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报导者》 ｜ The Reporter
2.记者署名:
文字／许诗恺
摄影／杨子磊
共同采访／詹婉如
核稿／李雪莉
责任编辑／张诗芸
3.完整新闻标题:他们难以描述为何痛苦──近7成移工陷“失语”压力，心理健康亮红灯
4.完整新闻内文:
哭到想逃跑、喝酒发泄、和雇主一起吃安眠药
他们难以描述为何痛苦──近7成移工陷“失语”压力，心理健康亮红灯
2023年10月29日，TIWA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于万圣节前夕在台北车站发起小型游行，呼吁国人
重视移工权益。（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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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规模开放东南亚移工已32年，目前全台近75万人，由于语言、文化的先天隔阂，东南
亚移工在抵台工作初期，因语言与适应新环境而累积的情绪，都曾让他们体验过“失语”的
滋味。无人可诉说烦恼与来自雇主的压力，常成为压垮移工的稻草，在过去30余年间，不少
憾事便由失语衍生。
如今移工的心理健康，渐成人权团体与心理学界关注的新目标。根据励馨基金会移住者服务
中心调查，近7成移工处于压力环境；台大医学院的多名精神科医师也研究发现，超过4成看
护工有睡眠困扰，进一步影响了心理健康。这些移工的心灵职灾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化解？
耶诞节前夕的台北监狱某会议室，20多名曾经身为移工的越南籍受刑人齐聚一堂，一位接着
一位，陆续接受同为越南籍的神父阮文雄的辅导。每人与阮文雄的洽谈时间仅10分钟，却是
他们赴台工作后唯一感受到“被倾听”的时光。
阮文雄今年65岁，身兼神父、天主教会新竹教区越南移工移民办公室主任两项职位，自1991
年来台服务后，他一直站在台湾的土地上，支援生活遭遇困难的东南亚移工。2005年一群越
南看护工集体控告仲介性侵，阮文雄花了12年陪伴她们至胜诉；2016年“总统府司法改革国
是会议”中，阮文雄也是“保护被害人与弱势者”分组会议的20名专家委员中，唯一非台湾
籍的成员。
就在当年司改国是会议期间，阮文雄决定走入监狱，关注移工受刑人的心理健康。长年面对
接应不暇的求援者，他想知道，到底在制度之外，还有哪些看不见的问题，让移工的心灵陷
入困乏、忧郁，甚至失手犯罪。
“睡得好吗？有食欲吗？”移工受刑人陷入语言与心灵的双重失语
长年站在救援移工的前线，神父阮文雄也曾感到无力、焦虑，于是他选择进修心理学，学习
更多可用于助人的知识。（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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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至2周一次的监狱聚会从2018年正式启动，在狱方同意下，阮文雄和教会社工带着存满越
南电视新闻、卡啦OK伴唱带的随身碟，用大萤幕播放供受刑人解闷。同时，阮文雄会邀请受
刑人一对一谈话，仔细厘清他们的烦恼来源。
刚开始，阮文雄询问移工受刑人“最近过得好吗？”对方常回以微笑，请他不要担心。在阮
文雄眼中，这些人明显有心理困扰，却始终不愿开口。于是阮文雄换了方法，改问“最近晚
上睡得好吗？有食欲吗？”再从受刑人的回应中进一步挖掘原因。
除了神学院学历外，阮文雄曾在2010年赴澳洲攻读成人心理学硕士，原因是发现“做不到的
事情太多了”，他必须掌握更多知识，才能回应移工们的求助声。在探监聚会期间，阮文雄
便会用上心理学相关基础，引导受刑人思考，找出他们未曾察觉的忧郁。
没有食欲的原因通常是想家，睡不好可能是在担心家人的生活过不下去，阮文雄仔细厘清了
受刑人压力来源，发现他们受到良心谴责，既对犯罪感到后悔，也自责“不再是一个劳动力
”，无法扛起家庭的经济需求。
阮文雄接触的受刑人中，曾有一名个案在长年监禁下产生精神疾病，饱受幻听所苦；但监狱
里没有外语心理咨商，他只能向精神医师领药吃，病况未见好转，直到阮文雄发起定期聚会
，这位受刑人的状况明显和缓。
也有受刑人对阮文雄忏悔：“神父，您出现的太晚了。”对方懊恼向阮文雄说，如果当年有
人愿意陪他说话，他应该不会喝酒误事。
这场聚会不只聊心理困扰，许多受刑人也拜托阮文雄联络原乡的家人，或处理狱外尚未解决
的法律诉讼；久而久之，连其他国籍的移工受刑人都会来参加，他们用着在监狱中学到的粗
浅中、英、越文向阮文雄求援，服务不分国籍和信仰。
因为阮文雄能用外语深入对话，他还进一步发现，许多移工都来自脆弱家庭，“失语”不只
有语言问题，大多数移工很年轻就离乡，这辈子从未体会过何谓“被聆听”。
他说明，东南亚国家对心理健康缺乏关注，移工普遍未受过良好教育，因此自我觉察的能力
较低，“他们无法清楚描述‘我为何痛苦’。”这是过去谈论移工议题时，台湾人较少看见
的困境。
“很多移工们拥有成人的身体，可以出国、养家，心灵却尚未成熟。”
阮文雄也直言，部分越南移工休假时会聚在一起喝酒、赌博，甚至滥用药物，“这其实是情
绪问题，我想不只越南，其他国家的移工心理状态也是。”移工用靠伤害自己的方式发泄心
理压力，让阮文雄万般不舍，于是他的电话随时为求援者敞开，避免“漏接”。
近7成移工自感压力，心理健康成为人权倡议新目标
全台近75万东南亚移工的心理健康，渐成移工团体与心理学界关注的新目标。阮文雄是从监
狱狱友的关注起步，励馨基金会移住者服务中心则在2022年对531名一般的移工发起“移工
劳动现况及心理健康调查”，该调查以“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K10）进行分析；结果显
示，全体填答移工有67.4%处于压力环境，其中14.3%为极高压力者，需要专业人员的咨商和
协助。
参与调查的150位产业移工、381位看护工中，看护工遭遇情绪困扰的比例高于产业移工。励
馨基金会进一步询问他们为何忧郁，多人提及，雇主要求他们在休息时间不可使用手机、休
假无法出门，甚至得24小时待在被照顾者身边，显示照顾压力跟责任感令移工心力交瘁。
而在公共卫生领域，台大医院精神医学部主治医师陈宜明、简意玲等人也于去年（2023）研
究台湾看护工的睡眠品质与精神状况，并透过移工倡议组织One-Forty蒐集到220份样本。他
们发现，超过4成受试者有睡眠困扰，约6成5认为“照顾工作压力很大”。
桃园市家庭看护工职业工会祕书长黄姿华分析，看护工的生活与工作密不可分，对内难以和
台湾家庭产生情感连结、对外缺乏交友圈，是忧郁情况高于产业移工的主因。她曾帮工会会
员询问心理专家该怎么解决，得到的答案是“远离压力环境”，这让黄姿华非常困惑，“看
护工就和她负责照顾的家庭住在一起，24小时无法离开，要怎么远离？”
除了高强度工作，有不少看护工无法处理被照顾者离世的失落感，也是黄姿华常见的压力来
源。黄姿华强调，看护工贴身照料病患，自然会产生情感连带，并对死亡悲伤：
“家属之间能互相分享情绪，淡化痛苦，成为彼此的支持系统，而看护工常被排除在外。”
此外，被照顾者病逝，就是看护工失业的起点。黄姿华发现，看护工会一边心想：“我要赶
快找下一个雇主，我没有时间停留在悲伤里。”到了新的家庭后开始不自觉低落，严重者甚
至出现幻听，这在缺乏经验的看护工身上尤其严重，他们无暇自我察觉，习惯无视心灵伤口
，等待伤口自然结痂。
同样扎根桃园市的另一移工组织──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长期协助受暴、受剥削的移工，并
设立3间庇护中心，让移工在合法转换雇主期间有家可归，而群众协会创办人杜光宇多次遇
到移工被转介至庇护中心安置后，才发现对方有情绪障碍。
杜光宇说，曾有一名印尼看护工入住后因不明原故拒绝进食，最后晕倒就医。还有另一名越
南籍工厂工人则是拒绝说话，不断妄想有人想伤害他，甚至把刀藏在枕头下，协会只能请警
方协助送医，这名越南移工最后被诊断出思觉失调症，而杜光宇无能为力。这些经验让他开
始关注移工心理健康，希望在情况恶化前，提早为移工提供协助。
咨商心理师眼中的移工心理困境：不只劳动之苦，还有家庭
2023年12月10日，由多个劳工、人权团体举办的移工游行行经台北市，他们呼吁扩大“直接
聘雇”，由政府制度保障雇主与劳工双方。（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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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咨商心理师邱逸芳创立的“台湾多元文化咨商协会”正试着改善此现象。邱逸芳还记得，
曾有一位移工自己上网搜寻资讯，找到提供英语服务的邱逸芳，再用短暂的休假时间搭车来
台北看诊，“她觉得非常不快乐，是不是就快生病了？她想知道让自己忧郁的原因，”邱逸
芳说。
这是邱逸芳执业十余年，第一位主动拜访咨商所，并愿意用自费心理咨商求援的移工个案，
对方来自菲律宾，平常在桃园的工厂上班。透过追问，邱逸芳逐渐意识这位移工的创伤有多
重原因：工作环境长期高压、没有可分担情绪的好友，又背负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
像是抓住救生绳，这位移工向邱逸芳坦承，她其实不想出国工作，但身为长女，全家都得仰
赖她的收入，“逼着她在自我实现和家庭要求间挣扎。”邱逸芳表示，这些造成压力的细节
需要专业人士引导，个案才能厘清忧郁来源，进而说出口，展开下一步疗程。
接触更多移工后，邱逸芳还发现，移工通常是原生家庭的长男、长女，由于父母多半忙于工
作，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往往成为家庭的“替代性父母”来照顾弟妹；成年后再替代老衰的父
母出国求职，扛起照顾上下两代的责任。
“20多岁来台，应该是最有梦想的年纪，但他们不论在家庭或工作中，都没有任何个人空间
。”
邱逸芳说，这群人先因家庭关系受挫，又在职场中成为失语的底层劳动力，她曾听过多名移
工感叹：“为什么是我？”
邱逸芳指出，移工的休假日、预算都有限，要让他们逐渐挖掘出忧郁成因的难度较高，“但
可能我们就只有这么一次对话机会，只有这次机会能帮助他。”
进行咨商期间，邱逸芳也反思，“自己若不够理解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的社会风俗，咨
商师很难做出适当的判断与回应。”她举例，西方人寻求咨商时，很少谈到“不孝”和“面
子”两种议题，这些却是最常在亚洲人身上发现的共同挣扎。
此外，菲律宾移工的英文能力较佳，因此能流畅和邱逸芳对谈，“如果是不会英文的越南、
印尼移工呢？”他们普遍缺乏被聆听的机会。邱逸芳说，若仰赖缺乏训练的第三人在场翻译
，既违反了心理咨商的保密原则，也影响咨商师和个案对话的顺畅度；在一场咨商中，个案
的表情、肢体、呼吸节奏，都是咨商师判断个案状况的依据，如果翻译无法掌握从旁协助的
方法，“情绪和双方的情感连结容易断掉。”
邱逸芳认为，台湾急需培育专业的心理咨商翻译，以及了解东南亚文化的心理从业人员，她
也期待有更多新住民二代成为未来的多元文化心理师。
地方政府为移工提供免费心理咨商，两年来为何无人申请？
其实台湾已有地方政府关注到移工的心理健康议题，开始培训通译为此做准备。目前全台行
政区中，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曾于2018至2020年间开办“心理咨商通译”培训，学员需在14堂
课，总计42小时的培训中认识心理健康、心理创伤，学习自我探索等基础课，再接着进行辅
导技巧演练；参与者也不限于新北市，还包含桃园市及台北市固定合作的多名通译。
计画上路期间，至少有60名东南亚通译接受培训毕业。新北市劳工局股长王俐雯说明，当移
工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申诉，或透过移工组织求援时，若任一管道发现移工曾遭
遇性暴力、人口贩运或有心理健康状况，便会由这批受训合格的心理咨商通译负责处理。
但计画落幕4年后，曾参与课程规划的杜光宇指出，心理咨商通译的使用率非常低，“很多
受过训的通译领了证书却用不到。” 认为主因是该管道缺乏宣传，制度也不符合移工需求
。
“通常移工发生问题后，仲介就会把他们送回母国，再换一个新的工人来，”杜光宇强调，
多数移工害怕失业，会选择隐瞒自己的心理压力，他们也不了解何谓咨商，习惯把心理健康
和精神病画上等号，害怕被雇主认为“他生病了”。
王俐雯坦言，新北劳工局自2021年起为移工提供1至2次的心理咨商全额补助，目前2年多来
却是“零人申请”。她透露，虽有愿意接受服务的移工透过社福团体联系政府单位，最后因
移工当事人无法请假而作罢。
王俐雯说，由于移工心理咨商牵涉语言和文化差异，台湾籍的心理咨商师若要克服此难关，
恐怕得花上多年，因此劳工局才会先将东南亚通译视为培训对象。她表示，假设移工的求助
起点不是劳工局，而是直接求助医疗、社政、警政体系，他们会尽量呼吁各局处向劳工局申
请支援，出动这批受过心理咨商培训的通译。
杜光宇主张，政府应为移工成立类似“张老师”和“生命线”的心理咨询专线，并让完成受
训的通译担任窗口。他说，这项服务必须首重匿名性，才能让移工安心拨打，其次要在移工
晚间下班、假日休息时也能提供服务，“他们只有这些时间可以打电话。”
杜光宇也建议，劳动部应要求各单位在制作移工访谈笔录、关怀访视时，以受过心理咨询培
训的通译为“首要选择”，这批人修习过专业技能，可以成为受创伤移工的精神支柱。
“忍耐过来”的移工，逐渐长出相互扶持的网络
屏东县盐埔渔港旁停放著外籍渔工们的电动车，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步调；东南亚各国移工来
台30余年，也分别有着不同社群，诸如移工足球队、舞蹈班、写作课等。（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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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开放东南亚移工的32年间，制度的改善缓慢前进，移工也在这块土地不断深耕，长出自
己的互助社群。来台近12年的印尼看护工英塔利（Indri）是移工界知名人物，她在工作之
余攻读空中大学毕业，中文能力佳，常担任印尼移工和台湾NGO间的沟通桥梁。
但成为助人者之前，英塔利体会过失语的滋味，英塔利在台湾的第一位雇主禁止她自行出门
，且三年一签的合约期间，从来没有休假日。那段日子里，倒垃圾是英塔利唯一的放风时光
，即使空气参杂了臭味，对她而言，这仍叫家门外的味道。
多亏这短短几分钟，英塔利发现楼上住着另一位印尼看护工，于是她决定写信，趁垃圾车抵
达时塞到对方手上，“刚开始我写信给她，明天倒垃圾时，换她回信给我。”两人相隔三层
楼，都刚来台湾不久，便透过文字愈聊愈多，把那些无法说出口的话，对工作的不满、对故
乡的思念填满信纸。
12年后的今天，移工使用手机已成常态，他们透过网络互相倾诉，不必再靠实体通信。英塔
利说，许多在台移工会自拍影片传上社群媒体TikTok，乐于分享自己的生活，若发现其他人
遭遇困难，还会去影片中留言提供协助，简单的鼓励或发发牢骚都好，这些平台就像移工的
虚拟祕密基地。
当年互传信纸的伙伴，陪伴英塔利撑过来台的第一哩路；但身为过来人，英塔利仍强调，与
朋友吐苦水“只是舒解管道之一”，较为严重的心理困境，依然需要专业人士协助。
来台9年的印尼看护工Vicky和英塔利有过类似经验，她曾被第一任雇主的家人恶劣对待。当
时刚来台不久的Vicky身处高度压力中，没有其他求助管道，唯一的发泄方法就是哭，“如
果以前没有忍下来，我可能也会逃跑，成为失联移工。”
所幸后来遇到好雇主，台湾生活也步上轨道，Vicky心想，她不希望其他同乡人走过一样的
辛苦路，便加入印尼移工联盟SBMI（Serikat Buruh Migran Indonesia）服务，更在2022年
成为SBMI台湾分部的干部。
SBMI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东地区设立多个据点，替全球的印尼移工处理劳资纠纷，也
联络情感。Vicky的雇主十分支持此事，曾让她请假一星期，飞去泰国参加亚洲移工论坛（M
igrant Forum in Asia）主办的NGO干部培训。
如今，Vicky在网络上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成为在台印尼移工的求援热线，把休息时间奉
献于助人，不求回报。对Vicky而言，帮助同乡人的时光，总让她缓解离家多年的乡愁，也
像是与过去落泪的自己对话：
“以前没有人救我，现在我们可以帮忙别人，这样很幸福。”
预防胜于治疗，台湾雇主也能是心灵支持的第一道网
Vicky和英塔利都花上多年时间，也遇上好雇主，才能从心灵职灾痊愈，那需求更迫切的移
工，该向哪些民间资源求助？这对家庭看护工工会祕书长黄姿华也是新挑战，从去年起，数
个移工团体都开始讨论此事，并互相转介有意愿接受心理咨商的移工，目前黄姿华已有一个
成功案例。
这位看护工的雇主是一名独居妇人，两人窝在家里生活，几乎寸步不离，在失眠夜里，她们
甚至会一起吃安眠药，等老太太先睡着，再换她服用。两人都知道这情况非常不健康，于是
雇主主动联络了看护工工会，希望工会协助这位个案。
“我觉得雇主是愿意关心、在乎那名看护工，所以雇主自己也非常疲惫。”黄姿华还记得这
位电话另一端心有余、力不足的声音，雇主已经濒临放弃，产生了解雇念头，但黄姿华不希
望走到这步，尽力找到了适当资源。
2020年成立的“听你说”移民工法律暨公共卫生咨询平台在此时伸出援手，他们与心理通译
、咨商师合作，提供移工每次1小时、3次免费的咨商服务。于是黄姿华成功为这名看护工媒
合了擅长英文、并愿意免费服务的咨商师；更重要的是，这位咨商师可使用远端服务，看护
工不必请假出门，不用担心老太太的健康，也能在家和咨商师通话。
咨商过后，黄姿华发现这位看护工的身心状况的确好转。但黄姿华仍强调，心理咨商只是让
移工免于崩溃的最后一道网，第一张网则是“雇主的理解”，唯有劳动环境改变，让更多雇
主愿意重视移工心理健康，才能预防胜于治疗。
这些年，社会上开始意识到“移工不只是劳动力，更是活生生的人”，但对长期在台工作，
从事密集照护与劳力工作的移工们，当遇到了身心状况，不能只仰赖原乡工作者或有或无的
互相支援，移工们的心灵健康也需要雇主、仲介、政府的关注和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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