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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仲丘枉死案，原先负责调查事件真相的军事检察机关，自身陷入了涉嫌包庇军官的舆论
指摘，公愤如星火燎原。继720之后，803民众将再度上街示威。但是，若不指向军事司法
制度的根本性改革，恐怕难以杜绝军中不断传出的枉死和包庇事件，从近到远的洪仲丘、
江国庆和尹清枫，都是例证。
军事统帅的贯彻与司法正义的实践，两者水火不容，这是军法制度的结构性缺失；而要军
人追诉军人，甚至于下级办上级，更是强人所难。
尽管军方对外宣示洪案“证据到哪、就办到哪”的决心，但证诸军事检审屈服于军事长官
权威的本质，实际结果毋宁说是：“上级要证据到哪、证据就会到哪。”没证据也可判死
枪决的，如江国庆命案；有证据却查无头绪的，如尹清枫命案。本来，刑事司法追求的是
“毋枉毋纵”，军法实务却操作成“可枉可纵”，但凭上级而定。
在结构性共犯情形，军事统帅正是共犯的一环，甚至于还是首谋或藏镜人，军法制度的荒
谬体质，更是暴露无遗。
“转型正义的败笔”
现行军法制度是戒严时代的遗绪。问题是，为何在解严26年之后，仍然容许军事检察官和
法官来侦审洪案？到底一般检察官、法官有什么不能侦审洪案的道理？说穿了，本就没道
理，这是我国转型正义的败笔之一！
1960年大法官作出释字第86号解释，确立审检分隶的《宪法》要求，但因戒严时代氛围，
当时检审合隶的军事审判制度，毫发未动。
解严后，由于军方及其检审机关在尹案荒腔走板的演出，民怨沸腾，本有大好机会直接废
除违宪的军事审判制度，然而，1997年的释字第436号解释却为德不卒，网开一面，立法
者更是乐于顺水推舟，在1999年以修正《军事审判法》，交差了事，这也就是现制的由来
。
虽说修修补补，但现制仍不改其违宪的本质，亦难符合释字第704号解释揭示的要求。例
如，军事审判的主管机关仍是行政院国防部而非司法院，军法官亦是由讲究高低军阶与服
从上级军令的职业军人来担任，欠缺《宪法》所明文要求的人身与事务独立性。
更甚者，国防部还身兼二职，同时督导军事检察署与军事法院的业务，连检审分隶原则都
公然罔顾，根本是比戒严时期的法治水平还不如。现行《军事审判法》屹立十余年，竟然
（还）未被宣告违宪，只能说是法治国的奇蹟。
亡羊补牢无济于事
总言之，军事审判是《宪法》难容的例外法庭，战时能否设置军事法庭就已经殊值怀疑，
平时更无存在的道理。
而今若欲亡羊补牢，小修小补无济于事，立法者若不迳行废除军事审判制度，最低限度是
将其限缩在“战时军人犯军法之罪”，其余情形一律回归法治国常轨，也就是“把军人当
成正常人”，平时无论军人或平民犯罪，皆应由普通检察署及普通法院依法侦查、审判。
迟延26年之后，洪仲丘案再度警示我们，早该告别戒严幽灵了！
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