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提出“日本殖民台湾，对台湾到底有没有好处”的问题时，有些自以为“客观”的人会使用此种辩护观点：日本人为台湾的现代化打下基础，怎么能说殖民只有坏处？
但他们没有经历过被殖民统治的暴力，只是享受到了以前人苦难做成的人血馒头，怎么能代表此前受到压迫的群众以同意殖民的暴行？
赖和的多篇小说中，例如〈一杆秤子〉、〈丰作〉中，就写到殖民者用他们所制定的“法”来压迫农民，他们想怎么收割就怎么收割，并且可以随意制定衡量农作物的标准与经济价值。这让辛苦工作的农民付出的努力化为乌有，不仅得不到他们应有的报偿，还有可能因为争取自身的权益而遭到毒打、甚至被关入监牢。
（更别说那些日本人根本不把台湾人当人看，甚至大多时候称之为“猪”）
还有一篇讽刺小说〈神秘的自制岛〉，写台湾人即使枷锁缠身、被奴役、被打压，却毫无受到苦难的自觉，反而一心一意供养给他们套上枷锁日本人。
在日殖时代，有大量的小说写到了日本警察对台湾民众的强取豪夺、欺压、对女性的欺辱，以及逼迫台湾人接受日本文化的行径。日本警察在当时台湾人眼中都长著同一张面孔、做相同的暴行——被殖民者要否定殖民的暴力，所以将殖民者的看门犬看作是噩梦般的存在。
（此时应该又会有人辩护道：不是所有警察都是坏警察，有少部分的好警察，例如杨逵曾获得一位日本警察的帮助，后来还和他成为朋友，但这也不能改变大多数日本警察对台湾人不好的事实。）
可能还会有人问：“如果殖民时期带来的都是不好的经验，为何会有人认同日本文化，甚至自我认同是日本人、或者竭尽全力想要变成日本人，例如〈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的主角陈有三？”也许今日还是有人对于陈有三遭到扭曲的价值观感到认同，或者认为理当如此，但难道我们不该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反思当时的小知识分子从理想到失落、一步步走向沈沦的悲剧吗？陈有三的认同为何变成那样？殖民社会对他做了什么？
日本人在殖民台湾的时候，因为认为“吸鸦片、赌博”等陋习算是台湾的民风，而不加以禁止，此举竟然获得了瘾君子的赞扬：“顺应民风”、“展现民本政治的精神”，但实际上是借由倾销鸦片入台，作为另一种压榨台湾经济的手段。赖和的〈棋盘边〉就以反讽的方式，叙写日本人为了推销鸦片，反而允许台湾人集会，而其中有唯利是图的台湾人趁机荼毒台湾人以从中牟利，当了殖民者的刽子手。这样算不算“好”呢？
当然可能还是会有人在知晓上述一切之后，觉得经历过殖民统治，社会会较为快速地进入现代化、并且提早更改了国民性（例如：“水螺”的声响在日殖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代表着现代社会与殖民的压迫象征物，但已经习惯24/7的“现代”人，就会理所当然且不假思索地同意“水螺”声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作息规律的登场，而无意去反思此种制度的引进，对当时的工人造成了什么样的迫害），那么可以去看一本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记述了被殖民主义暴行所切开的失败者，及其历史——失败者如何被剥夺写作自身历史的权利的历史。
失败者之所以成为失败者，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失败者，所以才被侵略——而是他们是在被侵略之后，才成为了失败者。殖民历史不仅意味着压迫，还意味着亡国灭种，包含着屈辱与创伤。
所以在谈论“日本人对台湾人好不好”这个问题时，可能要想想，除了听说到有多少遗老对日殖时代的回忆是美好的、多少人的自身认同是日本人、有多少暖心故事 还有什么更为客观、宏大的视野，能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与反思？也要质疑他们这些对于日殖时代的想像，是构筑在什么东西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