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各地的异见分子被美国鼓动起来，在不同的地方煽动叛乱，希望推翻当地他们视为不公义的政府，从而夺取政权，但政变失败之后，美国很少为这些异见分子提供政治庇护。
其实美国对此问题早有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学者研究苏联的异见分子，看他们在本国或者流亡海外可以发挥政治影响力，结论是异见分子一离开本国，就正如鱼离开水那样，完全失去政治影响力，所以，苏联已经定出策略，将异见分子遣送离境。当时最著名的例子是苏联著名的异见分子索忍尼辛，他移居美国之后，变成了一个满腹牢骚的糟老头。
而中国异见分子移居美国后，境况凄凉的亦所在多有，比较典型的是魏京生。魏京生1978年起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发表大字报，自此成为中国的异见人士。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年代，中国让魏京生以“保外就医”的名义，直接押送机场，任其流放美国。美国初时高规格对待魏京生，由哥伦比亚大学提供办公室、公寓等设备，让其研究中国相关问题，魏京生也被推选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
不过好景不长，哥伦比亚大学很快就认为魏京生没有研究能力，在3年之后的2001年6月，终止对魏京生的聘任。此后，魏京生在海外民运圈浮浮沉沉，与不同的民运人士有很多冲突。直到2020年7月23日，在川普主政的年代，国务卿庞佩奥在尼克森总统图书馆，发表所谓新冷战宣言的演讲，庞佩奥需要找部分“临记”站台，于是就找来了魏京生与王丹出席演讲
《明报》引述美国记者出书爆料，披露黄之锋曾于2020年6月30日早上，也就是《港区国安法》生效前夕，在美国驻港总领馆对面的圣约翰大厦，与两名美国外交官定期会面。黄之锋在会面结尾时说，“我不想走……我想入美国领事馆”。而按美国的法律规定，不能在美国本土外申请政治庇护，美国外交官当时未有答应，叫黄之锋只可留在圣约翰大厦。显然美国也都不愿意为黄之锋提供政治庇护
结论是美国在全世界各地支持异见分子，意图推翻与美国不友好的政权，这些异见分子就如棋子一样，会成为美国的“死士”。当政变失败，他们的价值已经消耗殆尽，美国就会培训新人，成为下一代的领袖，再进行下一次的叛乱尝试。旧人弃如敝屣，自然不想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特别如果是美国驻外大使馆接收了一些异议人士，他们困在使馆内无法离境，更加成为使馆的重要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