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其实比较像一种变形的“伪资本主义”。
它是以“省”为单位互相竞争，由上而下规划国家需要的产业，再让各省去执行。
官员会被派到地方历练，表现好的再往中央升，某种程度上可以确保中央官员具备一定能
力。同时也吸取历史教训，不让官员长期待在同一个地方，避免形成地方割据。
在这种制度下，各省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拼GDP。
因为GDP被视为一个综合指标，GDP好，就业通常也会好；就业好，社会稳定、治安自然也
会跟着改善。
整体看起来好像很合理，但问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当GDP成为核心指标，就会出现扭曲行为。
例如在深山盖一座几乎没人用的桥，一样可以创造GDP。盖桥需要人力，可以增加就业，
帐面数字很好看，但实际上毫无效率。
如果是民间企业主导，不会做这种赔钱的事；如果是民选政府，这种浪费很容易被对手揭
发。
但在中国体制下没差，因为GDP确实增加了。
而且官员任期短，不会在同一地方久留，这座桥之后如何、维护成怎样，往往是下一任的
事。甚至因为预期使用率低，用料也可能偷工减料。
接着就是“举国体制”的问题。
当中央决定要发展某个产业，例如电动车，结果不是全国集中资源，而是每个省都要做。
A省做、B省做、C省做，一路做到Z省。
原因很简单：这是国家政策，做了有机会升官；就算做不起来，至少可以灌GDP。
结果就是产业过度重复、内耗严重。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常常一看中某个产业，那个产业就开始崩坏。
以电动车为例，美国最后也只跑出一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但中国却同时出现一堆厂
商，彼此削价竞争。
问题是这类产业需要长期研发，但在不赚钱的情况下，只能压成本、压品质，甚至用消费
者去承担试错风险。
台湾其实也有由上而下的产业规划，例如台积电、联电。
但关键差别在于：台湾是允许竞争与失败的。
输的企业就退场或转型，成功的留下来。
中国的情况则相反。
电动车企业不能倒，一方面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另一方面是升到中央的官员会去保护原本
的体系，加上维稳考量，本来就不希望出现大量失业，再加上企业一旦破产，债务就会变
成呆帐。
因此这些企业即使效率低落，仍然持续被补贴、被撑著不倒。
结果就是产能过剩，并向外倾销，影响其他国家产业。
例如石化产业，就会面临原料成本较低、供给过剩、价格被压低的竞争环境。
在民主国家，市场机制会自然淘汰失败者。
像美国的底特律破产，联邦政府未必会全面承担，因为那是地方与产业自身的问题。
但在中国体制下，地方问题往往会变成中央问题。
而一个正常的市场，本来就必须允许倒闭。
当你不允许倒闭，就只能把过剩产能往国外输出，最后引发关税与贸易冲突。
再来是计画经济本身的成功率问题。
台湾能讲得出来的成功案例其实不多，但至少失败的会停损。
很多当年的政策推动，最后没有成功，也就等于自然淘汰。
中国则是反过来。
之前大力发展芯片产业，各省一窝蜂投入，甚至出现造假、骗补助的情况。这种本来就极
度困难、需要高度集中资源的产业，却被拆成各省各做各的。
资源分散、效率低落，但责任却不明确。
短期内可以做出漂亮数字，长期问题则由下一任甚至中央承担。
如果是小国，这样的模式早就撑不住。
但中国体量够大，可以用整体税收去补贴这些低效率行为。
代价就是资源被转移，例如基础建设维护延后、社会福利偏低。
本质上，是用整体社会去承担这种体制的成本。
另外一个问题是民族主义驱动的产业发展。
很多时候并不是单纯经济考量，而是“一定要自己做”。
例如作业系统、光刻机等，本质上都是高度依赖生态系与长期累积的领域。
当资源投入在“重造一套体系”，但未必能成功时，就会形成巨大的机会成本。
如果不追求全面对抗，其实这些资源可以用在改善民生。
但在大国竞争与政治目标之下，这些选择往往不成立。
最后就会慢慢走向类似冷战时期的路线：技术可以做出来，但成本高、效率低，需要长期
补贴，最终压力回到整体经济与人民身上。
而这其实也是许多集权体制的两难。
企业倒闭，在民主国家是常态；但在集权体制，可能会被视为社会不稳定的来源，因此不
敢让它发生。
现在各国也逐渐对中国进行防范与限制，外部环境变得更严格。
中国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对台湾来说，这既是风险，也是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