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上报
2.记者署名:林宣佑 2026年06月27日 17:00:00
3.完整新闻标题:【司改难题】法官助理能代笔写判决吗？　修法争议显现的真实司法困境
4.完整新闻内文:林宣佑 2026年06月27日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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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助理协助“草拟判决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民进党立委沈伯洋日前提案修正《法院
组织法》，试图将相关业务制度化，但基层法官助理忧心，修法恐让原本灰色地带的工作
正式“合法加量”。（freepik）
法院日常实务中，法官助理协助“草拟判决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这项长年存在却缺
乏明确法律依据的工作内容，如今成为朝野修法攻防焦点。民进党立委沈伯洋日前提案修
正《法院组织法》，试图将相关业务制度化，避免法官助理在缺乏规范下承担过重责任；
但基层法官助理忧心，修法恐让原本灰色地带的工作正式“合法加量”。民众党则提出截
然相反版本，明文禁止法官交办草拟裁判书业务，让法官助理角色定位，再度成为司改争
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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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组织法》修法，法官助理相关条文两版比较。
推动修法遭质疑“默认外包”　司改会：正视现况盼建立明确规范
曾参与沈伯洋版本草案讨论的民间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政谚受访表示，推动修法的初衷并非
替法官“卸责”，而是希望正视现况、建立明确规范，避免现行制度完全依赖“个别法官
自律”，导致权责失衡。
吕政谚指出，司改会最初设计是由《法院组织法》先确立法官助理可协助草拟裁判书的法
律依据，再透过子法进一步规范配套措施，包括法官交办时必须明确提供裁判要旨与心证
理由，且应留下书面或电子纪录，避免将整卷卷宗直接丢给法官助理“全额交割”，形成
实质代笔却无从监督的情况。
他坦言，法官助理提出的疑虑确实合理，尤其复杂案件是否适合交办、法官仅提供模糊指
示却要求助理自行补足内容等问题，都显示现行草案仍有进一步细化空间。
针对外界批评草案缺乏配套，吕政谚表示，若社会对现行制度信任不足，未来不排除将原
先规划放在子法的配套，直接纳入母法，进一步明订案件分流原则，例如较复杂、涉及实
体判断的案件应由法官亲自撰写，较单纯案件才可交由法官助理协助处理；同时也支持建
立院内抽查、申诉与监督机制，并检讨法官助理长期面临的杂务过多、劳动权益不足等问
题，让制度化不只是合法化既有分工，更能同步改善司法体系内部的劳动环境。
虽然现行法规并未明文授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但这项分工模式早已成为法院实务中的
默认运作。2021年司法研究年报指出，桃园地院法官助理的工作计点中，最高有逾7成来
自“草拟裁判意见书”；台中地院也依不同类型裁判草拟内容设计计点标准，显示裁判草
拟虽未被纳入法律规范，却已成为法官助理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甚至在法院内部，法官
将判决工作“全额交割”给助理处理的现象，也早有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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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政谚受访指出，法官助理协助裁判书草拟制度未来应建立明确规范
与分流机制，避免“全额交割”给助理处理情况持续发生。（资料照／取自司改会脸书）
。
前法官谈分工界线　一般判决不应由助理草拟
对此，前台北地院法官张耀宇认为，数据呈现包含了简易裁定，像是酒驾案件、强制执行
等可以用例稿的类型，但法官把一般判决交给助理草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认为，判
决书撰写是法官的“核心职权”，不应该委由别人去做。
张耀宇过去曾尝试让法官助理协助撰写简易裁定的裁判书，但实际操作后发现，助理完成
初稿后自己仍需逐字检查、重新修改，反而比亲自撰写更加耗费时间，因此后来多选择自
行处理判决书撰写。他指出，自己与法官助理的分工主要集中在卷证整理、笔录分类、资
料扫描，以及案件中的数据计算与表格整理等辅助性工作，至于涉及案件判断与法律论证
等审判核心内容，不会交由助理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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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法官认为，实务上助理完成初稿后自己仍需逐字检查、重新修改，反而比亲自撰写更加
耗费时。（freepik）
民众党版禁止法官交派草拟裁判书业务　吁厘清法官助理角色
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表示，民众党提出修正《法院组织法》，主因是现行司法实务中，部
分法官长期将撰写、草拟裁判书等工作大量交由法官助理处理，已经偏离法官助理制度原
先设计的辅助定位。她认为，法官助理应协助行政或程序性工作，而非成为法官的“代笔
工具”，替法官执行本应由法官亲自完成的审判职权，否则等同扭曲制度设计初衷。
陈昭姿强调，司法审判权是法官依法独立行使的核心权限。若法官将原属审判核心的裁判
书撰写工作交由助理代劳，不仅违背《法官法》所保障的公正审判精神，也将削弱人民对
司法独立性的信任。至于如何监督法官违规交办，她则指出，依法行政本就是司法体系最
基本原则，若修法通过后仍有法官违规将审判核心工作交由助理执行，应回归现有法官评
鉴制度，由评鉴委员会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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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党立委陈昭姿说，若法官将原属审判核心的裁判书撰写工作交由助理代劳，违背《法
官法》所保障的公正审判精神，也削弱人民对司法独立性的信任。（王侑圣摄）
法官助理制度争议延烧　权责界线与劳动条件更关键
不过，资深法官助理阿德（化名）并不认同直接立法“全面禁止”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
因为实务上协助撰写判决早已是法院运作的一部分，也让助理能累积法律实务能力；若完
全切割，反而可能削弱法官助理的专业价值，陷入“杂役化”困境，甚至降低职缺吸引力
。
他认为，无论是全面明文化授权，或完全禁止草拟，现有修法版本都忽略了法官助理长期
承担高强度专业工作的现实，却未同步改善薪资待遇、加班费与工作保障等劳动条件。
阿德强调现况必须改革，最需要避免的是法官将案件“全额交割”给助理，他举例，有法
官仅告诉助理心证方向，要助理自己去拟出证据和理由。他主张采取“有限度授权”：例
如简易判决、简式审判、协商判决等被告自白、案情单纯案件，可由助理协助草拟；但一
般诉讼案件因涉及复杂证据调查与心证形成，应由法官亲自撰写。
从法院实务默许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到朝野提出截然相反的修法版本，争议表面聚焦于
“法官助理能否写判决”，但核心问题其实是，司法体系长期依赖法官助理承担大量专业
工作，却始终缺乏明确权责界线与相应保障。如何在审判权责、司法效率与劳动保障之间
取得平衡，才是这场修法真正待解的棘手难题。（责任编辑：卓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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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修法版本都忽略了法官助理长期承担高强度专业工作的现实，却未同步改善薪资待遇
、加班费与工作保障等劳动条件。（PhotoAC）
延伸阅读：（【司改难题】判决背后的隐形劳工　法官助理困在司法劳动夹缝挣扎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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