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预算这件事觉得有点悲哀，以自己关注的实体书店补助来说，年度最高六十万，只要
地段稍微不错或店面稍有规模，这笔钱也不过全部拿去缴水电房租，更别说几乎没一间拿的
到全额，多数在三十万元以下，除一除比最低工资还要低。但卖书有可能赚钱吗？不管是卖
新书或二手书，顶多赚原价三到四成，想靠经营书店领最低工资至少一个月要卖一百五十本
书，而这甚至还没谈到风险成本。平均一天卖五本书真像是在开玩笑，毕竟一天都不见得走
进来五位客人了。以营利角度看当然会认为开书店的人对不起社会生产力，但是文化产品就
是一种nice to have的东西，花多了不爽没得花又想抱怨，现况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透过
各路政策补助养活它。这次文化界大暴动多少反映了一种畸形生态下的悲愤心情，“义无反
顾当傻瓜了竟然还要被嫌东嫌西”。怎么可能平心静气谈预算问题呢？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文化界的的共识全部系于谁能养活他们，这当然也是变相的葛兰西谈的
文化霸权论。不知道多少人意识到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意识对立的根或许就在这里。比如国
民党如今就是一个亲中卖台的品牌，要反对它一律从国家安全切入就好；比如民众党就是被
傅昆萁摸头的附随组织，要反对它一律从蓝白这个字眼开始批判就好。当陈世杰在记者面前
指著陈玉珍骂“妳中国的主子还没来”，其实心里为文化界心疼又悲哀，因为公共事务已经
在成见中失去理性沟通的可能性，而这当然不会只是某一方的责任。正常人都同意民进党的
八年执政既非全部有功更非全部有过，但做为社会良心理应包袱最小的文化界，在二零一九
之后声量确实小的不可思议。这要全部归因于唇亡齿寒的反送中运动或者突然冒出的反智代
表韩国瑜让知识份子都团结起来吗？也不见得，苏家立疫情期间出版的《诗人大摆烂》就是
个文化界特例，但除他之外是真的没听见不同声音了。或许文化界为了生计应该反向思考，
一个多元表达的创作环境才是真正面向市场的机会。当台湾政治每天因为立场吵得不可开交
，被期许作为自由思想象征且有更多批判力道的文化人士，竟然和平又口径一致地度过这几
年，实在是很不正常的。失去百家争鸣特色的创作同温层又要怎么冀望市场一直保持兴趣呢
？文化界当然想要自食其力，自食其力四个字说起来轻描淡写，但就是人的生存尊严展现，
残忍的是问题的答案或许就在他们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