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和盗用公司公款的人打过官司，他就是用法扶律师。
因为这个对造本身是有特殊身分的。
这就是身份政治所造成的荒谬。
不过，真正的问题不是“法扶是不是在保护罪犯”，
而是“这个制度的诱因结构，最终会把资源导向谁”。
任何一个以“保护弱势”为名成立的机构，一旦制度化，
它的存续就不再取决于它是否真的改善了弱势处境，
而是取决于它能不能持续证明“弱势还在、还需要被保护”。
只要弱势还在，他们就会有预算，就会持续运作下去。
这不是谁在说谎，是诱因本身逼出来的结果。
案量、预算、编制，三者互相支持，跟成立初衷脱钩。
弱势跟犯罪的关联，统计上确实存在，但这条因果线很容易被偷换。
贫穷、教育资源不足、家庭功能缺损，这些变量跟犯罪率的相关性是真的，
可是“相关”不等于“这个人这次犯的罪应该被优先辩护”。
把统计层次的弱势，直接套用到个案层次去正当化资源分配，
你永远可以说“他之所以犯罪是因为弱势”，
但你永远没办法拿出一个会让这套叙事失败的反例，
因为叙事本身被设计成怎么样都对。
至于“他们”为什么特别喜欢保护弱势这个位置，理由很现实：
这是政治跟道德资本最便宜的取得方式。
保护一个具体的被害人，你要面对具体的、可能得罪人的加害者；
保护“弱势”这个抽象范畴，你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游说能力、
甚至彼此利益冲突的散装群体。
受害者跟弱势加害者往往互斥，但没人会出来反驳你,因为反驳“保护弱势”
在道德上的成本太高。
这是一个近乎零风险、报酬率却很高的位置，大家抢著站。
甚至到后来谁说要保护弱势，我就会不自主的去放大检视这个人。
确定证据跟罪刑,资源不该无限上纲。
但这不是靠呼吁理性就能解决,得靠把成效跟预算挂钩,
而且还要公开让社会检视。
让这个机构的存续重新取决于它实际做了什么,
而不是它宣称在保护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