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谈台湾南部治水的经费与责任
广东人民爱吃美食，众所周知，甚至可以说是举世闻名。
对广东人而言，只要东西真的好吃，价格贵一点，未必是问题。有时候为了一顿好吃的饭
，几百、几千甚至更高的价格都有人愿意付。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时候餐厅如果多收一点停车费，例如收十元停车费，反而可能让一
些客人觉得“不值得”，宁可不去了。
所以广东民间就有一句非常传神的话：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意思不是“不能花钱”，而是：
**东西可以买得贵，但是不能买到不值得。**
这个道理放到公共建设上，其实同样适用，而且比吃饭买东西更加重要。
因为吃饭花的是自己的钱，公共建设花的却是所有纳税人的钱。
所以，台湾人民对于南部治水，完全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态度：
**可以给多的经费，但是不能给多了经费。**
南部需要治水，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台南、高雄都是台湾重要的城市，人口多、产业多、都市发展也相当快速。面对极端降雨
、都市化以及既有排水系统的历史问题，政府当然需要投入大量经费改善排水、滞洪、防
洪以及相关基础建设。
如果真的需要一千亿，人民可以给。
如果真的需要两千亿，人民也不是不能给。
甚至未来因为气候变迁，极端降雨增加，需要比过去更多的防洪投资，人民也可以接受。
**问题从来不是“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真正的问题是：
**“花了这么多钱之后，为什么问题还是一再发生？”**
这才是纳税人真正有资格问的问题。
尤其这几年，我们不断听到各种治水政策与建设名称。
治水经费增加了。
滞洪设施增加了。
排水改善工程增加了。
“海绵城市”也曾经喊得非常响亮。
既然投入这么多资源，那么人民自然有权要求政府回答：
到底增加了多少滞洪容量？
到底改善了多少排水瓶颈？
哪些工程已经完工？
哪些工程还在施工？
每一项工程花了多少钱？
工程完成之后，实际降低了多少淹水风险？
这些问题都不是刁难，而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公共监督。
更重要的是，南部每次发生严重水患之后，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
**“这是百年降雨。”**
或者是“超大豪雨”、“极端气候”、“超过原本设计标准”。
这些说法可能完全正确。
如果真的出现远超过历史纪录的降雨量，当然不能简单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地方政府。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极端降雨已经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我们未来必须面对的新常态，那么过去投入的这
么多治水经费，到底把城市的防洪能力提高到什么程度？**
这才是重点。
不能每一次淹水的时候，都说：
“这次雨太大。”
“这是百年一遇。”
“这是气候变迁。”
然后下一次继续淹，再继续用同样的理由解释。
如果真的是百年降雨，那么我们更应该问：
**政府的工程设计标准是不是需要重新检讨？**
如果极端气候已经变成新的常态，那么过去的治水思维是不是也应该跟着改变？
如果都市化让雨水越来越快进入排水系统，那么土地开发、道路、建筑以及都市规划是不
是也需要一起检讨？
这些才是真正的治水问题。
而不是每一次水患发生之后，就只剩下“中央赶快再给钱”。
这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值得台湾人思考的问题。
**中央的钱从哪里来？**
中央政府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治水经费不是“中央送给台南、高雄的礼物”。
那些钱最终都是台湾人民缴的税。
台北人缴税。
新竹人缴税。
台中人缴税。
嘉义人缴税。
台南人、高雄人也一样缴税。
所以当中央政府拿出大量资源投入南部治水时，本质上是**全台纳税人共同支付这笔公共
建设费用。**
既然如此，其他县市的人民当然也有资格问：
**这笔钱到底花得值不值得？**
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放在嘉义来看。
嘉义市民等了二十年，铁路运量提高了，城市发展也在变化，但许多人期待的轻轨建设仍
然迟迟没有真正落实。
另一方面，南部其他城市面对水患，又可以不断提出新的治水需求。
这当然不是说：
“嘉义没轻轨，所以台南、高雄不能治水。”
这样的比较没有意义。
真正的问题是：
**全台湾有限的公共资源，到底应该怎么分配？**
每一笔钱都应该有优先级。
每一项建设都应该有成本效益。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对自己的公共建设成果负责。
所以，南部人民要求中央治水，我认为完全合理。
但同样合理的是：
**中央给了钱之后，南部市民也应该要求自己的地方政府把事情做好。**
不要把“要求中央增加经费”变成唯一的政治诉求。
更重要的是，应该要求自己的市长、市政府以及议会回答：
**以前的钱花去哪里了？**
**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还会淹？**
**哪些工程出了问题？**
**哪些工程根本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谁应该负责？**
这才是真正的市民监督。
南部市民应该更有一种
**城市荣誉感**。
如果一个城市每年都淹水，市民真正应该感到不满的对象，首先应该是自己的地方政府。
因为：
**“我的城市为什么一直淹？”**
应该比
**“中央为什么还不给钱？”**
更加值得追问。
一个有城市荣誉感的市民，不会因为自己的城市出了问题，就要求全台湾闭嘴、掏钱、支
持。
反而会说：
**“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要把它治理好。”**
这才是真正的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的意思从来不是：
“问题是我的，钱是中央的。”
而应该是：
**“地方自己治理，中央适度协助，而地方政府与地方选民共同承担监督责任。”**
所以，台湾人民对于南部治水，其实可以非常慷慨。
该给的钱，给。
该做的工程，做。
该改善的排水系统，改善。
真的需要长期投资，就长期投资。
但是同时也必须建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给钱可以，必须看到成果。**
如果工程做完了还是淹，就要检讨工程。
如果设计标准不够，就要提高标准。
如果都市规划有问题，就要修改都市规划。
如果土地开发造成排水负担，就必须重新评估。
如果地方政府执行不力，就应该承担政治责任。
而不是每一次淹水之后，只要把“百年降雨”、“极端气候”拿出来，就把所有责任全部
消解掉。
**百年降雨可以解释为什么淹水，却不能自动解释为什么过去投入的治水经费没有产生足
够的防洪效果。**
同样的道理，“海绵城市”也不是喊出一个漂亮的名词就算完成。
既然叫“海绵城市”，人民就有权问：
**这块海绵到底吸了多少水？**
增加了多少滞洪能力？
降低了多少尖峰迳流？
改善了多少淹水热点？
如果这些数字拿不出来，那么“海绵城市”最后就可能只剩下一个漂亮的政策口号。
所以我认为，台湾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南部淹水、全台买单”的政治文化，而是另一
种更加成熟的公共治理文化：
**钱可以给，但是要问成果。**
**预算可以增加，但是责任不能减少。**
**中央可以支援，但是地方不能卸责。**
**人民可以体谅极端气候，但是不能接受永远用极端气候解释所有问题。**
最后还是回到广东人的那句话：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治水也是一样。
台湾人民不是舍不得花钱。
我们真正舍不得的，是**花了几百亿、几千亿，城市还是年年淹，然后下一次淹水，又告
诉我们：“因为这是百年一遇。”**
如果一项公共建设真的有效，人民愿意花钱。
如果一个城市真的需要更多治水经费，人民也愿意支持。
但是：
**可以给多的经费，不能给多了经费。**
因为我们花的不是政府自己的钱。
**那是全台湾纳税人的钱。**
而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拿到最多的经费”，而是：
**用同样一块钱，让自己的城市变得更安全、更宜居、更有尊严。**
这才是市民真正应该有的荣誉感。
也才是民主社会真正应该有的公共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