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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儿蔡学良的案件有找过黄妈妈帮忙到台北请托他，他都会告诉我他没钱，所以我每次
去台北就会拿钱给他，有八仟有一万有九仟有七仟又有二次6仟五仟，后来我告诉他说我没
钱了，当时我是脑震荡的病人，他竟然告诉我，说我的案件他不会再帮我了。
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为了替儿申冤一直找不到好辨法，我又求助于他，他拒绝我，黄妈妈说他
不会再管我的事。当时的我病的很严重，三天二头一定要挂急诊，他竟然会对我无情无义。
后来我遇见三位好心人帮我治病、调养身子，才慢慢调好身体。又帮我协助调查学良命案，
费尽心血，才有今天的真相。
在台北又遇见黄妈妈我很高兴问候他，他冷冷对待我，第二次在电视台他对我非常冷淡，在
国防部大门口抗争的20天，未见黄妈妈他来关心受害家属，后来几位受害家属一一评论求助
黄妈妈的过程，不约而同谈到黄妈妈自动拿红包袋要红包，也不管案件能帮忙到何种程度。
本来我不想讲出来，但是军冤案委员会要他来代表，我非常不满他对待受害家属的冷淡，不
够资格担当重任。石台平法医，从洪仲丘的案件己清楚告诉我们了他是政治法医，而我儿蔡
学良的个案曾请教于他。他的专业让我质疑。所以他们二位的军冤案委员的职责不具公信力
(我反对他们当军冤案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