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今周刊
2.记者署名: 陈子萱、钟泓良
3.完整新闻标题: 社工平均起薪不到4万、每人要服务1249人！当众人群起猎巫后，“虐童案”破口又该如何亡羊补牢？
4.完整新闻内文:
“虐童案”震惊各界，事件压了3个月曝光，终究难以平息众怒。
但当社工被猎巫献祭后，众人是否真正看到背后的安全网破洞？
指甲拔光、牙齿打断、喂食馊水，酷刑般的遭遇，竟发生在1岁多男童身上。
3月初，一桩保母虐童案在网络爆出，震惊社会。母亲入狱、父亲失联的一岁男童“凯凯”（化名），因家属无力抚养，去年6月由新北市社会局开案，转由台北市的儿童福利联盟（下称儿盟）接手“收出养程序”，成为一名陈姓社工手中个案。
去年9月，刘姓保母接手照顾等待收养的凯凯，不料短短3个多月，孩子就被凌虐致死。身为第一线照顾者，保母姊妹罪嫌重大，事发后双双被羁押，却仍难平众怒，这把火也一路烧向儿盟社工。
“会很对不起男童吗？”“访视报告有没有造假？”三月十二日，大批媒体挤在台北市文山二分局门口，麦克风指向的“嫌犯”，是身着雪白羽绒衣、不到三十岁的陈姓社工。她双手被上铐、不发一语走进警车的身影，成为电视不断播送的画面。这天，一名社工成为国民罪犯。
陈姓社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在凯凯离世前，她曾在9到11月间三度访视，期间发现男童额头“因撞到”瘀青，也得知他“牙齿磨光”被保母带去就医；经家属友人转述，社工认为男童有如此剧烈的磨牙，“可能曾受刺激或不平等待遇”，但未能及时介入。
然而，社工真的罪重至须上铐移送？摊开 “直辖市、县（市）政府运用居家托育人员照顾家外安置儿童处理原则”，针对收出养个案，社工访视频率为“首月1次、之后每两个月1次”，儿盟每月访视1次，远超过标准；访视内容原则上也依保母说法纪录。
难题一：社工专业有别
“收出养”、“儿保”重点不同
“她一定还是有失误的地方，但这不是个人的问题，绝对是整个机构、环境的困境。”担任儿少保护社工超过10年、与涉案社工为长期合作伙伴的小林（化名）点出。而回顾整起事件，确实凸显出社工实务现场的三大难题。
首先，社工内部也有多种专业，包括中低收入审查、儿少保护、性侵害、收出养、长照等；这次事件，是“收出养”的社工，碰到了“儿少保护”状况，两者分属不同专业系统，当外界一面倒质疑陈姓社工“敏感度不足”，在业界看来并不公允。
“就像儿科医生，不会了解心脏科的专业。在社工工作里，收出养、性侵事件、老人照护等，适用的法规流程、社工的训练、现场观察的重点都不同。”儿少保护社工、良显堂基金会代理执行长徐瑜形容。
小林进一步说明，收出养社工每次的资料蒐集和访视，通常聚焦在孩子的身心状态、健康史，访视重点在孩子的适应状况，为的是让收养人决定是否收养；至于儿保社工，个案通常已有一定程度的儿童受伤事件，访视目的是观察伤势变化、厘清事件始末、评估家庭功能。
不只如此，儿保社工每年须接受数十小时的进修课程，一年可能亲见近百位受伤儿童、近千张受伤照片；但对非儿保社工而言，只是零星个案。小林不讳言，目前很难要求收出养社工戴着“儿童虐待”的滤镜，“即使是经验老到的儿保社工，要确认是否儿虐，也极其困难，需要各方专家一起讨论。”
小林建议，若政府重视这个问题，未来应补助经费给民间团体，办理相关教育训练，让社工、督导也具备其他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如医院开办的儿少伤势辨识课程，就应广邀不同专业的社工参与。
难题二：督导机制不全
只处理“生病”不涉“受伤”
再来，当社工在第一线无法判断，将状况带回组织讨论时，是否需订定SOP？督导机制究竟有无发挥作用？这是第二道难题。
这次事件，儿盟坦言从事收出养服务30年来，从未遇过重大伤亡事件，内部只有处理孩子“生病”的SOP，没有针对“受伤”的处理原则，引来外界质疑。
但徐瑜观察，一般机构里，确实不太有这类SOP，“因为孩子在生活里会碰到的事情太多了。”当社工做了访视纪录，发现异常上报，督导应当做出判断，如何调整前线社工的工作模式，引介不同专业单位的资源。“督导及工作系统是否有针对访视异常的处理机制？这也是儿盟需要说明的。”
至于外界怀疑社工访视纪录可能造假，全案仍在侦查中，有待厘清。但徐瑜点出，在实务现场，确实会碰到个案说谎，在社工还未获得新资讯前、纪录所见所闻，就是当下的事实。
实际上，需要建立SOP的可能并非通报流程、访视纪录，而是社工在现场的判断指引，例如一份“提问策略”。小林举例，像是访视发现孩子有伤，社工可以怎么询问？家长回答特定的话，可能代表什么意思？这样的指引，可由专家学者共同讨论研拟，组织内部也该建立数据库，从同仁的经验集结成“攻略本”，有助第一线社工判断。
难题三：更改访视模式
列潜在加害人 恐伤信任关系
至于社工访视模式是否需要改变，则是第三道难题。各界提出增加访视频率、公私部门社工共访、不预告访视等精进建议，但若未妥善规画，可能影响社工与伙伴、家属间的信任关系。
徐瑜点出，从凯凯案来看，社工与保母是合作同事关系，“原则上当然会相信你的伙伴，更何况她是由政府核可、具合法资格的保母。”她认为，若未来要将所有系统里的人都视为潜在加害者，并非不可，但现有体制能否提供足够的资源？
“不论是共访或提高访视频率，政府这样公开说，就是表明‘我们不信任民众’。”小林也强调，访视模式若改变，政府得先做好宣导沟通，否则未来随便一个社工都能到民众家里看小孩，“保母会觉得我是犯人吗？这只是徒增各方的不信任，反而造成更多阻碍。”他建议祭出新作法前，政府须向大众说明，社工的专业职责、目的为何，才能让民众安心配合。
至于地方社会局，当然也责无旁贷。民进党立委林月琴指出，在目前“直辖市、县（市）政府运用居家托育人员照顾家外安置儿童处理原则”定义模糊下，筛选保母的责任不明，主管机关可“自行或委托外部团体”媒合保母，但当委托后出事时，其实是将责任层层转嫁出去。
“现在新北市政府觉得我给儿盟了，但当保母没有选好时，谁来负责？要记得，安置费是新北市出的耶！”林月琴也说，法规里需要媒合、访视的“主责社工”，到底是公部门还是委外民间团体的社工？也不清楚。
她认为，地方主管机关的权责还是较大，未来要在法规明定，地方政府委托业务的明确监管责任。而现在收出养也缺乏一个“等待期”的法规，导致只能挪用“家外安置儿童”的作法，实际上，家外安置指的是家庭有困难、需让孩子暂时安置时所用，并非针对收出养儿童。她强调，相关法规也须增订调整。
老问题：社工量能不足
经验断层 留不住资深人才
各界希望强化社工角色，拉起最后一道防护网，然而，要因应社会期待，势必得投入更多人力与资源，社工量能不足的老问题，再次浮现。
台湾社工人力长期匮乏，以2022年东亚地区的社工服务人口比来看，台湾平均每名社工，需要服务1249人；比起日、港、韩，台湾社工的潜在服务量，不只居四国之冠，更高出2到3倍。就业界行情，社工平均起薪不到4万元、又肩负庞大案量，工作条件差，本来就难吸引人才。从卫福部2021年的数据来看，当年度符合社工师应考资格的大专毕业人数为2103人，但同年仅有七四三人取得证书，投入社工工作的比率仅约35％。
“现在社工人力的问题在于，经验没办法累积和传承。”台北市社会工作人员职业工会副理事长沈曜逸点出，社工并非没有进补，而是留不住资深人才，出现经验断层，造成恶性循环。或许，这也是此次虐童案社工未能马上察觉的原因之一。
为了增加诱因，卫福部在2020年祭出社工薪资新制，调整政府与民间单位社工的薪资结构。其中，公部门社工加薪幅度最高达3千元，而民间单位的新进社工，综合各项补助后，月薪最高可达4万4892元。
政策立意良好，但沈曜逸指出，这仅是提高薪资楼地板，对留住资深社工并无效果。目前民间社工起薪约3万8，但一个年资10年的社工，月薪也才5万元，成长缓慢，“付出和报酬不成正比，谁会想继续留下来？”他也观察，政府近年强力推动“社会安全网计画”之下，资源过度集中于公部门，导致社工人才流向政府单位，恐让民间机构更难找人。
社会安全网计画：行政院2018年核定“强化社会安全网计画”，3年投入近70亿元，以公私协力方式，增设儿少保护中心、社福中心、地方政府社工人力等。2021年持续推动为期五年的“第二期计画”。
长期关注儿少权益的监察委员叶大华也认为，政策产生的磁吸效应确实要解决，“每当政府部门要调高社工薪资，或增加社工人力时，就是公私部门抢人大作战。”她直指，未来政策还需要继续“整体”提升社工薪资，不论公私部门、具一定年资的社工，薪资至少应随物价指数调涨，接近公务员的叙薪模式。
“其实社安网布建那么久，该补的社工人力这几年都补充了，问题在于，是不是能布建到最需要的地方？”她进一步举例，像新北市幅员广大，儿保个案可能远在贡寮、乌来，当政府要求提高访视频率时，偏乡配置的社工人力也该调整。
“每个社工都用生命燃烧自己，很快就燃烧殆尽。”叶大华强调，不只薪资，必须为社工建立一个更合理、专业的支持环境，例如从社安网开始、引进咨商资源，“才能让前线社工在承接社会伤痛时，有足够韧性去面对。 ”
专责医师制失能
社政卫政断链 双北互踢皮球
事实上，这次虐童事件，不只凸显社工圈长久困境，也反映社政与卫政体系断链严重，扯破社会安全网。
少子女化问题严峻，卫福部为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提升儿童照护，自2020年试办“幼儿专责医师制度”，去年11月推及全台，目标让所有三岁以下幼童都安排专责医师。首要之务是照顾幼儿健康，但当治疗发现不当对待，也能通报社政系统，达到预防、发现儿虐效果。
幼儿专责医师的收案对象，除了一般个案，还有“指定收案”幼儿，包括高风险孕产妇追踪计画个案，或经县市指定且中央核可的收案对象，包含脆弱家庭、保护性个案、发展迟缓等社政单位建议应关怀的儿童。
然而，该计画目标就是照护全国3岁以下幼童，加上凯凯来自脆弱家庭，更应指定安排；事发后却发现“挂一漏百”，一个以“全面照顾”幼童的大计画，竟连“最该优先照顾”的案例也漏接。
依新北市府说法，凯凯的社福开案单位是新北市社会局，但男童在新北照顾期间健康状况正常，社会局认定他不是该计画要优先照顾的“健康应注意幼童”，未纳入指定收案。之后凯凯转往台北市保母家安置，台北市社会局自认主责是社工访视，专责医师应由社福开案的新北市负责，也未列册给台北市卫生局。
地方政府踢皮球，让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菁感叹，“显然在幼儿专责医师制度上，大家想法还没有趋于一致。”她强调，专责医师有透过治疗发觉幼儿异常状况的任务，地方不该只将“不健康”的幼童纳入。其次，指定收案案量不多，不认为将个案纳入，会影响到整体医疗资源；即使社会局有顾虑，也应将指定个案列给卫生局，由他们评估分配资源，而非自行排除。
社政与卫政单位认知断裂，错失可能救回男童的机会。事发后，卫福部社家署紧急发文给各县市社政单位，强调会将全台177位3岁以下、收出养幼童全数造册，指定专责医师。
亡羊补牢之余，儿科基层医疗事务委员会主委麦建方也建议，经过此案，卫福部应将医师和社工权责分清楚，各自发挥专业。随着少子化更严峻，政府有必要成立儿童专责司署，整合卫福部、教育部等资源，而非多头马车，再次发生儿童卫政及社政脱节状况。
“横向联系明显不够。”叶大华在去年巡查就发现，许多社工或民间团体，至今都不清楚什么是专责医师，要去哪里寻求协助，“当社安网纳入愈来愈多专业人员，政府要有一个窗口，让资源能够真正串接，除了固定会议，遇到紧急状况，也要有应变机制。”
凯凯的离世让社会群起激愤，中央和地方须痛定思痛，务实拿出改革解方，解决结构性问题，补上社政与卫政层层漏洞，才能避免让下一个孩子再白白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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