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jacknavarra (阿姆罗)》之铭言：
: 听说希特勒是靠选票上台的
: 但是纳粹在国会并非第一大党
: 其他政党却被纳粹党强力打压排除，甚至解散国会重选
: 透过一系列操作，反而让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
: 听说东方某小岛有人想仿效纳粹作法？
再造民国，一切从头来起
文／唐德刚
　黎元洪、张勋一时俱去，北京剩下个段总理，又作何打算呢？吃一堑，长一智，在段派的算盘里，那个专 肆 捣 乱的国会，是不能再有了。尽管南方各省，乃至全国舆论都在叫嚣，要恢复国会，段老总是充耳不闻了。但是民国既有个总统，也有个总理，怎能没个国会呢？
可是将来的国会，只能听话，不能遇事捣乱，才是个正常的国会嘛。段祺瑞和他的策士们，经过了多年的折腾，这下才恍然大悟：要组织国会，就得组织个“御用国会”。国会议员，只许听报告，举手赞成，不许捣蛋，就庶几乎天下太平了。
　其实这项从实践得出的真理，原始发明人是袁世凯，而不是段祺瑞。袁世凯在搞垮“民元老国会”之后，本来就要再组织一个御用国会，来听他指挥。不幸这个御用国会还未组成，袁就和他的皇帝之梦，一道死掉了。
　【附注】老国会始会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四月八日。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因袁驱逐国民党议员，被迫闭会。袁死后，老国会于民五（一九一六）八月一日复会，至民六（一九一七）六月十三日，黎元洪为张勋所迫，明令解散国会。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再造民国”，乃拒绝恢复旧国会。
　这次民国再度死亡。段在“再造民国”之后，就轮到他来组织五千年中华通史上的第一个“御用国会”了。段祺瑞的御用国会，虽然还不太成功，他后来的接班人，蒋、毛二公再继续加以改良，就大派用场了。在毛主席时代，钦“选”的人大议员诸公，连个不举手的自由也没有了。遇事无法捣乱，毛公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无所不为了，此是后话。
　朋友，相信吗？在毛主席当政时代，我们要是有个“民元老国会”，来把他老人家的后腿拖一拖，约束约束，不让他土法大炼钢，乱搞一泡，我们数千万可怜的同胞，也就不会被他饿死了。您能说，三权分立的“制衡制”，没有其若干真理吗？但是要把这套本领学会，非两百年不为功也。咱们军阀时代，在历史三峡中转得几转，画虎不成反类狗，历史三峡之水，竟开始回转倒流。结果弄得无数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级，寡廉鲜耻；可怜老百姓、小士兵，也就人头滚滚了，言之可叹。
　话说回头，段祺瑞那时拒绝恢复老国会，一切从头来过的耍 赖政策，其背后最大的智囊，不是旁人，却是名满天下的梁启超也。段祺瑞当时那个皖系的军阀集团之内，还找不到像梁举人那样的高级参谋呢。
　根据梁启超政治逻辑的发展，这时才不过六岁的民国，已经猝死过两次了。第一次是袁世凯称帝，民国死了八十三天而复活。这次张勋复辟，民国又死了十三天，又再次复活了。既然死而复生，则一切典章制度，都理应从头来起。但梁氏认为，既然恢复民国，则民国赖以生存的《民元约法》，则不可废。这也是当时南北一致的意见。现在民国复生，则民国的一切的典章制度，就得按民元“开国”的旧例，一切复活起来。但是那个已丧失其作用和尊严的“民元老国会”，既已解散，却不应该让其复活。
　如何从头来起呢？老段、老梁就认为按民元旧例，应由全国各省区自行选送二三代表来京，先行根据《约法》，组织个“临时参议院”，来代行国会所应有的职权，改组政府，制定《宪法》。然后再由宪法取代《民元约法》。再按宪法由各省重行选举国代，来组织正式“国会”。因为制宪和另选国会，都是百年大计，有待仔细琢磨，现政府的当务之急，则是组织个和民国初年一样的“临时参议院”了。
　这一政治逻辑，显然是经过梁和段派策士详议之后，始由梁启超执笔，撰成通电文稿，才用国务总理段氏之名，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通电全国，再由北京政府明令执行。这就是那篇当时百祸之源的所谓《敬电》了（“敬”是二十四日的代日韵目）。这篇《敬电》，根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记，是梁氏起稿的，其内容显然就是他的智慧财产之精华了。（“敬电”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一九一二～一九二八》，第三卷，页二九六～二九七。载自《东方杂志》，第十四期，第九号。当时中国主要报刊，均曾刊载。外国媒体，乃至国家密档，亦有节译或全译。）
梁启超政治智慧试评
　梁启超是胡适出现之前，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物。晚年虽然与北洋系军阀合作，他显然也是想藉北洋系的权势，来推行他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他这次和段派合作，反对恢复国会，而要重行建立人数较少的“临时参议院”，这项政治设计，如果不出于卑鄙的政治投机，是否也有若干可取之处呢？我们在八十年之后，爱人以德，虚心地翻查百年旧史，是否也能为这位前辈思想家，找出点由实践所检验出来的真理呢？
　第一，从近百年政制转型的史实来回头检讨一下。辛亥革命之后，全国朝野都把“共和政体”，也就是所谓“议会政府”，看成一种天经地义的制度。其实这一制度，不但在当年中国，纵是在目前中国，都还是无法实行的理想。因此，在民国初年，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纠纷，都是从这个躐等引进的，不切实际的西方制度所惹起来的。迟至二十一世纪，还不是有人（江泽民）在说中国如实行西方议会政治，十二亿人口都要挨饿？
　台湾呢？宋楚瑜先生不是也在问，今日台湾的制度，是“总统制”、“内阁制”，还是“乱七八糟制”？（见《世界日报》美东版，二○○一年十一月五日，A4版。）台湾政坛元老赵耀东先生，提起台湾现状，不也是“老泪纵横”，认为“台湾的民主，根本不是真民主”（见同上）。今日两岸情况尚且如此，那么八十年前的中国，还用说吗？所以民初的国会，弄得天怒人怨，实在也是它本身有缺憾，不可全归罪于军阀们的。
　第二，议会政治搞不成了，在那时代，似乎就只有回头再去搞帝王专政，或个人独裁了。所以袁世凯要称帝，张勋要复辟，孙中山要搞“盲从领袖”和“个人独裁”。因此袁世凯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才建议，与其搞最劣等的“非承继式的独裁制”（像后来的法西斯或共产党），倒不如搞“承继式的独裁制”（干脆做皇帝）之为佳也。（见拙论古德诺专章，载民国通史北洋政府篇《袁氏当国》专册。
　第三，中国除掉搞“议会政治”和“独裁政治”之外，有没有第三条出路呢？路是人踩出来的；真理是实践出来的。梁启超辈有心人，显然就想，试试这既非议会政治，也非个人独裁的，第三条路的中间路线。它虽然不如先进的议会政治，但却优于反动的个人独裁。这第三条路，在现代政治学里，原有个专用名词，叫Aristocracy，老的汉译叫做“贵族政治”，我们可试译为“集体领导”，或“精英专政”。事实上，中共政权在毛泽东绝对独裁前的打天下时代（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和改革开放后的“毛后时代”（一九七九年至今），所搞的就是这个制度。二者都是成섊Z斐然的。这至少表示，它在政治转型期中，是个暂时“可行的制度”嘛。
　可惜在国民党的“百年老店”里，老K就始终未尝有过这种“集体领导”的经验。在上一世纪的二○年代，汪、胡、蒋原有其三雄集体领导的契机，不幸这契机，未经掌握，一纵即逝。蒋中正先生在我民族史上，功高不赏，两千年来，初无二人，而他老人家最后竟弄到不能埋骨故土，就是他搞一人独裁的后遗症所致也，实在是十分可悲的。
　话说回头，梁启超要作帝王师，他那时显然是想利用段的声势，把中国推向这个“集体领导”的中间路线吧。可惜他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影响力极其有限，而他本人且久处酱缸，身有余臭，就号召不起来了。这也是政治转型初期，免不了的现象吧。我华族在民族翻身史上，该有如此折磨，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