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真 (医师):本名陈兴正,台湾知名精神科医师、党外运动人士、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哲
学系博士生,曾在《台湾立报》连载〈哈巴狗电台〉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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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真 | 2014.04.18 07:17 | #
这两天,一直想着林义雄的事,夜不成眠。
一个人,以死来做为一种"要胁","要胁" 一种见仁见智、理应透过理性思辩来决定的公
众事务非得照着他的意志进行不可,实在非常不可理喻。
但如果你家里有人搞类似这样一些令你两难的举动,此时,究竟是理性的基本价值与文明
体制重要?还是自己家人的一条老命重要?这个两难其实对我一点都不难。当然是家人的
命重要。
曾有个未成年的小女生,响应甘地的绝食行动,当她已奄奄一息,写信给甘地,甘地却仍
然鼓励并乐于见到她为一己信念绝食至死。甘地的 "狠心",引来批评,但甘地是相信灵
魂胜于肉体的,他相信这小女孩肉体之死,灵魂却能净化,领受上帝恩典。
我能理解甘地的 "狠心",可我不认为必须如此做精神上才称得上纯粹与永恒。
二十几年前,在政治高压下,我和一些朋友如杨秋兴、戴振耀和李庆雄,代表台权会前往
绿岛探望一些政治犯,统派独派都有,那时是不分彼此的。
出发去绿岛那天早上,某位大老送我去车站,谈起施明德等人,施当时正展开长达数年的
绝食行动而被狱方强制灌食。这位大老对我再三 "恳切" 说出他心中的真正想法,他说他
很希望这些同志能够 "为运动" 牺牲,他说,"这样运动才会壮大"。我摇头不表认同,默
然无语。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面对这样一种两难,其中包括施明德和他哥哥施明正。他哥哥为了
声援他的绝食于是也跟着绝食,施明德如今还活着,而他哥哥绝食几个月后却死了。
那时的党外不成气候,大家只能给他弄了个极为简陋的路边灵堂祭拜了事,我和一名护士
,代表大家在仪式的最后献花祝祷,好好一个才华洋溢的诗人、作家、画家就这样天人永
隔,我在灵前默立,心里一片空白。
1989年,郑南榕因为刊登许世楷教授写的台湾新宪法草案,被以叛乱罪起诉,他打算自焚
相抗,不愿束手被捕,于是自囚于杂志社七十一天。
自囚期间,我每天关注他的状态;几位朋友轮班守候,防止国民党来抓人。我的医师办公
室墙上一直贴著一张他自囚期间、睡在杂志社沙发上的照片,我喜欢那照片,因为感觉很
祥和。但我知道自焚只是迟早的事。
1989年4月7日郑南榕自焚后,有一天,我和陈菊来到郑南榕的家,探望叶菊兰和郑竹梅,
一路无语,脑袋又是一片空白,感觉生死渺茫。
后来,大家决定在5月19日 (1986年 "反戒严行动" 的第三周年),办了个直奔总统府的丧
葬游行。
那天,我和好友詹益桦走在一起,他显得比往常似乎要安静许多,感觉心事重重。可我听
说他前一晚好像就住在郑南榕的家,夜里看老夫子还看得哈哈笑。
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当队伍快要来到总统府时,我看詹益桦把手上一些标语旗帜统统
交给宣传车上人员,然后就一个人兀自往前走。
不久,前方几公尺处冒出黑烟,镇暴车开始朝地面喷水,只见他全身火燄扑向铁蒺藜,整
个人陷入有着长长尖刺的铁丝网里。有人从宣传车上拿出棉被扑火,然后合力把他送往台
大医院。送医路途中,我发现他的手还在抽动,但还没到医院时,手就不动了。
在太平间,我和阿耀帮忙把他弄上另一张床,他的后脑突然流出一大滩烧焦的黑色血液。
晚间,他家人在国民党安排下出来控诉党外人士 "杀了" 他。我突然明白为何前两天他老
讲些奇怪的话,说什么将来不管他家人说什么或做什么,希望我们都要谅解他的家人。
夜里,我回到总统府前,把他自焚用的打火机丢回原地。原本想保存留念,但怕国民党栽
赃,所以又放回原处。
一个月后(即六月),学姊因为刊载我的儿童人权报告在校刊被退学。在那同时,我则申请
来到彰基实习,为了和刘峰松和翁金珠老师能有更多相处机会。几个月后,圣诞节前夕,
我从医院实习回家的夜里,邮差来按了好几次铃,我收到挂号信,打开一看是张传票,上
头写着: "涉嫌叛乱"。
"同志" 们要我参选立委,说躺着也会当选,另一些 "同志" 则计画发起声援抗争活动。
我把他们痛骂一顿,他们莫名其妙。我说我绝对不从政治参与中谋取哪怕只是一毛钱的利
益或任何一种职位,我在党外期间写了上百篇文章,所有稿费都捐出,一毛不留,尽管我
七年大学时光穷得必须常常去卖血,骨瘦如柴宛如僵尸。
至于声援我则更加荒唐,声援我什么?这一切全是我自愿的、自找的,你们要声援我什么
?我说我绝不出庭,但也不会抵抗拘捕,同时更不要任何声援,因为声援对我而言恰恰是
一种侮辱。
不久之后,有媒体以斗大标题说我准备继郑南榕和詹益桦之后自焚。我打电话去报社开骂
,但他们说有确实情资说我要自焚。我骂说:"我当事人说没有就没有。我知道是你们这
些王八蛋故意炒新闻",然后就挂上电话。
接着,许多团体和政治人物来劝我打消自焚的念头。我说我根本没有要自焚。陈菊则劝我
出庭,说可以用言论自由来为 "台独" 和 "推翻政府" 两项罪名脱罪。我说我绝对不会为
自己脱罪,我不可能一方面说 "对于不义的政权,人民有叛乱的义务",一方面却又想要
为自己脱罪,我说我不是那种人。陈菊不悦,觉得我不可理喻,说我只是在给自己惹麻烦
。
许多左邻右舍看到报纸说我要自焚,"兴高采烈" 跑来通报我父母,亲友及众人讪笑,陈
家出了个脑筋不清楚的叛乱份子居然要自焚,真是太精采了。
父母一方面忧心,一方面对我之涉入政治引以为耻。我告诉他们我绝不会自焚,是报纸乱
报,然后就此和学姐双双一起离开了各自的家...过著被周遭同事同学们指指点点的生活
。
申请的每家医院都录取了,但没有一家医院最后能撑得住情治单位的施压。第一家录取我
的医院就是高医,我是十几个应征者中唯一录取。但不久之后,有一天,我在彰基小儿加
护病房工作,院方来电表示没法承担政治上的压力。我一听就说,没问题,我自己离职,
我不想给任何人压力。院方表示很感谢,说我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
如此医院一间接一间,一再录取,一再自动离职。我更是在事少钱多风景优美的草屯疗养
院当了几个月的 "幽灵医师",每天都有上班,但不能工作,也不支薪,因为叛乱犯不能
当医师,更不能当公务员。
在草疗上班的唯一 "工作" 就是到院长室接受政治侦讯,交待过去的一切反政府行为。几
个月后,我还是选择自己离职,因为不知道要折腾到几时。
直到有一天,王老板(王永庆)出面收留,我才终于有了工作。王老板要求我写下一份切结
书,写着: "本人将来若被逮捕,一概与长庚医院无关"。
离家两年后,我父母因为医院的通报,说我病危,才找到我的下落。我躺在病床上,气如
游丝。母子睽违两年终于见面的隔天,我妈因为担忧我的病情一夜未眠,隔天清晨突然中
风过世。
我听到消息,强硬要求出院,不愿再接受任何治疗。当天,我搭著统联,从林口长庚医院
回到台南,迎接我的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尸体眼角满是泪痕。
把以上所有简略片段加起来再乘以一万,差不多就是我在所谓运动中所曾经历的悲欢,有
些人死了,伤了,家碎了,妻女走了。面对许多的死亡,我希望不要再有这类悲剧。
如果有人执意如此,那咱就顺着他,看他想要废核四或核几都OK啦,核一到核四全废也没
关系,大家以后就点蜡烛过日子、学古人捉萤火虫照明看书也挺浪漫。总之,我不希望林
义雄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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