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
《报导者》 | The Reporter
2.记者署名:
文字/张子午
摄影/郑宇辰、林彦廷
设计/黄禹禛
共同采访/洪琴宣、孔德廉;核稿/李雪莉;责任编辑/张诗芸、黄钰婷
3.完整新闻标题:隐身普通人群的集体猎童网络──“美术馆叔叔”梁恩睿性侵儿少被判25年
4.完整新闻内文:
独家调查:“大猫案”权自立的共犯首度曝光
隐身普通人群的集体猎童网络──“美术馆叔叔”梁恩睿性侵儿少被判25年
20年前“大猫案”首度让国人惊觉儿少性剥削的邪恶犯行,主嫌权自立出狱后与梁恩睿组
成更多猎捕幼童的共犯结构。经过数月不公开审理,梁恩睿一审判决25年。(设计/黄禹
禛)
去年(2023)8月,20年前性侵未成年儿童与少女、制成“大猫系列”光盘贩售的男子权
自立,出狱改名后又因涉及儿少性剥削案──藉照顾邻居未成年女童时性侵并拍摄影片─
─在警方追捕过程中,疑似畏罪跳楼身亡。随着其犯行在媒体与网络曝光,掀起民众强烈
怒火,最后基隆地检署同年10月因嫌犯死亡,以不起诉侦结,整起事件又淡出公共视野。
《报导者》追踪超过半年后发现,此案并未因权男死亡而结束,还有一位任职台北市立美
术馆的共犯梁恩睿,2023年底被逮捕、羁押后,基隆地检署以“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
例”第36条等罪名起诉,经过数个月的不公开审理,今日(5月30日)下午于基隆地院一
审宣判:梁恩睿对儿童强制性交、强制猥亵、拍摄性影像共14罪,应执行有期徒刑25年。
此案凸显出这个诱骗、性侵、拍摄、散布儿少性剥削影像的犯罪模式非但没有绝迹,20年
后卷土重来,甚至成为流通于国际“暗网”的共犯结构。
“看图说故事,换你说说看──现在开始,你有专属3分钟的时间,换你说说看这张画发
生了什么事?欢迎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祕密故事!”
萤幕画面上显示出色彩丰富的当代艺术画作,女孩对着面前的麦克风,发出童稚的声音。
这段2022年10月上传到Facebook、短短20秒的档案,拍摄于台北市立美术馆儿童艺术教育
中心(简称北美馆儿艺中心),看起来只是另一位家长为孩子顺手留下的生活纪录,然而
,这则寻常不过的贴文,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巨大的祕密。
未曝光案情背后:国内罕见的集体性侵儿童共犯结构
主嫌权自立去年跳楼身亡后,《报导者》追踪超过半年发现案件如滚雪球般扩大,其中一
位共犯是任职台北市立美术馆的梁恩睿。本图为示意照片,非当事人。(摄影/郑宇辰)
“孩子跟我提到,除了阿伯,还有一位阿伯的朋友‘美术馆叔叔’,大多是在权姓嫌犯家
(一起性侵孩童并拍摄影像),”基隆市政府社会处李姓社工说,从去年8月爆发权自立
性侵与偷拍女童案后,她负责陪伴3位受害的未成年姊妹接受检警调查,安排后续的生活
重建与治疗事宜。
“他们也会带孩子一起出游。我们找到他(美术馆叔叔)的Facebook,翻到一段影像,确
认此人在北美馆展览活动录下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孩子。”朝夕相处的过程中,社工从孩
子叙述中比对Facebook资料,发现此前从未曝光的共犯,曾带着受害孩童到其任职的北美
馆。
同步掌握事证的警方于去年底拘提犯嫌──北美馆教育服务组研究助理梁恩睿──到案,
查扣其手机与电脑,由基隆地检署依涉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第36条第3项等
罪名,对梁男提起公诉。经过数个月的不公开审理,今日(5月30日)下午2点半于基隆地
方法院第六法庭一审宣判:对儿童强制性交、强制猥亵、拍摄性影像等共14罪,应执行有
期徒刑25年,为有期徒刑最高上限;另外其存有犯罪证据的iPhone手机1支、iPad 2台、
Apple笔电2台、行动硬盘4个均没收。北美馆政风室也派代表到庭;下午4点,北美馆发表
声明,重申对于性犯罪及儿少性剥削绝对零容忍,要求所有同仁于执行职务时务必谨守专
业伦理,并善尽维护儿少权益及环境安全之责任。
被害家属的告诉代理人、法扶律师谢杏奇也出庭聆听判决,她坦言此案儿童受害长达三、
四年之久与人数众多,实属罕见,“我们以为台湾已经很文明,没想到还有这么夸张的事
情,好像没有法律一样,治不了这些人。若不是去年警方在花莲偶然发现下载(儿少性剥
削)影片者,他们(加害者)还会继续搞下去,小孩子根本什么都不敢说”谢杏奇表
示,案件其实还没结束,今天宣判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为发生在基隆的部分犯行;在权
自立与梁恩睿长期联手下,还有更多被害儿童与影像证据发生在桃园,桃园地检署检察官
正在侦查阶段,尚未起诉。
结合刑事局情资,从花莲到基隆的案外案找出真实被害者
回顾整起案件,从花莲一路延伸到基隆、桃园,甚至来自澳洲的通报,从散落各地的证据
,拼凑出一张儿少性剥削犯罪网络。
2023年7月,花莲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科技侦查队(花莲科侦队)持搜索票,进入吉安
乡男子詹勋明住处,从其电脑主机与3个随身硬盘中,查获多部国内外论坛网站下载的儿
少性剥削影片,警方清查后赫然发现疑似有台湾的未成年儿童受害。
“当时我们发现相关影片共有200多部,承办同仁很辛苦地全部看完,从里面找蛛丝马迹
,不断从网络上去搜寻可疑犯嫌与被害人的身分,最后比对出被害人所穿校服,透过基隆
的刑事(警察)查访(基隆)学校,确认被害人身分,一步一步追出来,”当时负责侦办
的花莲科侦队队长朱茂升表示,无疆界的网络蒐证极度困难,找出真实身分犹如大海捞针
,除了跨县市警察单位联合侦办,还必须依靠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基础,才能有效锁定目标
。
花莲科侦队之所以能锁定下载者身分,进而从辖区内找到其住所及下载的影片证据,除了
第一线员警勤于办案之外,必要的先决条件,来自警方中央单位──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简称刑事局)初步调查、筛选出来的情资。
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副队长陈思翰而言,这是每年例行性的工作。他过去任职专责资讯、
网络、科技犯罪之侦查的刑事局侦查第九大队,曾接受由美国专家来台传授的网络儿少性
剥削案件侦办训练,得以运用一套美国执法单位开发的工具及侦查技巧,找出哪些网络IP
位置,使用P2P软件上传及下载儿少性影像,并将这些累积搜到的IP以及相关资料分享给
各地警方。
刑事局国际刑警科副队长陈思翰曾接受美国专家训练,运用一套工具监测上传及下载儿少
性剥削影像的IP位置,并将这些情资分享给各地警方,成为2023年查出权自立猎童网络的
关键。(摄影/林彦廷)
“每年暑假,我都会分一点散布(儿少性影像)类案件给各地方警察做,初衷是要让台湾
警方维持最低能量在办这个东西,就像买彩券开奖,案件发久了就可能会‘中奖’,因为
有恋童癖的人,绝对不会删这些影片,这是他们的‘珍藏’!”陈思翰解释。
没想到这次在花莲“开奖”。花莲科侦队随即与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侦查队共组专案小
组,由基隆地检署检察官何治蕙指挥侦办后,锁定主嫌身分:2001年犯下恶名昭彰“大猫
案”、已服刑完毕的权自立。警方于同年8月18日声请拘票、搜索票获准,8月20日下午3
点,趁权男赴桃园开南大学参加职训课程时,前往围捕,不料权男于四楼教室走廊突夺门
跳窗,当场坠楼,送医抢救不治。
权自立疑似畏罪跳楼身亡前后,正是台湾#MeToo运动掀起社会高度讨论的时刻,在这股风
潮下,其过往判决书细节被张贴于社群平台,权男20年来重复针对未成年女童、出狱后变
本加厉的犯行,在网络上引发广大公愤。然而相较于舆论沸沸扬扬,实际办案进度却因被
告死亡陷入停顿。
基隆地检署于2023年10月24日侦结,予以不起诉处分。表面的新闻过去,民众关注度随之
消散,整起事件又再次被社会遗忘;然而对于在第一线负责协助被害孩童的社工而言,权
自立死亡后,真正困难的工作正要开始。
受害孩童在社工朝夕陪伴下,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当接到来自学校的责任通报,还不知道严重程度有多高,通报资料上备注先与侦查队联
系,连系后侦查队期望我们先不要让相关人员了解这个案件,”李姓社工回忆去年8月,
第一时间收到通报后的情形。
从2022年从民间单位来到市府工作后,她偶尔都会接到性剥削案件,类型大多为青少年在
网络游戏结识网友、自拍裸照外流,原本以为又是另一个“傻孩子”。隔天却是极其漫长
的一天:从一早9点,陪着来自同一家庭的三姊妹至医院验伤、去妇幼队做笔录、由检察
官亲自讯问案情,李姓社工完成侦讯及孩子的安置服务时,已经是晚上9点了。
“在侦讯期间检察官提供相关证据时,才发现这件事情很严重,相较过往案件裸露身体,
相关证据显示这是一起严重的性侵害甚至性虐待的过程。侦讯过程孩子没有办法说,后来
才知道这是一件预谋很久的犯案,甚至是下药的状况。这类型的案件孩子通常因为侵害过
程产生严重创伤而出现记忆中断、冻结或是解离的状况,何况在药物的作用下,要孩子完
成侦讯极不容易。”
由于情节十分严重,等了3个小时才进到地检署开始调查,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李姓社工
和另一位前来支援的社工买来糖果等零食,透过游戏与孩子们互动,使得孩子在进入实际
厘清案情的阶段前,得以初步建立起信任关系。“孩子看到我们并没有指责妈妈,或者要
对妈妈怎么样,所以她们就觉得我们两个(社工)好像不是什么坏人──因为加害者曾经
说过,‘如果被发现,你们的妈妈会被抓走’,以此威胁孩子。”
李姓社工从案发后就陪伴孩子一路接受检警侦讯,方才从孩子口中听见“美术馆叔叔”的犯
行,为孩子的遭遇心痛之余,也持续扶持与陪伴他们的生活至今。(摄影/郑宇辰)
李姓社工以不带价值评判的态度,让孩子保有自主表达的空间。她强调,陪同讯问的过程
就像聊天,若是一开始就以严重的口吻,带着震惊或指责,孩子马上就缩回去。
“协助这类型的孩子时,最困难的是如何取得孩子的信任,让他们能够揭露这些不舒服或
不愿意回想的过程,而且因为受到的创伤程度不同,每个孩子的反应也会不同。有些孩子
被侵害时间很长,对于整个事情没有办法说;有些孩子则因为在这些过程中除了侵害外,
还得到加害人给予物质或情感的补偿而过于认同加害人,甚至配合加害人的所有要求;而
有些孩子则因为年纪过小,懵懵懂懂的,也不清楚怎么一向对自己很好的人,怎么会一夕
之间成为大家口中的‘坏人’?”
一旦在和社工互动中建立的信任感,并且得到安全的感受,甚至没有得到想像中的责备或
是处罚,原本很多不记得的过程或是原本沉默不愿回答的问题,就会如同潘朵拉的盒子被
打开一般,所有的答案(诱拐跟侵害过程)开始透过孩子的陈述一一呈现在眼前。
“你们大人没有说过,好人也会做坏事”
透过孩子共3次讯问的证词与母亲S的描述,这一张针对幼童的性犯罪网络慢慢被拼凑出来
。首先,S因生活琐事求助于网络社团,结识表面上热心提供帮助的犯嫌。但她不知道的
是,对方正透过社群平台档案,窥伺著这位母亲po上网的孩子生活照片。
这位名叫权子源的男子,就是20多年前下药性侵未成年女童、拍摄与贩卖“大猫系列”影
像的权自立,坐完10年牢狱出来改名后,逐步建构出另一个人设:开设梅之缘工作坊带领
亲子DIY手工皂体验,并从事包车亲子旅游团。以爱孩子为形象的他,开始主动邀请S的小
孩到家里玩,刚好与其当时女友的2位女儿年龄相近,很快彼此便成为玩伴。对处于相对
弱势社经条件、在母职中心力交瘁的S(除了3位女童还育有1名1岁男孩、丈夫忙于劳动工
作)来说,权男的出现分担了许多照顾压力。
家住桃园的权男,时常接送孩子到家里玩,后来索性从桃园搬到基隆S家的隔壁栋,以邻
居的身分更密切互动,在外面大人看不见的房间,极端的邪恶开始发生:在孩子面前播放
大量儿童性影片,近乎洗脑,告诉她们这些都是正常的行为。
当被问到为何未对外透露这些祕密时,最小妹妹的解释:“没有人告诉我们不可以啊”、
“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坏人”、“你们(大人)没有说过,好人也会做坏事”
更多受害者、共犯和加害模式逐渐浮现
权自立案20年前的受害者黄嘉虹,2023年曾在网络社群平台与媒体公开诉说当年的创伤经
历。案件爆发后,无助的S与黄嘉虹联系,后者因而得知加害者的手法以及严重程度:
“就我跟受害者妈妈所知,他不放弃任何一个下手机会,加害者简直就像他们的家人。权
自立有一个一贯的手法,有可能的下手目标,他都会带着他的女友跟女友的小孩,让对方
放下戒心,小朋友都叫他伯父。”
黄嘉虹表示,权自立出狱后交过多任女友,都是锁定弱势单亲或受家暴妇女,包括新移民
、原住民、低收入户,家里面可能有2、3个小女生。但是他一死,就难以追查还侵害过哪
些小孩。
“他都用甜点或者是糖果给小朋友吃,20年前是一个一个单独下药,但是现在手段更大胆
,只要没有大人在,他就是全部一起下药。我听到的最严重的是,他带7个小朋友去桃园
的家里,7个一起下药(集体性侵)。”侦办期间,黄嘉虹透过S以及员警,就已经得知这
并非个案,背后疑似有一个更大的网络,警方正在追缉共犯:
“警方怀疑他在私底下组织恋童癖的网络,传授一些手法或是一起做一些事情,共犯似乎
是网络上认识,在非常高(频率)接触小朋友的艺文单位服务。”
李姓社工也一直问孩子,“除了阿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大人或孩子?”得到的回答证实
了黄嘉虹的说法:还有一个阿伯的朋友在美术馆工作,大部分侵犯行为发生在权自立家,
有时候是两个人在不同的房间进行,有时候只有一个人。检方二度传唤3位孩童,厘清在
北美馆工作的梁恩睿涉案情形,虽然在社工陪同指认的照片中,并未出现梁男,但警方在
后续查扣的手机与电脑硬盘里掌握与他相关的影像。
孩子也提到更早时候,看过教会里其他的孩子出现在加害者住处,然而却无法说出姓名或
明确指认。从孩童的证词与影像证据,最终确认受害孩童共有6名,分别是S的3位女儿、
教会另一家庭的2位女孩──权自立搬到基隆后,陪伴孩子参与教会的活动时结识,以及
与S有亲属关系的另一名未成年男童。
权自立结合共犯猎捕幼童的犯行,横跨20年重复发生,暴露出巨大的结构性疏漏,让更多
脆弱孩童受到摧残。本图为示意照片,非当事人。(摄影/郑宇辰)
来自澳洲警方巡逻“暗网”后的通报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点,来自国外的情报替此案打开更多重要的证据及线索。
曾赴美国FBI受训、与国际防制网络儿少性剥削平台保持互动的高雄市妇幼警察队警务员
谢胜隆,去年收到澳洲警方调查单位Task Force Argos通报,他们在巡逻“暗网”时,发
现多部性侵与猥亵儿少的影片发生地点在台湾,调查显示该批影像是由梁恩睿上传,证实
相关影像内容已广泛流传在国际恋童地下网络。
谢胜隆将此一情资交给台北市警察局妇幼队,因此李姓社工第三度收到执法单位传唤,陪
孩子们到台北做笔录。因澳洲查获的影像事发地点为桃园(权自立较早住处),另案由桃
园地检署侦办。
梁恩睿和权自立是怎么认识的?两人的犯行与分工模式?影像的散布途径为何?背后是否
有更多的受害者与恋童共犯集团?种种问题皆因主嫌死亡、儿少性侵案依法不得公开等因
素,难以得知。
基隆地院的审理仅处理梁恩睿犯行,并未深究两人的关联。被害家属的告诉代理人谢杏奇
指出,梁恩睿在权自立身亡时,还跑去日本旅游,回国时在机场被警方拘提,羁押8个月
至今,“从开庭与起诉书得知,他们(权与梁)是旅游时认识(权经营包车旅行团),偶
然发现彼此是‘同好’,接近孩子后,时常一起带去权男家玩、陪他们做功课等等。犯行
的策画以权男主导、梁配合并上传国外网站,但由于主嫌死亡不起诉,因侦查不公开,若
检察官没有要发动更大规模调查,碍于现行规定,无人(包括律师)能进一步了解权男背
后还含藏多少线索与祕密。之前开庭主要是勘验被告梁恩睿拍摄的影片证据──有20几次
(侵害行为),被告就像‘挤牙膏’式的看证据到哪里才承认,无从得知是否有其他共犯
或集团等等,有点‘见树不见林’。”
被告梁恩睿在法庭审理初期,声称由于权自立长期对孩童下药,是孩子主动脱衣服引诱他
性交与猥亵等行为,影片也是孩童主动说要拍摄,亟欲推卸个人在案件中的责任,后来态
度才转而认罪,并表示悔意。
台湾“半套的梅根法案”难以预防隐藏在周遭的加害者
另一方面,身在其中见证孩童遭遇的社工,对于加害者资讯无法被公开揭露,感到无比心
焦。
“当这件事情发生后,除了网友在Facebook上气愤转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单位出来传达
其实他是惯犯,(或宣导)若你们家的孩子疑似受害,或者有可能的潜在受害者,可以怎
么求助。或许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对这种事情很隐晦,抱着家丑不外扬的心态或怕被检讨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社工科儿少保护组社工督导李宗宪感叹。
李宗宪在去年案发后第一时间就与基隆妇幼队、侦查队密切联系,并与社工共同讨论孩子
的后续安置。从基层社工至今已在儿少保护(儿保)领域工作近20年,他看着一个接一个
的未成年受害者掉入难以挣脱的循环。
“一日儿保,终生儿保”,李宗宪形容,不堪入目的影像在网络上不停被复制、下载,即
使成年过后,仍如同烙印伴随受害者余生。这反映出政府相关单位对于儿少性剥削的结构
性问题缺乏整体思维,现阶段除了修法加重刑责,仅能在出现受害者之后用社工单点式的
“补破网”,前端预防的策略、加害者身分的警示几乎付之阙如。因此,早已熟稔于诱骗
、性侵、偷拍、自行产制并开发儿少性剥削市场的权自立,20年后悄悄地卷土重来结合更
多“同好”,不断使更多孩子遭受摧残。
仅管我国有针对性犯罪加害人的身心治疗、辅导或教育,经过评估有高度风险则可送进刑
后强制治疗,“但若他有正当工作,也表示为过去的行为反省道歉,服刑出狱后查无犯罪
证据,我们也不可能下这样的(强制治疗)评估,”台北地检署主任观护人刘宽宏表示。
走过30年观护人职涯的刘宽宏,在今年5月底退休,多年来担任性侵犯刑后强制治疗评估
委员。他坦言人心难测,就算有各种评估量表与最长4年的社区治疗,权自立当年若很能
掌握这套针对性侵加害人的评估系统,对治疗者(心理师)说出对方“想听到的答案”,
第一线执行治疗的专业人员不容易预测其未来风险;而警方仅被动受理登记报到,不像观
护人拥有进一步监控的手段,如测谎、电子脚镣等工具,加上无类似英美的“终身监控”
,出狱后的性侵犯登记报到在台湾“最多就是7年”。
为防止性犯罪者经释放后于社区中再犯,2005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时,即模仿美
国“梅根法案”,建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记报到制度:性侵犯出狱后,必须定期向警察
机关办理身分、就学、工作、车籍及其异动等资料之登记及报到(不登记与报到的惩罚效
果仅为行政罚),期间为7年或5年──以权自立为例,从案发后服完10年刑期、2011年出
狱后,最久到2018年底为止即不再需要到警局登记报到,成为一个不需受监控的自由人。
性犯罪者身分资讯仅供学校及医事机构申请许可后才可查阅,行政单位不能公开。缺乏美
国社区公告制度的情况下,长期以来台湾采用的仅是“半套的梅根法案”,一般民众无从
得知是否有性犯罪者生活在周遭。
北美馆声明:梁男任职期间并无与工作职责相关之检举情事
“(受害女童)妈妈后来跟权姓嫌犯20年前的受害者(黄嘉虹)联络上,但是他们很无力
,第二个(梁恩睿)如果进去(监狱),20年后出来改名,又(如同权自立)再来一次啊
!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来?他们到底在做什么?除了我们圈内人看到这些人的手法这么
可怕,对一般社会大众就只是个新闻事件,没有想过,周遭有这么恐怖的人在流窜。”
李性社工直言,这件事情发生后,世界犹如在她眼前崩溃,一直以为安全的环境不再安全
,国小老师、安亲班主任、同学爸爸、隔壁邻居都可能是这个猎童网络的成员之一。
“他们纯熟到你根本没办法辨识出意图,这些人高度变态,也高度同理,他很知道怎么靠
近人、怎么接近孩子,怎么收买他们、怎么恐吓他们,让他们不要讲出去。然后我们案件
一直来、一直来,同样的事不断再发生、再发生,防不胜防。”
《报导者》调查,东海大学日本语言文学系毕业的梁恩睿,大学时期频繁投入公共服务,
每年暑假都会随日籍老师至南投山区的雾社、春阳部落,带领孩童记录、传承原住民文化
;大学毕业后赴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研究所,专攻儿童艺术与儿童心理,留日期间曾于
“京都市儿童馆学童联盟”工作,累积许多实务经验;2019年通过公开征选任职北美馆教
育服务组。
北美馆行销推广组组长高子衿表示,去年梁恩睿因旷职多日被解聘,其家人随后出面表示
,他到别的地方工作,馆方于同年11月收到检方起诉书,才得知他涉及严重儿少性剥削案
件。高子衿解释,梁员工作职务主要是导览志工培训,并不负责儿艺中心,而是在推广活
动需要现场人力支援时予以协助。北美馆对前员工涉案也十分意外,普遍对其印象是较安
静、开会不常发表意见,馆方已检视梁员任职期间之工作情形,并无与工作职责相关之检
举情事。
性创伤的阴影在孩子身上逐一浮现,位在末端的社工只能努力替受害者“补破网”,期待
有一天整体社会能更正视儿少性剥削的前端防制工作。本图为示意照片,非当事人。(摄
影/郑宇辰)
创伤与治疗的漫长道路
3位受害女童直到被送到寄养家庭后,性剥削的深刻创伤,在孩子的身上一一展现。
李姓社工表示,这类型的案件中,孩子很容易对自我产生怀疑、觉得自己不好,很容易会
把过往侵害的过程或是创伤经验与现在的现实生活重叠。即便已经处于安全环境,但是在
心里或是感觉还是会一直停留在过往的创伤经验中:解离、失语、情绪失控、自我伤害、
梦游、失禁甚至是幻觉等都时常出现。在人际互动中,也易有情绪失控而出手伤人或自伤
的状况。
承接此案的基隆市社会处尽力运用一切资源,陪同她们共同度过漫长的复原道路,包括针
对一直无法改善的手足冲突,把三姊妹转安置到不同的家庭;委由专业的儿童心理师团队
,每周固定时间进行治疗;并以卫福部的计画经费,定期带孩子到医学中心接受精神医疗
团队的追踪评估。
在某次治疗的过程中,孩童借由游戏,传达出事件对于他们小小世界的影响:
她会有一个家,然后家又会破碎,甚至会有一个很温和的小白兔进到家里,最后小白兔变
成坏人,她把小白兔丢掉,说著,我以为你是好人,原来你是坏人。
即便情况如此,在社工眼里,这个家仍有希望。相对于另一户受害家庭,因过往已频繁进
出社会福利系统,对社工及相关资源抱持着不信任的态度,此案3位孩子虽然受害最深,
却在社工不间断的努力下,彼此开始发展出稳定的信任与互动,更重要的是,父母也一致
认同现在的介入与处理方式。
“家长还愿意努力,愿意为了孩子付出,与整个团队的资源、方向是一致的,”李姓社工
提到,尤其是背负著周遭亲友庞大谴责压力的母亲,在时而愤怒、忧郁、与先生的紧绷关
系中,等待再次与孩子重聚的那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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