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媒体来源：《报导者》 ｜ The Reporter
2. 记者署名：
文字／陈德伦
摄影／杨子磊、陈晓威
核稿／张子午；责任编辑／黄钰婷、张诗芸
3. 新闻标题：防止孤立，为精神危机家庭创造社会连结──专访伊甸敲敲话行动入家团队
4. 新闻内文：
照顾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经常在不同的心卫和助人工作者中流转，或因转介被漏接而掉落
，甚至陷入愈来愈孤立的处境。（摄影／陈晓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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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国民法官法庭迎来首件精障者杀人案件，41岁钟姓男子持哑铃杀害78岁父亲，两
人皆为思觉失调症病人；母亲独自扛起家计，父子在家彼此照顾长达10年，累积的相处不睦
加上被告精神病急性发作，酿成悲剧。审理过程罕见传唤3位精神科医师作证，试图厘清被
告病史和精神状态，但一连4天的密集攻防，关于社区精神资源的讨论却付之阙如：除了医
疗，这个家庭究竟有什么社区资源和支持系统可以承接？
哑铃杀父案照见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属的典型困境──孤立。为强化社会安全网，《精神卫生
法》在2022年修法，改革重点之一便是增加社区精神资源。目前社区服务的不足是什么，还
可以怎么做？《报导者》专访伊甸基金会在2016年成立的“敲敲话行动入家团队”，他们希
望以解决需求为导向的会谈长期陪伴，为处在精神危机的家庭创造连结。
“我们做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孤立发生。”
──开放式对话（Open Dialogue）创始人亚科．赛科罗（Jaakko Seikkula）
灰色布面沙发、软绵绵的疗愈布偶，这间可以容纳约5人的会谈室是敲敲话行动入家团队（
下称敲敲话）跟案家工作的现场之一，但更多时候他们直接进到社区巷弄，那些阳光照不进
、无人知晓的精障者家庭里。在会谈时，工作小组会与精神疾病当事人（不一定要取得诊断
）和他的社群，一同讨论现时遇到的问题，了解彼此的需求，找到共识和可能的资源。
2016年成立的敲敲话，参考芬兰“开放式对话”的方法，如今有4名正职工作者以及20～30
人组成的志工团队，累积已服务双北地区近50个案家。当有需要的案家提出申请，团队评估
后会组成小组开始服务，工作时间为1年，可视情况提早结束或延长。敲敲话组长、社工师
郭可盼解释，小组成员固定不变，才能与案家建立信任基础、达成长期陪伴的效果；但会谈
的进行是弹性的，案家可随时调整参与者，也可协商会谈的频率和地点。
敲敲话行动入家团队在2016年成立，采取芬兰“开放式对话”的作法，以会谈的方式协助有
精神危机的案家寻找合适的资源。（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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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哑铃杀父案，郭可盼认为危机在更早之前就出现了。她说，这个家庭除了就医服药，还
有使用哪些资源是个问号，另一方面，被告母亲承担照顾和经济重任，即便有其他资源选项
，也根本腾不出时间和机会；而有思觉失调症的父子长期困在家中互相照顾，反倒造成更大
压力，致使病情恶化。
（延伸阅读：〈国民法官首件精神疾病患者杀人案──法庭之外，未解的旋转门效应与真空
的社区支持系统〉）
目前体制对危机的认定是有“自伤伤人之虞”，但敲敲话重新思索精神危机的定义，认为相
关资源应该更早介入案家，只要当事人和照顾者的互动紧张或冲突，就是一种“关系的危机
”。郭可盼说，“照顾者负荷过大，有些家属会用‘共病’来形容，当事人有严重的精神疾
病，可能家属也会有身心症状或是精神官能症。”
所谓理解精神疾病，是理解一个“人”的生命情境
对于此案交由国民法官审理，敲敲话个案管理员叶雅欣感到担忧。她认为，大众对于精神疾
病仍抱持相当的恐惧，且这个家庭与亲戚关系淡漠，几乎完全孤立，把事件搬上公共台面恐
造成二度伤害，加上大众媒体的高度关注，被告得面对舆论反复指责他是杀父凶手。叶雅欣
说：
“被告可能只能不断认罪跟痛苦，没办法应对法律上讲求的证据和时序。对他们（钟男和钟
母）来说太远了，都还在那个伤痛跟感受里，或是孩子的精神混乱里。有人会说这是个社会
教育的机会，但也不应该踩在这些人的伤痛上。”
顾虑其来有自。思觉失调症不只是一般大众心目中最害怕、未除魅的精神疾病，也是医疗或
助人工作者普遍认为最困难的类型之一，无论是治疗或理解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其棘手的
症状包括因幻觉产生的现实认知扭曲，敲敲话也与不少有幻听的个案接触过──有人听到父
亲要自己“上天堂”，于是尝试自杀；有人则称被女鬼追杀，耳边经常传来“去死”的声音
。但叶雅欣表示，如果不先入为主，幻听可以是打开心底深处房间的钥匙。
原来，上述自残的个案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没得到父亲的肯定和关爱；听见“去死”的命令就
想执行的个案，真的认同自己不值得活，因为从求学到就业，总是学得比别人慢，深层的自
卑让他的幻听变得格外沉重。
“你可以把幻听视为一个症状，压制它、不理它，靠药物让它减少，也有些人找到方法跟它
共存。不过如果可以一开始就面对这个幻听，可能会发现是来自于真实生活经验的受伤，或
是压力的对待。”
叶雅欣也提到，不去理会反而让幻觉建构的故事发展下去，一旦它变得更完整，就更难打破
。但陪伴个案一起经历，不去否认那些恐惧，才有机会建立连结。
单一的医疗想像，社区精神资源与人力严重不足
敲敲话会根据案家需求组成小组，目前每月大约服务20个案家，团队表示比起一般的社工单
打独斗，更可以互相支援。图中为社工郭可盼（左）和叶雅欣（右）。（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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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敲话是从伊甸基金会的“精神疾病照顾者专线”发展而来，在8年来的接听经验里，有三
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求助家庭，患者都有稳定服药。叶雅欣直言，药物当然是治疗中重要的
一块，但显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可惜社会目前谈到精神疾病，都还是非常单一的想像，除
了医疗，缺乏回到社区的支持系统，第一线的社区关怀访视员（简称社关员）、心卫社工、
公卫护理师都被不合理的工作量和绩效指标所挤压。
在社区的精神卫生体系里有明确的个案分级，人力不足、案量又高的情况下，工作者在系统
中评估勾选后，往往只提供“符合法规要求”的服务，难以再给予更多。
以哑铃案来看，个案有多次的就医纪录，叶雅欣推测，“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稳定就医，就没
有那么follow up他们家其他的需求，或者被排在比较后面的顺序。如果这个案家是在比较
后面的等级，可能一个月只电访一次，妈妈又忙着工作，就说没问题，就没了。”
但社工如此处理也是身不由己。社区入家工作者专业促进联盟曾举办工作坊，从第一线蒐集
而来的问卷显示，社关员还要做核销、回公文、打会议纪录，甚至在疫情期间也得支援防疫
业务、回答居家隔离问题、送关怀包等，原本已经多到难以负荷的案量、少得可怜的时间，
又再次被外务挤压。
困境已久，政府也看见沉疴，2022年《精神卫生法》终于修法，预计在2024年正式上路实施
，其中一个改革重点就是强化社区精神支持资源，例如连接患者出院后的各项服务（如全日
型、日间型、居家型等机构或据点）、开办照顾者专线、提供喘息服务、建置社区心理卫生
中心等。敲敲话肯定增加投入的方向，但也观察到另一问题：量化绩效指标（KPI）太过离
地、流于形式。
政府将强化安全网，但KPI会不会是新的紧箍咒？
2021年，敲敲话与卫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合作创新计画，表定一年服务27个案家。相较于其
他政府标案，创新计画的KPI已经宽松许多，并可共同协商讨论，但第一线的执行经验和官
方的想像仍有落差。
例如政府要求降低住院率作为成果，郭可盼指出，住院行为在不同个案身上有意义和诠释的
差异：“有些人可能之前一直在旋转门，后来状况改善不住院了，我们觉得很棒。有些人还
是住院，但过程是经过讨论的，他是思考过现在需要休息才去住院。也许他以前对医院的经
验是不好的，所以住院率变高，反而代表他对医院的接纳度变高，回诊、住院才变成一个选
项。”
对社工们来说，KPI是压力也是紧箍咒，叶雅欣举例，政府现在推动各地的心卫中心或协作
据点，也都会有服务人数的要求，认为既然投资就要有绩效出来。但精障者要出门本就困难
，社工得耗费很大的心力，假如据点只是被动地要大家来近用，恐怕不符合现实，但社工出
勤的时数能否被算进KPI，又是另一个问题。
在扩大社会安全网的政策下，看似有很多据点正在布建，但叶雅欣坦言，“现在大家最怕的
是KPI达不到，有多少人会来使用？甚至有些单位承接之后，都还在讨论说可不可以混障别
，要凑人数。”
服务断裂缺乏延续性，须建立长期陪伴的个管角色
为了达成许许多多不同的KPI，社工被要求“短开结”，郭可盼解释，所谓“短开结”意思
是短期开案、短期做完、短期结案，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者只能处理最表层的问题，或是想
着要把个案转介到哪个地方接手。个案看似在每个阶段都有可以使用的资源，但问题在于：
“每个阶段worker可能都不一样，关系是比较断裂的。比如说有危机或多重议题的时候，可
能是心卫社工，稳定后可能是社关员，但是很多社关员跟我们说，他们因为案量的关系，6
到9个月就被要求要结案，然后个案又被转到公卫护理师。”
郭可盼说，这代表个案常在卫政和社政系统间流转，关系高度被切割，得要反复重述困境、
重新建立关系，不利心理延续性。
敲敲话接触到许多家属，都把这里当成是最后一站，长年累积的问题走投无路，只能死马当
活马医。叶雅欣更观察到，家属在过程中对体制产生严重的不信任，甚至感觉“服务疲惫”
，社工们来来去去，案家的困境还是一再发生，仿佛停在原点。
对此，她认为需要一个“家庭个案管理员”的角色，让社工成为辅具，固定陪着案家去使用
资源，有点类似欧美国家中家庭医师（General Practitioner, GP）的角色，医师提供的是
医疗的咨询，社工则可以陪伴障碍者家庭面对各种生活困难，媒合适合的服务。
更重要的是，社工可以扮演桥梁的角色，衔接服务之间的缺口，“尽量是把资源做纳入，而
不是转介。因为你请他去找别的资源的时候，那个窗口可能听到他们的自述，会觉得好像不
需要服务，或是说还有别的服务，又再一次转走，常常可以看见家庭在转介中间有各种原因
的掉落，”叶雅欣解释。
防止孤立，找回精障者与人们和社会的连结
敲敲话办公室的墙上贴了案家和合作伙伴留下的讯息，团队表示，社区精神工作需要多方合
力，只靠单一工作者支撑的神话并不存在。（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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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精神疾病的讨论增加，文学和戏剧创作也带给大众另一种视野。但接触过许多案家
的郭可盼发现，精神疾病的污名并未消失，可能只是变得隐晦了──在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
件发生后，很多家属都担心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变成第二个郑捷，这是他们心底最深层的恐惧
。
于是他们加强对患者的控制，例如服药上有争执就会演变成更大的冲突；又或者患者其实可
以尝试就业或建立亲密关系，“但家人太害怕了，会退回来，以最稳定的方式安排，我宁可
让你退出本来能力可以尝试的事情，安全优先。”
当这样的恐惧或污名持续加剧，家属甚至很怕家中有精神疾病患者这件事被邻居知道，即使
还没有任何攻击行为出现，大家都先吓坏了，反而让个案陷入更孤立的状态。
敲敲话所参照的开放式对话，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重新创造连结，防止孤立。郭可盼说：
“如果一个人的世界没办法被理解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孤单的经验，很爱的人在你没办法
靠近的地方，对家属来说也是很孤单的。不理解的时候，就会试图去控制或改变他，对当事
人会创造更多的撕裂和绝望。不一定每件事情理解为什么之后，问题就迎刃而解，没有这么
美好，可是至少不那么被孤立的感觉，人与人的生命是有连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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