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报导者》 ｜ The Reporter
2.记者署名:
文字／许诗恺
摄影／杨子磊
共同采访／詹婉如
核稿／李雪莉
责任编辑／张诗芸
3.完整新闻标题:【特宏兴远洋喋血案十年】从海上的牢到陆地的牢──渔工爸爸、看护工
母女在台湾“相聚”之路
4.完整新闻内文:
印尼移工Riri（化名）的父亲在台湾监狱中服刑、母亲也在台湾工作，为了抚养未成年的妹
妹并见上父母一面，她选择来到台湾。（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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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台湾渔船“特宏兴368号”上一场喋血案掀起的风波，10年后仍旧未歇。本案虽是台
湾改善远洋外籍渔工权益的起点，但这场悲剧牺牲者，不只有当年犯案或被杀害的船员，还
包含他们背后的家庭。
《报导者》制作《造假．剥削．血泪渔场》调查报导期间，我们曾远赴印尼，拜访涉案渔工
Susanto（化名）等人的故乡，了解迫使印尼移工被仲介劝诱的过程与上船的原因。10年过
去，Susanto的妻子和女儿如今也来到台湾讨生活，持续遇上骚扰和剥削。
历经数个月努力，《报导者》接触Susanto在台的妻子、女儿，我们和Susanto女儿一起探监
，采访了正在服刑、当年我们无法接触的Susanto。这一家人意外地在台湾“相聚”，从海
上的牢进到陆地的牢，他们的人生又为何深锁血泪循环？
下午1点半的接见时间未到，印尼移工Riri（化名）已在台北监狱外排队等待，期待不已，
手提着她刚在附近餐厅买的“会客菜”，小鱼干、绞碎的鱿鱼和蛋，这是她印象中爸爸爱吃
的食物。20岁的Riri去年底入境台湾，为赚钱，也为了见监狱中的父亲Susanto（化名）一
面。
Susanto在2013年上了台湾的远洋渔船，为台湾人工作，但他意外卷入一起喋血案后，父女
就未曾相见。当父亲从家中缺席，Riri的母亲也在7年前来台工作──为赚钱养家，也为靠
近丈夫一些。
如今，Riri悄悄地跟随父母脚步，成为一个台湾家庭的看护工，3人在台“重逢”。
10年前，敲响台湾远洋渔业警钟的一场海上杀人案
2013年7月，台湾渔船“特宏兴368号”在太平洋正中央的基里巴斯海域漂流，一群意外杀害
台籍船长、轮机长的印尼渔工原想把船开回东南亚逃亡，但他们对驾船毫无经验，只能任凭
它迷航，众人不断争吵，有限的粮食和淡水仍一天天消耗。
而Riri的父亲──当时31岁的Susanto，就在这艘船上。
不久后，收到船东通报“渔船失踪”的海巡署出动搜索，成功寻获在太平洋漂流12天的特宏
兴368号，并把这群渔工押回台湾受审。他们抵达宜兰苏澳港时，受害者家属一见渔船靠岸
，便跳上渡桥殴打渔工，队伍甚至差点跌落海中，画面震惊国际。
其实“特宏兴案”并非台湾第一起渔工杀人事件，却是至今被害者、加害者人数最多，影响
也最深的一案，也因而开启了外界监督台湾远洋渔业的大门。
因为隔年公布的一审判决书，是台湾司法史上首度揭露远洋渔船存在不当管理。本案检察官
调查出命案真相，其一被害者陈姓船长在渔船上，长期虐待外籍渔工、施暴且欠薪不发，导
致这群渔工愤而失手杀人。
检察官也发现，6名涉案渔工中，Susanto等工作仅半年的4名新进船员原无犯意，他们抵达
台湾隔天就被送出海，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在压抑环境中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因此无力反抗
2名较资深的主嫌威胁，是被迫参与了案件。
但犯罪为事实，Susanto最后被判22年有期徒刑，其他共犯则是14至28年。至于这艘船上唯
一未被起诉的船员，他刚好在船舱里睡觉逃过此劫，醒来竟发现世界变了。
10岁女孩抹不去的记忆：妳爸爸、台湾、杀人
Riri还记得那个夏天，许多记者从印尼首都雅加达来到她在西爪哇梳邦县（Subang）临海小
镇的家门口，家里是年仅10岁的Riri、2岁的妹妹，还有外婆与阿姨，门外不断传来乡民凑
热闹的呼喊声，质疑、谩骂、愤怒，像利刃刺在她们这群无法离开的女性身上。
当时Riri听不懂大人在争辩什么，只是反复听见3个关键字：妳爸爸、台湾、杀人。她成为
“杀人犯的小孩”。
隔了几天去上学，消息已从老家传到其他城镇，同学纷纷走避，邻居指指点点，将这一家人
视作秽物。为对抗这些目光，Riri把离乡工作、见到Susanto当作人生目标：
“我没办法跟妹妹抱怨，她年纪还小，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记得爸爸的样子；我也
不能跟妈妈或外婆说，我怕她们担心。”
在Susanto出国前，Riri从未预料一别就是10年。儿时的她无法理解“移工”这词何其沉重
，以为爸爸只是出趟远门，不久就会回家了，就像妈妈一样。
2013年前，Riri的母亲Siti（化名）流转卡达、杜拜等阿拉伯国家工作，Susanto则负责在
家照顾Riri，同时下田和做零工。直到二女儿出生，这对夫妻急需扩大财源，当时31岁的Su
santo听朋友说“台湾渔船很好赚”，就选择上了台湾船。
他也没想过，踏足台湾的第一天就被送出海，做渔夫短短6个月，再次靠岸已成罪人。
案发后，家里只剩Siti能挣钱，两个女儿和Riri的外婆都靠Siti扶养，她先返乡安抚亲友情
绪，托众人照顾Riri姊妹，便迅速前往雅加达求职。直到2016年，Siti听说台湾薪水更高，
还能去监狱探视Susanto，她不顾众人反对，决意来台做看护。
此时妹妹已开始懂事，舍不得妈妈而嚎啕大哭，Riri则故作坚强安慰她。“其实我也有哭，
都躲在妹妹看不到的地方，”她回忆。
就在同一年，《报导者》团队赴印尼采访多个渔工家庭，完成《血泪渔场》一部曲，其中在
〈离岸之前──印尼渔工的台湾梦〉影像作品中，我们曾踏上Riri的故乡，见过她一面。Ri
ri对这件事印象不深，只记得曾有台湾人来家里聊天。当我们拿出7年前拍摄的照片，她不
好意思地笑了起来：“那时候好瘦，我现在变好胖。”
照片中的Riri才13岁，和妹妹被爬满裂痕的水泥墙围绕，无力修缮，家中空荡无比，彩色电
视机是画面里唯一的现代化象征。我们问Riri，现在家里的状况好转了吗？摆设还是和旧照
片一样吗？
她淡淡回说，现在跟照片里差不了多少。
狱中的41岁父亲：她与我记忆中的脸不再相似，已成熟又美丽
2016年《报导者》团队拍下的13岁Riri，如今20岁，已成为一个台湾家庭的看护工。
耳闻此消息后，我们在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协助下，历经3个月时间联系上Riri，并
与她一起去台北监狱探视Susanto，采访这名从女儿人生中缺席、当年《报导者》也无法接
触的新闻主角。
那天是中秋节前夕，台北监狱接见室外聚集著受刑人的亲友。下午1点半狱方刚开门，近百
人便迅速往里头钻，抢著用自助报到机申请抽号──根据监狱惯例，若当天申请人数过多，
原本15分钟的接见时间将随情况缩短，“以便已登记接见者，均能接见”；经验丰富的老鸟
们都猜测，号码牌顺位愈靠前，愈不容易受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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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前夕，当台北监狱的会客大门开启后，Riri快步走在探监的人群中（为保护当事人，
图中人物衣物经变色处理）。（摄影／杨子磊）
Riri不知道“中秋团圆”习俗，而且上次探监是平日，她被眼前景象吓到了。现场想接见的
民众实在太多，Riri瞬间停住脚步，甚至被人群撞开。所幸她并非单独一人，TIWA派来的翻
译志工赶紧领着Riri在人流中向前挤，终于排进队伍。队伍终点的那台报到机只有中文接口
，Riri透过志工协助，输入她身为移工的居留证号，再输入父亲的狱中编号。
这是Riri来台后第三次探监。第一趟在她入境不久，连居留证都还没领到，Riri便迫不及待
跑来监狱申请接见，结果因无法证明身分而失败。第二次她带齐了所有证件，总算和睽违10
年的爸爸重逢。
狭长接见室的中间以铁窗和强化玻璃为界，区分了自由与不自由两端，每一组人的桌上都摆
了电话，由话筒相连两个世界。
Riri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爸爸时，她一走进接见室，发现Susanto已在对面坐定，她立刻哭泣
不止，Susanto则强忍泪水。Riri感觉到爸爸努力保持笑容，不想展现懦弱一面，但最后鼻
涕仍流了下来。
“我当然开心，也感到难过，我差点不认得亲生骨肉的脸，她与我记忆中的脸不再相似，现
在Siri已经成熟又美丽，我希望她的心灵和道德也都是美丽的。”
中秋前夕的探监结束后，我们以信件采访Susanto，他在回信中如此叙述和女儿第一次重逢
时的心情。
监狱规定的15分钟比父女想像短暂，当狱方关闭通话，两人虽看得见彼此，声音却无法传递
，他们只能靠嘴型辨识语言，直到狱警将双方劝离接见室。
该晚，Susanto看着从前家人寄来的照片，他独自崩溃，并在信中忏悔：“我抛弃了我两个
女儿，无法给他们幸福，无法给予真诚的爱、一种父亲给心肝宝贝的爱，无法全心全意的关
心她们，也无法听他们的抱怨。”
眼泪背后，其实Susanto非常错愕。在两人重逢之前，他根本不知道Riri人在台湾，女儿竟
瞒着父母和外婆找上仲介，自己借钱付仲介费来台。
在台苦熬7年的母亲：没想到长女追随而来
比起被雇主发现上新闻，Riri更害怕的是，受刑人之女这身分会换来雇主异样眼光，如同她
小时候的邻居、同学。（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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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长年靠3个月一通越洋电话、不定期的书信往来联系，父亲总嘱咐女儿好好读书，钱的
事，让大人烦恼就好，他没有意识到Riri已经长大成人，渴望摆脱孤独，想成为这个家的另
一支柱。
Riri当然试过其他办法。刚满18岁，她立刻去雅加达找工作，但领着约新台币3,000元月薪
，看着刚上中学的妹妹，她突然理解父母10年前的心情：
“自愿从家庭缺席，前往异国做移工，是唯一的翻身之路。”
在台湾既赚钱，还能定期见到父母，Riri满腹冲动上路，结果是水土不服。去年（2022）12
月抵台后，来自南国的她首次体验冬天，做看护的劳动强度也超乎想像，工作尚未满月便生
了场重病，随即被雇主解聘。
咳嗽难歇，即将失业又欠钱，再不想办法就会遭遣返，Riri只好联络在台湾唯一认识的印尼
人──同样从女儿生命中缺席的母亲Siti，并靠着她找到新工作。
Siti在2016年出发来台，第一份工作就遇上违法雇主。当时的Siti平日在台中某人家做看护
，周末会被强迫载去雇主经营的民宿打扫，不得休假，身边也没有任何印尼同事排解寂寞。
如同当年被孤立在渔船上的Susanto，这次换Siti被锁在雇主老家、民宿两地。幸好情况更
恶化之前，长期和移工受刑人及家属保持联系的TIWA理事长陈素香，早一步发现情况有异─
─她和Siti约好的探监行程迟迟没有下文，而且：“Siti讲电话都很小声。”
后来陈素香把握机会追问Siti，才确认Siti受到雇主剥削，决定启动救援计画。
计画行动日，陈素香和几名TIWA成员假装是客人，先向民宿老板（Siti的雇主）办check-in
，接着传短信给Siti，吩咐她先躲去离停车场比较近的洗衣间，待双方都确认周遭安全后，
陈素香等人借口回车上拿东西，实则掩护Siti出发。
“一见到面，我们就把Siti塞进汽车后座，然后沿路狂飙，那个民宿在山上，只有一条单行
道，我好怕老板从后面追过来，会不会气得把我们直接撞下山。”内容惊险，陈素香却是笑
著回忆。
TIWA为失业、遭雇主不良对待，想要合法更换工作的移工备妥一间庇护中心，Siti入住当天
便写满了6张准备寄给Susanto的信纸，她终于可以去监狱探视丈夫。
至今，Siti仍在台做看护，过著一个月只能休假一天的生活；生活虽忙碌，至少现在的雇主
愿意给加班费，她也为生计而妥协。Siti完全明白异乡谋生的辛苦，不希望女儿走上相同的
路，但Riri终究来了。
移工入狱后，再次成为台湾人的底层劳动力
法务部矫正署台中监狱内的裁缝工厂（图非当事人）。（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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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ri、Susanto、Siti一家人在台湾看似“相聚”，实际上依旧因各自的身分与工作分离。R
iri和Siti的休假时间不同，平常难以碰面。至于Susanto，即便进了监狱，他仍是狱中权力
结构的最底层。
监狱里讲究阶级，会客菜或亲友寄钱的频率、多寡会造就一个寝室的权力关系，相比台湾受
刑人多半有亲友支应，移工只能仰赖TIWA等劳工组织、宗教或社福团体不定期访视；其余时
间，他们就得靠监所内的劳动作业，以及私底下帮其他狱友洗衣、洗碗，换取日常生活所需
。
从农夫做到渔工，Susanto目前在狱中主业缝纫、副业洗碗，10年服刑都被工作占据。他写
道：
“我总是被狱友们大小声，因为明明是休息时间，我的缝纫机还发出声音（意即加班）。如
果我闲著没事做，我一定会想起女儿和妻子，只有忙碌才能让我远离悲伤。”
Susanto也对我们提及，刚入狱时他买不起棉被，幸好有一名监狱工作人员私底下援助，帮
他度过冬夜。他目前有7名同房室友，众人会互相分享食物、饮品，甚至替Susanto确认食物
里不含猪肉；即便如此，Susanto得每天帮台湾狱友洗碗，才有钱定期购买自己的卫生用具
。
此外，许多移工刚入狱时面临通讯困难，他们大半来自偏远地区，教育程度也不高，往往记
不清家里地址、电话。Susanto曾经寄给TIWA一封信，内容便是请志工帮忙查出印尼老家的
邮递区号。
但一抵达桃园机场就被送去宜兰搭渔船，6个月后“特宏兴案”爆发，又被直接押进看守所
的Susanto如何有机会认识TIWA？
原来在当年案发后，TIWA眼见涉案渔工过多，便启动“关注移工受刑人”及“替代返乡”两
项志工服务，主动进监狱探望Susanto等人，了解案情和狱中处境，同时帮他们向断了音讯
的家庭重新牵线。
“替代返乡”发起人庄舒晴和其他志工在接见室里一字一句听写，记下暧昧不明的印尼地址
便出发，甚至得拿着渔工提供的手绘地图，沿路询问当地居民“你认识某某某吗？”、“你
知道村子里去台湾工作的那家人吗？”
Riri记忆中“来家里聊天的台湾人们”，不只《报导者》团队，还包含在2014年、2016年两
度拜访印尼的TIWA成员。庄舒晴记得，当时的Riri“非常清楚家里的失衡状态，对大人们谈
论的一切听而不语”。
远赴印尼两趟，庄舒晴也对当地贫穷状况印象深刻，“一看就能理解，为何有人前仆后继地
踏上台湾渔船，只为了寻找更好的未来。”她拜访所有特宏兴368号外籍船员的家庭后还发
现，从这艘地狱之船归来，幸运未涉案的3名无罪渔工离开台湾后，都重新踏上他国的远洋
渔船工作。
对Susanto而言，TIWA志工们的出现像是神蹟，他感慨：“原来在这世间如此残酷的生活，
还有人关心我的遭遇。”
庄舒晴的着眼点则不同，她持续追踪远洋喋血案，对外诉说移工故事的出发点，并非单纯抱
持“做善事”心态，“其实我们只想问一件事，台湾的移工制度是如何造成特宏兴案？”
10年过去，我们问庄舒晴找到答案了吗？她如此总结：
“是吃人的结构，逼着同一艘船上的人们相互为难。”
曾被称为海上监狱的台湾远洋渔船，10年来是否改变？
特宏兴案至今正好10年，在NGO、媒体、立委、监察委员各方关注下，这些年由台湾渔船不
当管理衍生的干部与渔工间的互杀案已大幅减少；与2007至2016年连爆9案相比，目前最新
一例停留在2019年，台湾权宜船“大旺号”的19岁印尼渔工Sunoto疑似被台籍干部殴打致死
。
而《报导者》自2015年到2021年间陆续制作《血泪渔场》三部曲，其中第一部曲揭开2015年
“福赐群号”上的渔工Supriyanto如何遭虐待死亡，多年后，屏东地检署也于今年（2023）
起诉施暴的台籍船长、轮机长等人。
“这几年台湾船长温和很多，我们收到大部分的船员申诉都是劳资纠纷，暴力事件少了。”
位于屏东县东港镇的印尼海员同乡联谊会（FOSPI）副主席诺菲安・库巴朗（Nofian Kubala
ng）说，他在台湾做渔工长达16年，明显感受到管理层有所改变。
在屏东东港的港区内停泊的渔船，与船上的渔工。（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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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台湾进行田野调查的全球劳工正义组织（Global Labor Justice）成员贝纳森（Jonath
an Parhusip）向我们分析，台湾远洋渔业自2015收到欧盟“黄牌”禁令，2020年又被美国
列为《童工及强迫劳动制品清单》的观察名单，这些国际制裁动摇商业利益，确实惊醒了政
府与业者。
贝纳森列举，2017年“远洋渔业三法”上路后，加严惩处违法渔船；2022年行政院农委会（
现为农业部）推出“渔业与人权行动计画”，要求业者逐步改善渔工的生活条件，都成功在
法律之外，卷动了台湾渔船过去的管理方式。
《报导者》再询问一名资深仲介，何谓贝纳森口中“过去的管理方式”？
“以前台湾船长打很凶！”
仲介陈先生（化名）说得坦白，海上作业环境极度高压，老一辈船员没有学过合理的管理方
式，只好靠打、骂，像独裁者命令渔工听话，这些喋血案背后几乎都有虐待：
“死这么多人之后，他们现在怕了，家属会劝他们爱惜生命，收敛一点，不要像以前一样。
”
但贝纳森和库巴朗都强调，改善喋血案只是起点，下一步是清点台湾渔船上难以追查的意外
、失踪案件。台湾至今约有1,100艘远洋渔船，负责监督渔船作业的渔业署检查员却仅有60
余人，贝纳森直批“缓不济急”。
库巴朗的左手有道巨大伤疤，拇指明显变形，正是当年因捕鱼受伤，在汪洋上延误就医的证
据。台湾人与移工一起用血与泪润滑了时代齿轮，缓慢推进人权，多名劳团成员都向《报导
者》私下吐露：
“相比10年前，至少现在谈渔工议题会有人听。”
下一个10年，这家人走向何方？
现在的Riri和父亲只剩一墙之隔，对她而言，这距离比印尼到台湾近多了。（摄影／杨子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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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台湾以前，Riri原本自认做好准备了，她说父亲做渔夫难免辛苦，没想到连当看护也如
出一辙，只是从海上的牢，换成陆地上的牢。
“妈妈从来没有跟我提过，在台湾会遇到不好的事。”
Riri这10个月间不只被随意解聘，还曾遭雇主家的男性骚扰，这趟刚起步的移工生涯已带给
她震撼教育。
以前，她常在越洋电话另一头对母亲碎念，“我想买手机、新衣，为什么妳都不在家？”现
在，Riri发现这些怨怼实属天真，于是下了决定，未来对故乡的妹妹和外婆，她也会只报喜
，不报忧。
打算在台湾待多久？Riri说，至少要到Susanto出狱为止，刑期还有12年，后年起可申请假
释；她知道假释费时旷日，通常得耗上多年，却仍积极以对，“爸爸一定很快就能出狱，”
Riri想带着父母一起回印尼，和妹妹团圆。
但这位社会新鲜人最近又有新烦恼：留在故乡的妹妹竟然也开始在电话中吵著“我成年后要
来台湾”，她今年才13岁。
我们问，那妳推荐妹妹也做移工吗？
Riri秒答，不会，妈妈存钱盖新房子、她赚钱养自己和妹妹，有她们两个出国就够了，妹妹
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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