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劳委会主委陈菊昨日在贵刊发表“华磐因主动撤销告诉”一文，将华磐违背“不秋后算
帐”的承诺作为指责重点，并间接为劳政部门的失职以“人力不足”脱罪。但我们要指出
，高捷泰劳面对的主要压迫，结构性根源正是外劳政策中“不得自由转换雇主”与不当的
“仲介制度”，让华磐公司得以对一群动弹不得的外劳奴役控管，也逼得外劳不得不以肉
身抗暴！
如果，外劳仲介得以落实“国对国直接聘雇”，仲介管理的费用与内容就相对可以纳入有
效监督；如果，外劳遇到不肖雇主，可以辞职、转换雇主，高捷泰劳也不必忍受工资被苛
扣、薪水用代币、护照被强押等违反人权的劳雇关系；如果，外劳可以自组工会，一千七
百多名高捷泰劳就有一个正常的劳资协商管道，甚至可以依法使用罢工权进行谈判而不必
放火、丢石块．．．。但陈菊说：“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对外劳冷漠，导致政府对外劳劳动
条件检查的投资不足”，一个结构性压迫政策，变成技术性的人员调派不足。想当然尔，
地方劳工局对泰劳申诉信函置之不理、或中央劳委会对高捷外劳申请案的放水，因此都是
情有可原的了，人力不足嘛！
去年九月五日陈菊以“负起政治责任”、“善后已告一个段落”为由，含泪请辞劳委会主
委，并表示，泰劳事件对她的打击直比美丽岛事件。至今，全力冲刺参选高雄市长的陈菊
女士，若对高捷案的认识还停留在“台湾国家形象蒙羞”的抽象字眼上打转，就是完全规
避了泰劳抗暴所暴露的政策缺失，一如她对华磐的批判：“无非是想模糊焦点，借此逃避
责任而已”。
我以为，陈前主委若真还关心外劳人权问题，就应该公开检讨、反省自己任内的不当外劳
政策，如“不得转换雇”、“不得筹组工会”、“私人仲介制度”、“居留年限”等，促
使高雄地检调署重新侦办高捷案，不以单一事件、而从整体结构面来了解，泰劳是在什么
样的制度性压迫下，不得不行使“抗暴权”以求自保，整个台湾社会也才有机会严肃面对
泰劳抗暴的原凶。
事实上，陈菊在劳委会主委任内五年多，大有机会将外劳政策朝“人权化”修改，但很遗
憾的是，她只将冻结、或解冻外劳输入当作台湾外交谈判的筹码，并在任内通过“外劳工
资内含食宿费”，全面压低外劳整体劳动条件、默许中国信托垄断及强迫印尼劳工借贷仲
介费、拒绝以“家事服务法”保障13万家庭类外佣及看护工、大幅限缩外劳转换雇主的条
件…….种种外劳恶法，都是陈菊主委任内违反人权之举。这是“含泪请辞”也无法抹去
的政治责任。
“血汗工厂”的奴工制度，不在十九世纪，而在当下台湾。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秘书长／泰劳抗暴法律后援会成员　顾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