得不诉诸
特定价值，作为理解问题与进行决策的指导原则。
因此，将考量全观化、复杂化，乃至于对价值的抉择，就是政治决策所无法避免的过程。
并且，采取了特定价值作为决策的基准，同时就也要负担特定的政治责任——因为政治社
会的事态是如此难分难解，往往没有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例如，左倾的政治决策往往要
对无法满足保守人士之干净社会秩序的要求负责、而右倾的政治决策则常要对社会福利的
紧缩负责......等等。
政治决策之所以是“政治的”，乃是因为它始终面对人群，并且始终连带着无可免除的政
治责任。这种决策逻辑既非国小算数般简单的ZB逻辑、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圣贤道德逻辑，
它始终都必须背负咎责，没有人可以是干净的、白色的不沾锅。时时抱持着面对复杂人群
背负咎责的觉悟，才是当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公共人（public man）的必要前提。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谈：本月初，“新五四运动”这个“反动的运动”饱受来自公民运
动阵营的嘲讽。然而当时我在脸书上读到了朋友转贴的一则文章，是一位太阳花运动的参
与者所写的，他跑到新五四的现场去“刺探敌情”，因为同行友人身上的黑衫而“曝光”
，被现场拥抱白狼的老太太老先生们气急败坏地谩骂。然而，当他要离开时，有一位老杯
杯叫住了他，努力且耐心地想要说服他，和中国统一才是台湾未来的生路，把他当作可以
对话的对象，一句一句地说著自己的理由和考虑。文章的作者表示，那是令他意外感动的
一刻。
当时我读到这里，脑中冒出了这样的想法：我们总是喊着要公民觉醒，但究竟何谓“公民
”／“公共人”，这并不是比人数、比大声、比创意、比谁理直气壮、抑或谁关心社会就
能决定的，当然也不只是比谁立场正确谁比较有道理。
从家里走上街头，从私事进入公共参与和决策，其身份的转变，本质上并非是从“漠不关
心”到“勇于反对”或“热心公共”（如许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的），而是思考决策的逻
辑与所负担之责任的转变：此一逻辑与责任都要我们时时面对差异，只有在认真面对活生
生的差异时，“公民”的身份才会出现。
否则，无论我们再怎么喊解殖反帝反独裁，没有直接面对上述案例中具体而活生生的认真
老杯杯、不带着某种政治责任的觉悟，只是把对方简单地化约为反动者（尽管他们的主张
和想法常常远离现实且包含矛盾），始终都会带着让自身有朝一日成为压迫者的风险。或
许出于类似的原因，让这一系列运动的反对者面对运动阵营有力论述时，偶尔会脱口而出
“难道我们没有反对你们的自由吗？”这种其实很可爱又很可笑的修辞。然而，他们不是
阑尾，面对那些高喊“打得好”、“碾过去”、“抓起来”、“叫总统戒严弄死那些学生
”的蒙昧与恶意，我们却无法对他们“割后不理”。以启蒙者自居的运动者们，往往需要
付出比独裁者和遮蔽者更大的政治责任，以避免让启蒙后的公民社会被菁英主义的幽魂纠
缠绑架（台湾90年代的民主化让我们学习到了这个教训）。这种责任意识，才是让我们能
开始扮演“公共人”角色的起点。
话题岔得有点远了。虽然“菁英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是有亲缘关系的（两者都忽视
公共人的责任意识，扼杀了“公民”身份的出现），但我们还是回到之前汉堡市政府技术
官僚主义式的决策的话题上。
垃圾桶和捡拾空瓶的问题其实相对地单纯且容易解决。该则新闻的后半部报导了一项可行
的解决方案：科隆市的一位工业设计家，设计了一个套在垃圾桶桶身的置瓶环架（每个要
价160到200欧元，约6400到8000台币），让路人不必把瓶瓶罐罐丢进垃圾桶里，而直接将
它们放在环架上。一来让拾瓶者方便拾取、二来也避免让他们在翻搅垃圾桶时受伤——一
个兼顾市容清洁与人性尊严的设计。同时，由于德国铁路公司明令禁止在所有车站里翻动
垃圾桶（然而德铁车站却是空瓶罐的大宝库），这项设计也成为替拾瓶者解套的方案。
置瓶环架长这个样子：
http://www.pfandring.de
班堡和科隆这两个城市都引入了置瓶环架，该报导指出，实际的效果十分良好。最后记者
免不了酸一下汉堡市政府：对汉堡市而言，每个要价几乎等于一辆小车的高科技垃圾桶大
概是小意思。汉堡市政府拒绝引入置瓶环架的理由是：不含押瓶费的瓶瓶罐罐也会被丢到
上面、它比较贵（可能是就收纳容量的比例而言）、需要特别去清理。对此，设计者反驳
说：根本不需要特别清理。
在此案例中，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位设计家的设计发想，是“政治”的，而不是“技术官
僚”的。政治考虑是技术设计的指导原则。
此外，技术官僚即使是公共决策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并且在行政机器里也始终拥有强大
影响力，但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相对健全的公民社会不会放任技术官僚来做决
策，反之，公民社会试图根据政治逻辑来批判、制衡甚至驾驭这套机制。这也是政治活动
在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中始终都伴随着杂音纷闹的理由。
然而在台湾，我们却生活在相反的逻辑里：技术官僚是政治的指导原则，我们要求政治在
技术官僚的支配下，呈现出安静和谐、没有“乱象”的世界。这个指导原则配上礼貌的举
止和字正腔圆的语气，就被包装成台湾特色的“理性”。台湾的“老百姓”长年以来相当
熟悉这种“专家大人”的政治，我们认为事情可以被化约成简单的ZB并沾沾自喜于“客观
理性”与“注重现实”，然而公共人的身分却因而受到剥夺与压抑，小民不需负担公民责
任、也无法发展政治的思考和语言，在对技术官僚主义的迷信下，只形成了廉价二分逻辑
。事实上，这种逻辑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
因此我们并不意外，拥核阵营会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技术专家姿态视反核者为“理盲”，甚
至要求后者先成为核能专家再来谈反核，这种基本上不把核能发电当作公共政策而只是当
作在模拟城市中盖电厂来思考的逻辑（更确切地说，台湾盖核电厂从一开始就是技术官僚
决策的产物）。我们不意外，我们挑选市长的逻辑会像选动物园吉祥物的逻辑：看谁外貌
形象好、知名度高、谁“卡有办”、看起来比较有专家大人的架势。我们不意外，有不少
人对中国党国资本刻意带动的大规模公共建设怀有艳羡之情、也愿意拿民主自由去交换独
裁专制下之发展主义的效率。我们更不意外，一国的文化部长会错乱地做出“大家心中要
解严、要信任政府”这种既无知于台湾社会文化发展的理路、又彻底违反政治逻辑的发言
，或许还有人点头如捣蒜般喃喃有词：够了，不要再乱了，让政府专心帮我们找能源、专
心帮我们发展经济！
公民对技术官僚主义出卖政治头脑、放弃政治责任的代价，就是在技术官僚的模拟城市里
，当一个模拟市民被人家玩——你只是统计数字里的一个微小部分。
等理性客观中立科学的都更计画要拆到你家时，就是模拟市民出来下跪求饶的时刻了。
原文于此
http://goo.gl/9UTLcS
=============================================================================
转述于友人的评述(节录)
许多自认为是启蒙者的社运人士必须花费相较于独裁与遮蔽者更多政治责任来避免启蒙后
公民社会被所谓的菁英主义幽魂所纠缠与绑架。
尤其是台湾90年代时期所经历的民主化使大家学到这教训。
有此责任与意识后才是扮演所谓"公共人"的起点。
但很不凑巧的在台湾，却与这逻辑背道而行，所谓的技术官僚是在政治指导原则与支配下
呈现出和谐与安宁、没有所谓的"乱象"产生，这种指导原则由礼貌的举止和语气包装之下
形成深具台湾特色的"理性"，而台湾的小老百姓长年被这种"专家大人"的政治所影响
认为事情可以简化成利与弊(Z&B)以及所谓的"理性客观"与"着重于现实情况"
但是"公共人"的身分却严重的被压制与剥夺，升斗小民不用付公民责任
也没有机会发展政治思考和政治语言，在这个"技术官僚主义"的迷思与迷信之下。
只发展出廉价的二分法逻辑观。但真正的事实是，这种逻辑观念才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
=============================================================================
以下是自己的感想：
也许这才是现在台湾的"公民"应有的素质吧
像我这种只会在政黑版取暖的蛆蛆较为难理解这种相当先进的思想，
总感觉这些话有说不出来的难理解...但又不知道怎么表达问题之所在。
请问政黑版友可以替我解惑？ 难道这真是身为现代"公共人"应有的思想吗？
题外话...上礼拜因为办公室里群吱乱舞到忍无可忍(从学运闹到现在)，因而烦到去递辞呈
意外发现老板竟然是政黑版友...两三句就把我真的递辞呈原因给踢到九霄云外
(不管老板是不是真的政黑众还是所谓的五十派)_
只能说政黑版友的温拿组人数真是不少 而且讲话非常切中要点
还好老板不是爱逼西大或崔大...不然递辞呈的真正原因应该会直接被酸或轰出来吧
不过竟然会因为群吱乱舞而递辞呈...看来需要补强的地方还是很多。

你递辞呈的时候,老板可能送你去泡汤爽一下

为什么不能找技术官僚研发环保又可以让边缘人拾荒的垃圾桶我的心得就是本文假议题

更扯的是他那种站在高处看统派老北北的姿态 不正好犯了他所谓菁英主义的毛病

用很贵垃圾桶和核电厂比是比喻不伦，甚至抽换逻辑

德国社会遇到争议大家会一起思考解决方法

台湾的所谓公共人除了为反而反还能干嘛?

不要服贸说怕中国入侵 但反核又让台湾能源面对被中国

切断的风险 不要国光石化 又整天靠腰经济不好

重点是有没有两全的办法，没有还是得选ㄧ种，而不是天天饿饱吵

这问题千年无解 菁英主义和自以为站在弱势自我满足的伪左

的争斗会持续下去的 只要他们还愿意服从民主选择的结果情况就还在控制范围内 直到他们真的有胆革命为止

台北市的卫星宝宝我可没看到有文化人做制瓶架。

再说，日本护树团体筹钱募款移树，这群是爬上树。(吱

这篇重点只有一句“不认同造谣反核的拥核者都不是公共人”

原文举的高科技垃圾桶例子，反对的一方有提出两全其美解汉堡市政府不采用自然有待商榷，但反核者提出什么解了？

这篇是完美语言包装的菁英主义,但仍旧提不出对策

所以汉堡市最后还是用太阳能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