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觉失调、身心障碍者的社会议题上台湾社会乃至政府的操作伪善而偷懒。
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并且认定是一回事，照护管理是一回事，出问题时的实质判定又是一回
事。但我们的操作粗暴—全部认定为纯真无知弱势就会制造出其他的社会问题。
“先别吃棉花糖”的社会实验追踪中，有一点其实比较少人提。
那就是迟缓儿的犯罪率，尤其重大犯罪率存在统计意义。
这件事探究起来不太正能量所以少人提。
社会假定每个人认知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为了维持这个世界的运作从而产生制度、规训与
惩罚。
于此同时，我们已经意识到思觉失调者（认知的世界可能跟你我不是同一个）又或者迟缓者
（对世界认知的程度较为片面浅显）有可能存在无恶意下的格格不入。
也因此社会对于这些朋友往往存在着多一些宽容，这也没什么不好。
讲下去前先分享个故事：我一岁的时候某天在哭，我妈冷回一句话：“撒娇。”我想说对吼
，我只是想要一些关注，为什么要用闹的？然后就安静了下来，即便我清楚我可以继续演下
去而且大人不得不理我。
从此以后我对于婴儿存在菁英份子的傲慢，因为我看得出谁是明白人谁还处于蒙懂。懵懂无
知的小孩哭闹其实挺可爱，但明白人装蒜拿翘就感觉令人不耐了。
在有特权就有钻营这件事情上，婴儿尚且如此，遑论成年人？
回到思觉失调与迟缓问题的讨论，这几年一堆持台湾身心障碍证明的在境外做诈，干诈骗干
的风声水起时不联系，干不出名堂就来求救。被抓了在移民局更是最喜欢说自己是身心障碍
者需要特权协助早点回来。
又或者有一个曾经上过新闻的案主，思觉失调，在园区请谢谢对不起客客气气但是能力差人
家不要他，被丢到西港街上，台商把他捡到金边收留。
有趣的是，在园区乖乖的人，到了关怀单位给药给饭后一下子脾气大了起来，摔东西打人闹
事。
怎么解决的？
花一百块美金请柬埔寨警察过来上铐说要带走，立刻下跪求饶。警察警告他夹着尾巴做人乖
乖等护照飞回台湾不然就不要回去了。
从此时间到下楼吃饭其他时候房间等著，一点屁问题没有。
所以在外头我们都开玩笑说电棒军棍治百病。
但是呢？这人回到台湾又成为邻里的问题人物，大吼大叫闹事，最后酒驾撞死人进去蹲了。
讲这些案例不是要说这些人没什么好同情的，因为真要讲，纯纯的弱势中同样存在大量令人
难过的无奈，再承受异样眼光或者搞的像是当年对待痲疯病患的强制作法同样是粗暴而残忍
。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同样被定义为社会弱势，有些人的家属照护到身心俱疲却得不到支援，另
一方面为什么有些人却就像吃了无敌星星一样整天在邻里之间爆炸而且好像也没人管，管不
了？
这才是需要花时间资源与力气处理的问题。
我个人主张权利与义务是相伴的，我们应该要一方面在实质与态度上给予身心障碍者、思觉
失调者乃至迟缓者额外的资源与额外宽容。
另一方面，实时的评估以及感觉可能要出问题时也要存在额外机制甚至强制力预防性的给予
限制。
当事人的家庭可以不喜欢这个限制，那你就不要接受这份特权，没有这份特权你的所有判定
上就被当成一般人处理。
再者，一个人十年前被判定为思觉失调不代表十年后他仍旧如此。这年头谁没看过身心科？
难不成取得了个证明就可以减刑了吗？那不要说当事人了，黑帮也会拿来操作的。
黑帮现在不只使用未成年人犯罪，甚至还有一种玩法叫倒车入库（找一个负债累累的人开一
台报废车直接假装暴冲油门煞车踩错撞烂人家店舖。该怎么赔怎么赔，反正赔不起，三个月
搞一次看你就不就范。）
人家都玩这么花了，你还给身心障碍者犯罪的特权，这不是圣母们在象牙塔里的空想，而是
不用心，掩耳盗铃。
所以身心障碍者的判定应该是连续性的，每次关怀或是每次就医都给他判断一次。如果没问
题，社会可以投入额外资源协助；开始搞事，社会也有权利预防性强制处置。这样的话如果
一个思觉失调者突然爆出重大刑案，法官就可以参酌这个人上周好好的这周突然搞事是生理
性因素还是坏，然后给予合适的判罚而非无条件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