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刘冠岩／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博士候选人（美国）】
2014.04.10 03:54 am
近年爆发的两波重大学运，不论诉求为何，实际上皆出自对中国威胁的恐惧。学生关心国
家兴亡，但每回关乎两岸重大变革与台湾经贸发展的争议事件，最后的焦点都转为内部执
法与立法问题。
野草莓批判警察暴力，主张废除集会游行法；太阳花现在演变成关注两岸协议的立法程序
问题，并以“警察暴力”问题博取社会大众支持。然而，就算两波学运的主要诉求皆被采
纳，此类诉求皆属“内部”变革，无助于台湾面对“外部”的中国军事、政治与经济威胁
。
每回学运与警民冲突发生后，各路学者就会开始用他们所熟悉的学运语言，或是各种西方
“进步”的民主、公民、人权理论，在课堂或街头带领学生思考“公民不服从”、“国家
暴力”等议题。这些议题诚然值得学生深思，但只探讨这些议题，无法促使青年学生思索
台湾该采取何种经贸外交政策，方能与中国合作并自保。
每一个世代有每一个世代面对的问题，现在二、三十岁的台湾青年，不能再用上个世纪末
反国民党威权的学运语言、思维与行为，面对廿一世纪的中国崛起。台湾不是港澳，还未
纳入中共版图，所以台湾青年不能只像香港青年上街抗议，还须思索十几二十年后，如何
在经贸、外交、军事、政治、教育、科研与文化等方面，承担掌管国家社会的责任，面对
比现在更为强大的中国。
【2014/04/10 联合报】@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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