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k26975582 (点点kino)》之铭言：
: 饿死抬头，
: 中午吃地瓜签饭时，
: 想到了台湾战后因为
: 被国民政府拖累，
: 为了打国共内战，
: 导致台湾物价通膨，
: 台湾人都吃不起米，
: 只能靠吃地瓜签饭含糊，
: 不像日治时期有白米饭吃。
: https://i.mopix.cc/xaeMzI.jpg
: 有卦吗？
反串是不是要注明
其实殖民50年的结果是台湾人吃的
米越来越少，地瓜越吃越多，不恰当的
场合放屁还会惨遭制裁。最近刚好有写
一篇，不妨参考看看：
https://cimonnomis.blogspot.com/2026/04/blog-post.html
荡气回肠庆天长
日本殖民时期一般台湾人度日的三餐吃什么呢？吴修齐先生回忆 1920 年代台南，说
道“当时农家三餐都吃番薯签干，佐餐菜肴更不必说(有等于无，日据时代的农家生活，
大部分是乞丐不如)”，所幸他后来到台南市区“当饼舖学徒，不但三餐都是白米饭，佐
餐者除菜、汤外，非鱼则肉，比起农家实有天渊之别”、“以前三餐吃番薯签干，从此每
日三餐改吃白米饭” 。和种地的农民相比，台南闹区的工商业者饮食情况好得多，尽管
劳动条件也很严苛。然而热闹繁华的街町究竟有限。同样是 1920 年代的台南，善化的孙
江淮先生回忆道：
“我们那时，别说用蔗叶煮饭烧菜，根本连白米饭都很少吃到。我在东势寮当保甲书
记时，保正家必须将稻米中的梗、糠去掉，才吃得到米，就是有米，品质也不太好。不过
这已是吃得起饭的，一般家庭均吃番薯签粥。作穑人 (农人)很辛苦，常常是晚上将送回
家的番薯刨成签状，早上拿到空地上晒，中午再翻面晒，傍晚收起来。晚上继续刨签，隔
天继续晒，晒干后收起来，煮饭时混大量番薯和白米一起煮，这样的番薯签饭就比较好吃
。没米的人只能煮大块番薯吃。那时只有老人和小孩有米可吃。每次都是男人先吃饭，还
吃得到一些米饭；男人吃完后，换女人吃时，根本只剩下番薯签，有时还只能伴着煮番薯
叶的水吃。物资缺乏时，连菜肴也没有，一般人都会醃番仔豆。这是一种做豆签的豆子，
先用水煮熟，再干炒，之后用盐渍在瓮里，吃饭的时候夹一些出来吃。小孩不懂事想要多
夹点来拌饭，就会遭到大人瞪眼。那个时代真的很贫乏，又很节省。”
“我开的玉记商行只是小卖店，来消费的虽然大多是在地的日本人，但偶而有钱的台
湾人也会来买，不过还是少数，乡下人就更少会来买。除了台湾人消费能力弱以外，当时
的人节俭惯了，有钱也不一定会买。大部分人是番豆炒盐巴配饭吃，吃肉更是过年过节才
有的事。东势寮 4 个保，每两天杀一头猪都还卖不掉，消费不起。一保 100 户，4 保
400 户，大户一点的 20、30 人，一保也都好几百人，仍然是两天吃不完一头猪，可见当
时的穷困和节俭，有钱也舍不得吃好一点。”
据孙先生的描述，离首善之区较远地方的生意人过得也很拮据，比农夫好得有限；4
个保、人口少说千余以上的地方两天还吃不完一头猪。与上述印象遥相呼应，1931 年《
台湾新民报》署名甫三的〈农民谣〉唱道：
“碎米番薯、菜脯咸鱼、一年中、俭々省々、只希望、好收成、无疾病、这俭省、也
即有路用、…”
稍晚的 1940 年代，老家在高雄的陈明忠先生则回忆道：
“一九三九年日本还公布粮食配给统制，农民生产的粮食都要上缴，再统一配给。这
样，农民就把粮食藏在干草堆下面，警察要来抓，查起来也很吃力。据说台中彰化有个日
本警察，上面派他去查米，中午到村子里，发现农民吃的都是番薯签，真的没有米吃，他
同情农民的贫困。后来被征兵去当炮兵，他说，他不愿意打中国人，自杀了。光复后，那
个地方的人把他当神来拜。
本来，台湾的土地就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佃农与地主分成，多数是地主六分、佃
农四分，有些高的地方，是七三分，土地贫瘠的地方才会五五分。
基本上，农民租佃负担很重，虽然种水稻，他们却吃不到白米，只能把米卖掉，以换得生
活所需，买番薯和番薯签来吃。所以，太平洋战争末期，农民生活受了几重剥削，非常苦
。因为战争，肥料也没有了，产量很少。
我在地主家庭长大，小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些。那时上学带便当，我家里是白米饭，同
学多数都是番薯签，就是番薯弄成丝，晒干，不甜，不好吃了，只是有淀粉质罢了。平常
收成的时候，他们吃鲜番薯，我就拿白米跟同学换，他们以为我傻瓜，我也以为他们傻瓜
，番薯新鲜的时候是很好吃的啊。”
单凭几本回忆录中的片面之词能否得出结论？如果核对统计数据，只会得到巨大反差
──1922 年，台湾水稻的种植面积为 41.4 万公顷，1928 年为 58.5 万
公顷，1944 年为 60.1 万公顷，面积明显增加。1920 年代后半开始引种蓬莱
米，搭配化肥使用以及灌溉工程的建设，单位面积产量大为提升，总量也水涨船高：
1921 年稻米总产量为 71.7 万公吨，1930 年为 105.3 万公吨，1938 年为 140.2 万公
吨，不到二十年产量翻倍。稻米之外，1916-20 年至 1935-40 年区间的蔬菜水果豆类产
出也翻了三倍，同区间肉类的产量也几乎翻倍 。
当然总产出如何是一回事，如何分配又是另一回事。台湾农民之所以广为接受、种植
需要施肥增产的蓬莱米，是当作经济作物来贩卖，出口到米价较昂的日本内地，换购台湾
本土较便宜的在来米或者甘藷。由于稻田面积被蓬莱米挤占，较便宜的在来米价格也是不
降反升，逼使农民寻找更便宜的主食。于是讽刺的是，尽管 1920 年至 1938 年殖民期间
米产量翻倍，同期间台湾人口仅增长 53%，台湾人的人均米消费量却是逐年递减，代替主
食的甘藷消费量则是年年增长：
只讨论主食当然不足以盖其余，包括副食在内摄取营养的途径还很多；尽管统计资料
有限难以做这方面的探讨，但人的身高──儿少成长阶段的营养是否足够，大大影响发育
──是另一项可参考的指标。假使营养摄取持续得到提升，那么台湾人的身材理当逐年拔
高才是。根据学者 Stephen L. Morgan 与刘士永的研究，殖民五十年间，台湾人的平均
身高确实总体呈现上升态势，每隔十年略增加 0.77 公分；但若细分之，殖民初期至
1930 年代，每隔十年身高是增加了
1.12 公分，1930 年代至殖民终结涨势却近乎停顿，每十年仅增高 0.19 公分。将台湾人
平均身高的变迁放长放远来看，1881/1883 年至 1971/1973 年间，每十年
台湾人的身高平均增加了 0.85 公分，战后拔高的速度显然超过殖民时期
(1953/1955 年至 1971/1973 年间，每十年增高 1.12 公分)。而欧洲人从 19 世纪中叶
至 20 世纪中叶的平均身高大约也是每十年增加 1.0 公分。
值得注意的是，Stephen L. Morgan 与刘士永的研究采择的样本主要来自男性(女性
样本太少)，其社会地位以中高阶层为多，只有 2.7%不识字，仅受过初等教育者约占四分
之一，受过中等教育的占另外四分之一。职业也反映数据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仅有 14.8%
为非熟练工，半熟练与熟练职工占了 46.2%，非体力劳动与白领阶层则占 38.9%。即便如
此，在蓬莱米开始大规模种植、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势头越发强劲的 1930 年代
、粮食开始配给管制的
1940 年代，该阶层的身高也呈现停滞 。至于未受教育、经济能力普遍更差的农民阶层，
依常理判断，其营养状况只会更加惨澹。
换言之，殖民时期、尤其是米粮大举输日、战云开始垄罩的 1930 年代以后，台湾社
会中低以下阶层的饮食水准呈现停滞、甚至还有所下降的体感叙述，与统计数字也是对得
上的10。
生活水准难以提升的怨恨，除了诉诸言语行动、口舌四体，也因为主食结构的改变，
发之于消化系统的末端。在不正经的场合，放屁通常是身心松弛的结果、惹人发笑，但在
正式公开的领域这么放松，后果有时很严重。17 世纪初在西非阿散蒂(Ashanti)旅行的冒
险家乔布森(Richard Jobson)提到当地人总是小心不在生人面前放屁，觉得人前大放特放
的荷兰人竟如此无耻，令人不解；据说曾有阿散蒂的部落老人因为向酋长鞠躬时没憋住屁
声，羞得悬梁自尽。19 世纪末，英国探险家伯顿(Richard Burton)在他著名的译注版《
天方夜谭》里埋了一条脚注，提到贝督因阿拉伯人极端厌恶人前放屁，要是有人不小心噗
了出来
又很不巧有人笑了出来，事关名誉，发笑的人马上就被砍死。据说阿富汗人当中也很注意
类似的荣誉伤害。19 世纪 80 年代的另一位英国大探险家李文斯顿
(David Livingstone)也提到过几个非洲部落，自家人面前放屁尚可容忍，外人面前憋不
住放出来则会被放逐 。
其实想找类似的例子，英国人不必舍近求远。16 世纪末伊莉莎白女王在位时期，牛
津伯爵(Earl of Oxford)向女王鞠躬时不慎放了屁，羞愧难当，为此自我放逐至国外七年
，希望七年的光阴能让事件被淡忘。七年，也是当时自愿充当契约劳工、移民英国海外殖
民地的服务年限(服务年满获得自由身，但劳动状况和奴隶没两样，实际上许多人没命扛
过去)，仿佛是对国体不敬的秽物就应该如此处置 ；对女王大不敬，即便是英国贵族也自
动请罪、以放逐到殖民地的形式自我处罚。不敬之人之于殖民地，仿佛屁之于私厕，必须
驱之别院，这个逻辑固然是对殖民地的贬低，但倒转过来，屁，岂不也是杯葛殖民统治、
反抗帝国──伤害不大，侮辱极强──的绝妙武器。在 18 世纪英国殖民的牙买加，被殖
民者引进的非洲黑奴逃入岛内腹地，不但躲避了追捕，还开展了反抗殖民、解放黑奴的战
斗；这些所谓的马龙人(Maroon)骁勇善战，缠斗英军十余年(1728-
1740 年)，令英国人十分头疼，而其领导人物──传说中的南妮女王(Queen
Nanny)──除了精通游击战法，最驰名的还属她的屁股奇谭──据说女王南妮能用臀部接
住英军打来的枪炮子弹，汇集起来，再随着古道热肠内不平之气喷薄而出，一发炸裂反打
敌人 。
用屁股战斗的传说过于幽默，应非常人所为；但善用屁的游击战性质──有臭有响、
刺激耳鼻，却无色无形难以捉摸──回敬殖民者的排场、削帝国颜面的机会，勇者不会拒
绝挑战，更别说那些吃多了甘薯签、物理上早已憋了一肚子荡气回肠的血性汉子。毕业于
嘉义郡顶六公学校的张俊宏先生回忆道：
“小时候我天不怕地不怕，有一次早上升旗典礼时，资深教导都会喊さいけいれい(最
敬礼)，发音很像台语的‘屎搁著’，我就站的很笔直，然后‘噗噗’放了两大声响屁，
我假装不是我放的，因为操场好一百多个人，站在后头的老师们根本无从查起，典礼完后
同学开始笑我，你刚刚‘屎搁著’呀！我就很自傲的说，你们不敢吧！全校只有我敢(得
意样)。”
“有一次他跟班上‘国语家庭’的囝仔打赌他敢不敢溜进校长室去对‘奉安库’(奉
置天皇御真影及教育敕语之处)放屁，结果我趁校长去巡堂时，我就
叫跟我打赌的人在窗户前把风，我就溜进去对正面放了一个大屁，结果跑出来时太紧张了
，还把校长室内的花盆撞倒，吓死我了，…”
毕业于宜兰地区公学校的林平泉先生，也说他曾经和同学打赌敢不敢朝
“奉安库”放屁，他还真放了 。在今天，学校里放屁说不上要多大勇气，但
在殖民时期，帝国颜面扫地的焦虑，有时会让殖民者诉诸极端。《台湾新民报》
1930 年 7 月第 321 号周刊第 3 版，刊载了下则新闻：
“无端命令停学 学生放屁 教员迁怒
海山郡尖山公学校、受持教员绪方某、教授第四年甲班生。本月二日上早课时、教室中
某生忽放屁、为该教员嗅著、大发雷霆、问是什么人所放？学生们看其发怒、无一敢应。
教员益怒、说‘你们那个放屁？既不说出、可全部回家’。学生们又恐无端回家、要受父
母责问。乃不肯归去、该教员也不肯再教授、直俟至放午课时、四年生方归去。越日四年
生来校时、在朝会散队后、该教员、令四年生全部无期停学、至初十日始来校领通信簿。
诸生莫名其妙、只好回去。…”
透过地方父老的抗议和斡旋，学生们才得以重返校园继续上课。可见即使是寻常课堂
，对敏感的殖民者来说也是不可侵犯，区区一个屁令整个年级的学生停学，绰绰有余。然
而该教员毕竟文明发泄，尚未诉诸暴力。《台湾新民报》
1930 年 6 月第 319 号周刊第 7 版的例子则是：
“六月十三日午前、中坜公学校五年二组的生徒五十四名、整列要入教室授业的当儿
、忽然听到一个屁声。受持教师内地人某以为不洁、马上要调查屁主、因为教师过于认真
、所以屁主惧怕不敢出为承认。教师遂大发雷霆、罚全级生徒自午前八时半跪至十二时半
。更用教鞭乱打、因此有头破血流的。父兄之间不平满々议论纷々。善诙谐的o教师为
屁先生。”
便是直接武德充满动用教鞭充分施教了。寻常课堂且如此，重大场合放屁更是成何体统，
非严惩不可。陈明忠先生回忆道：
“有一年天长节，就是昭和天皇的生日，要举国庆祝。我们在操场集合排队，校长从
我跪过的那个金库里搬出来天皇的‘教育敕语’，全体肃静。他就开口念了‘朕想──’
这时，一个二年级的女孩子放了个屁。本来很静，听起来特别真切，又是‘朕想’之时，
大家都哄笑起来。教务主任冲下台，抓住那个女孩子的头发就扔了出去，牙齿都摔断了。
我们看着，只觉得恐怖。村里人是吃番薯的，本来屁多，她只是时机不对罢了。
教务主任是台湾人，也许越是台湾人，越要显示忠诚吧。现在想，这个屁，倒真是对
‘朕想’的‘一视同仁’的嘲讽。”
那么说来，这位同学虽或出于无心，倒是做了回嘲弄大人物的女英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