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媒体来源：《报导者》 ｜ The Reporter
2. 记者署名：
文字／林慧贞
摄影／林彦廷
核稿／张子午
责任编辑／黄钰婷
3. 新闻标题：在当代制度与传统夹缝间，努力寻找狩猎文化存续的鲁凯族大武部落
4. 新闻内文：
鲁凯族“猎王”包达夫手持象征最高荣誉的百合花头饰，他说一定要抓到公山猪、公水鹿、
熊，才是完全的猎人。（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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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22）底屏东县雾台乡大武部落发生震惊全台的猎杀黑熊案件，两名年轻男性骑着机
车，将猎到的熊夹在中间三贴，嘻笑的画面被放到网络上流传引发公愤，最终有9人被起诉
。然而并非人人都是因为参与黑熊案被起诉，其中一人是在部落传统文化祭仪中狩猎台湾野
山羊而被牵连。检警大规模传唤族人，以及外界一路从猎熊案延伸到对狩猎的强烈批判，使
得这个深山小部落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年轻人不敢上山狩猎、祭仪只能买平地的猪肉代替
、长辈默默将兽骨从门口拆下，不敢对子孙开口谈过去的荣光。
《报导者》在猎熊案后，持续半年走访部落，看见他们的压抑和恐惧，也记录在检警、农业
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简称林业署）、监察院陆续造访后，他们如何从避而不谈，到公开肯
认自己的狩猎文化，并在当代制度下，挣扎寻找传统文化的定位。
9月21日晚上，游客已经陆续回家，屏东县雾台乡鲁凯族文物馆前活动中心才正热闹著，部
落德高望重的长辈们难得齐聚，年轻人也放下手边工作，带着小孩，从大武、神山、佳暮、
雾台等部落前来，专注而认真地跟着“议程”，厘清什么是“黑熊生态给付”、“改良式猎
具”、“原住民狩猎自主管理”，散会后6、7名族人仍一路聊到晚上11点。因为隔天是监察
院监察委员们首次造访部落的大日子，为了调查去年发生在雾台乡大武部落的猎熊案，监察
院将在大武部落和雾台乡公所展开两场座谈，族人特地慎重开了会前会，希望让难得从城市
来的官员们，能在舆论之外听见鲁凯族的狩猎样貌。
熊的多重意义
熊在鲁凯族文化中具有非常特别的地位，族人既畏又期待，也因此衍伸出许多相对应的规范
和祭仪。（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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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去年底震惊全台的大武猎熊事件发生后，雾台乡首度集结这么多部落，共同讨论狩猎该
何去何从。位于中央山脉南边、大武山以北的雾台乡，总共有8个部落，全乡人口仅3,000多
人，以鲁凯族为主要族群，然而这里另一个引人关注的居民，是濒临绝种的一级保育类动物
──台湾黑熊。
雾台乡东侧的双鬼湖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大武山自然保留区，让此地成为许多野生动物
的重要栖地，也包含了台湾黑熊。鲁凯族文化中流传着许多和黑熊搏斗的传说，备受敬重的
大武部落耆老包达夫就表示，猎人并不会刻意打黑熊，遇到动物是祖先给的礼物，但若是遇
到了，有办法打下黑熊表示这个人很英勇；回到部落前，会在特定的地方呼告族人，呼告的
声音和猎到山猪、水鹿是不同的，部落里的人都会知道是猎到熊了，猎到的人会默默将肉拿
到部落外面处理。
鲁凯族是阶级文化，有领袖家族、长老、一般平民，猎到熊或其他动物后必须将肉交由领袖
分配，除了给予长辈，鳏寡孤独者也是重要的赠与对象；若部落有人过世，除丧期间丧家出
门会受到限制，也不能打猎，必须以熊肉来除丧，丧家才能恢复正常生活。也因此有能力猎
熊回来的族人，会被部落视为英雄，不仅仅只是勇敢，而是因为他们在部落的运作中，扮演
重要的支持角色。
风声鹤唳，被压抑的狩猎文化
大武村村长麦庸正也是出身有名的猎人家族。他会带着小孩回旧部落寻根，教导山林知识。
狩猎是他们认识大自然的重要方式。（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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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昔日荣光，在大武猎熊案后，全都成了不能说的禁忌。
事件发生后半年，《报导者》来到了大武部落，尽管许多家户门口的图腾，仍清楚铭刻着猎
人与山猪、黑熊搏斗的事蹟，但门口上本该成串摆放的兽骨，却多了好几个空隙，只剩非保
育类的山羌、山猪；老猎人家中，原本客厅玻璃柜中放著许多引以为傲的熊皮头饰，也默默
替换成假的豹皮。“都收起来了，谁知道会不会被查，”许多族人无奈说道。
案件初始，检警频频穿梭部落，共发动9次搜索、搜索25处地点、讯问24人次，族人连番被
传唤到山下、带到猎杀现场模拟，原本只有一只熊，后来从查扣的手机，陆续发现不同只熊
的照片，牵涉的人愈来愈多，就连族人猎到原住民寻常的打猎目标──台湾野山羊、台湾水
鹿，也被起诉。“下一个会不会是我？”的肃杀气氛，弥漫在部落每个角落。
一位部落妇女坐在自家前庭，隐约可见门内布满百合花的头饰，木制雕刻和成串山羌头骨透
露了这家不寻常的地位，她的公公是部落内颇负盛名的猎人，但自从事件发生后，“我两个
儿子，现在都不敢打猎了。”她的友人在旁附和，现在就连婚丧喜庆都要买平地来的猪、人
工饲养的水鹿，因为没人敢上山，“但是平地的水鹿没有味道啊，唉，败坏了，我们的文化
。”
狩猎山羊和水鹿被起诉的大武村村长麦庸正说：
“那是我们每年例行的旧部落寻根行动，前一天男人们会分成几组，提前出发去砍草，晚上
分头狩猎，隔天耆老到达时，年轻人把战功拿出来给他们吃，耆老就知道肉是哪一家小孩打
的，这是我们传承文化的方式。”
麦庸正年年都会带着自己的儿子回去寻根，教导他打猎技术，没想到却因为台湾野山羊、水
鹿是保育类动物，没有事先申请狩猎而触法，“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我却正在受法律制裁。
”
在鲁凯族传统文化中，猎物是祖先的礼物，不能强求，更不可能知道会获得什么动物，不过
现行《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和传统完全悖离，事实上这项规定也在其他原住民部落引发同
样反弹，连林业署署长林华庆都坦言现行申请流程过于僵化。但在猎熊案引起轩然大波后，
犹如惊弓之鸟的大武族人们，今年的寻根行动，破天荒地放弃狩猎，只能带着事先杀好的猪
肉，在旧部落祭告祖先。
麦庸正的爷爷是村内有名的猎人，家里摆满了有着尖锐獠牙的山猪头骨，却没看到熊和水鹿
。“爷爷有打过熊，我找人把熊下颚骨做成标本，现在都收起来了，水鹿也收起来，我也在
想我为什么要收起来 ，”他无奈苦笑。
从百合花重建文化认同感
今年5月，大武部落内部召开会议，参与者包含部落头目、村长、猎人、耆老。图中站立者
为有“猎王”之称的包达夫。（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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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贩售、猎熊、传统狩猎文化，本该是三个不同层次的议题，但在舆论沸腾之下，被简化
成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对话变得遥不可及，而部落内部过往依循传统文化、仰赖血缘与人情
的运作秩序，在外界舆论和国家角色强力现身后，则面临崩解与重组的考验。
去年底颜家兄弟猎获黑熊后，不到半天时间，保七总队就接获消息、申请检察官搜索票，直
接来到颜家大门，明显早有线报，这使得部落陷入“匪谍就在你身边”的诡异气氛。为了避
免部落撕裂，造成二度伤害，众人有默契地噤声，不公开讨论、不对外发声，活在人人自危
的紧绷状态中，然而面对外界“原住民不猎熊”的指责，有苦难言之际，族人也闷烧出一种
愤概，许多人纷纷私下对《报导者》记者表示：
“明明我们的文献、祭仪，长辈都会说怎么处理熊，这几年我们也的确吃过熊肉，为什么会
说原住民不猎熊？你们口中的原住民到底是指谁？鲁凯族有不同部落，为什么其他人可以代
表大武？”
不仅在大武部落，连周遭的鲁凯部落都感受到这股肃杀氛围，不愿对外多谈，甚至也有人出
面反驳鲁凯族并未猎熊，不过也就在如此四面楚歌的窘境中，大武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文
化要由自己说出来。在《报导者》提出采访邀请后，今年5月，许多有狩猎经验的在地耆老
组织了一场讨论会，阐述自身了解的百合花意义，与狩猎、不同动物间的关系，这是事件发
生后，部落耆老第一次愿意公开聚集，共同讨论狩猎文化。
这场几乎全以鲁凯语进行的会议，并不直接讲述猎熊，而是围绕着“百合花”展开。有耆老
指出，百合花需要猎到熊才能配戴，包达夫则说，在大武，猎到熊是配戴“稀子蕨”，猎到
公山猪才是百合花，一定要抓到公山猪、公水鹿、熊才是完全的猎人。而猎到熊后，通常只
会分配给有猎过熊的耆老吃，但也有其他部落的鲁凯族人说头目家族、孕妇都可以吃。
一只黑熊，各种表述，会议上耆老们对百合花该如何配戴讨论热烈，惊讶发现原来开车不到
20分钟的隔壁部落，竟和自己的文化有这么多差异。而这些差异，解释了大武人何以对外界
直接将鲁凯族当成铁板一块，产生的不解与不满。
“我们有猎熊文化，不会撇清，但不会为了抓黑熊而特地去找，是熊来到面前时，身为猎人
，要去追寻一生所追寻的东西，”麦庸正说道。
野声环境生态顾问有限公司（简称野声）的创办人姜博仁，是少数曾到大武一带调查动物的
研究人员，曾多次执行黑熊野放，2015年就曾在族人的猎区拍过熊，常年到许多部落陪伴执
行林业署的“狩猎自主管理计画”。他点出，平地人的狩猎想像，和原住民文化有非常大的
落差，“所谓的‘猎到’，在中文世界里，这个字其实不是很完整，好像是很主动去猎，但
其实大多是放陷阱然后抓到。”鲁凯族对熊有很特殊的敬畏，所以在利用熊时需要很多的约
束，但其实鲁凯族长辈也说，99%获得的猎物都是水鹿、山猪、山羊、山羌，偶尔才猎到熊
，也因此猎熊有许多特别的规范，同一个族群也可能因为生活经验不同，对黑熊有不一样的
解释。
这场会议，凸显了黑熊在大武部落特殊的地位，虽然并未直接碰触到这次的猎熊案，也没有
讨论是否涉及商业买卖，不过对于长期处在压力锅的大武人来说，透过这次自我经验的述说
与核对，渐渐重建起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
监察院来了，雾台各部落首次公开讨论狩猎文化
监察委员浦忠成（右前方戴蓝色帽者）、赵永清（穿着白衬衫者），与原民会副主委钟兴华
（左一），今年9月22日到大武部落现勘人熊冲突发生地点。（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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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猎熊案引发外界关注台湾黑熊处境的同时，今年上半年，黑熊误中陷阱的案例快速成长
，截至7月底已经有5只被通报，尚未包括各地目击事件，使得监委赵永清、来自邹族的浦忠
成，今年6月主动发起调查，厘清林业署、原住民族委员会（简称原民会）等机关是否失职
，大武部落自然是目光焦点。监委安排了一场大武猎熊事件实际场勘，也在大武和雾台乡公
所各办理一场座谈会，这让逐渐平静下来的大武部落，再次泛起涟漪，甚至扩展到雾台乡其
他的鲁凯部落。
（延伸阅读：〈台湾黑熊频现踪，我们准备好当“有熊国”居民了吗？〉）
在监察院来访前一天的会前会，是由雾台部落知名的猎人家族后代龙芳仁主动邀请召开，“
这是对部落很重要的议题，我一个人无法代表。”监察院委由雾台乡公所，邀集地方人士参
与座谈，但时间是需要工作的平日白天，而且留给族人发言的时间仅短短80分钟，龙芳仁认
为部落应该先行整合意见，因此有了这场完全由地方自己发起的聚会，这也是雾台其他部落
，在猎熊事件发生后，首次集结讨论狩猎议题。
在场族人都认为，若黑熊已经来到部落，为了保卫家园，猎熊不该被当成罪人，且熊本就是
鲁凯族狩猎的物种之一，不该因为此事件被污名化。会议结束后，一名来自神山部落的族人
宋克强感叹，或许现在对于年轻人的教育不够，猎到熊应该要低调，可以去斥责年轻人，但
个人行为不代表这个文化就该被全盘否定。
在雾台乡其他鲁凯部落，也可以看到族人家门有熊相关的壁画，但由于猎熊事件引发了巨大
的舆论反弹，其他部落也不便对大武发出评论或公开声援，然而外界对于猎熊以及鲁凯族狩
猎文化的否认、攻击，已经让部分鲁凯族人感到不平。监察院的调查，让这股郁闷有了出口
。
隔天在雾台乡公所的座谈会上，聚集了十多位穿着黑色传统族服、戴着精美百合花头饰的族
人，除了用鲁凯语解释熊在鲁凯族百合花文化上的重要意义，也纷纷提出事件后族人被污名
化的沉痛、官方要求事先申请才能狩猎的不可行。鲁凯语和华语交错，时而口气上扬激昂，
时而露出疑问神情，因为对打猎了一辈子的部落耆老而言，日常生活成为国家口中的“政策
”时，拗口的名词，让他们连开展讨论都困难。一名族人感慨地说，上山是建立鲁凯族与自
然界、超自然界的连结，“不能上山，文化会被灭绝，你们在讲生态哲学的时候，能不能回
头问问，认识一下我们的哲学？”
同为原住民的监委浦忠勇则扮演协调角色，赞同现行法令要求原住民狩猎事先申请，和传统
文化扞格，有检讨必要，不过也认为要延续文化，要有新的规范，由原住民重新建构。
这是猎熊案后，雾台乡族人第一次有机会在官方场合上，用自己的语言说出狩猎经验，然而
在行程延宕下，部落发言时间被压缩至不到一小时，且原民会的简报仍以浦忠勇2016年调查
的各族一般性狩猎文化为主，并未针对鲁凯族或大武再行研究，让精心准备出席的族人对公
部门大失所望。
颜家的辩护律师江镐佑观察事件后至今的舆论，发现外界都说原住民没有猎熊，但不同原住
民族群的文化不一样，连同一族的不同部落都可能有差异，且有些是口传，只能问年纪较大
的部落耆老，“知识探究会影响我们认知框架”，希望在这案例中，法官、民众至少能突破
汉人想像，不要忽视各族有不同文化。如果在个案中能建立这样的观念，才能体谅当事人、
跟当事人共同努力，例如当事人愿意在文化上变革，不再猎熊、加入部落的黑熊巡守队等等
。
如何在官方介入后，长出部落主体性？
监察院的座谈会结束后，与会的猎人代表们将头饰收起，小心保存。（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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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察院的座谈会之外，大武和保育主管机关林业署修补裂痕的漫长疗程，才正要展开。林
业署屏东分署在事发当下，对媒体指出“没有台湾黑熊出没在雾台乡及隘寮北溪的纪录”，
让许多部落族人无法谅解，虽然后来屏东分署育乐课长陈至莹解释，是因没有放置自动相机
，没拍到熊，才会有此说法。然而这番言论让大武面临更庞大的舆论压力，也和时常目击到
熊的大武居民生活经验悖离，使得双方的关系降到冰点。
在沉淀一段时间后，直到今年9月，屏东分署尝试和部落建立合作关系，在雾台乡大武社区
发展协会与村长麦庸正的居中协调下，成立大武黑熊巡守队，目前有21人加入，由在花莲、
台东执行多个部落黑熊监测的野声协助，在部落周遭和猎径上架设2台自动相机，若拍到熊
，或者族人巡守时发现熊即时通报，都能获得奖金──即林业署从去年开始推动的“黑熊生
态给付制度”。这些纪录除了成为未来管理依据，也希望在发现熊时，能第一时间通知部落
采取措施，例如暂时不要放陷阱、注意食物放置位置、收起会吸引熊前来的狗饲料。
麦庸正坦言，刚开始大部分的族人都反对，以为是要放下枪不再打猎，经过解释是看到熊通
报，族人才慢慢被说服，但目前还是年轻人比较能接受，“老人家也不是反对，而是要我们
别放弃文化。”他说，熊的数量如果真的减少，下一代可能看不到，推动巡守队是希望自己
的山自己守。
在经历海葵和小犬台风侵袭后，巡守队在今年10月14日放了第一台相机，而首批放置相机的
巡守队人员中，也包含这次遭起诉的颜家。问及颜家长子加入巡守队的心得，他的脸上露出
复杂的表情，只说“大家都还在观望（要不要加入）”。而他的父亲颜明德则坦言，这段时
间吃不好睡不好，身心和金钱的消耗太大，加入巡守队可能对官司有帮助，也希望不要让部
落因为自己家族而无法再狩猎。
然而在经历了几个月来不友善的舆论压力后，也有族人对和官方合作抱持质疑，对未来是否
加入林业署推行的“狩猎自主管理”更持否定态度，“我们生活在这里，为什么看到什么动
物还要通报给官方？”“我们抓什么还要他们同意？”认为失去了部落主体性，到头来还是
从上而下出发的政策。
在此时进入大武部落，对外来者并不容易，姜博仁也坦言很困难，“不过这是危机，也是转
机”。目前要做的是先和部落建立关系，部落不同人一定有不同想法，透过这个转机，希望
有更多的对话空间，让大家慢慢找出能接受的方式。
（延伸阅读：〈法规、舆论与人身安全的三重枷锁下，部落“恐熊症”如何解？〉）
巡守和放相机的路线都是由族人讨论提出，不过姜博仁也表示，巡守队只是看到、拍到熊通
报，若能进一步扩展到“狩猎自主管理计画”，由下而上，由族人将在地的狩猎规范明文写
下来，再跟主管机关讨论其中和现行法律制度不同之处，部落会比较有主体性。
他认为，狩猎自主管理计画不一定要由林业署找外来团队进到部落，或许原民会可以主动提
供资源、经费给部落在地单位，建立类似学程的制度，例如部落对狩猎、动物监测有技术需
求，可以由部落找外来的专家学者开设自动相机、电脑课程，甚至政府可以提供相关奖学金
，让部落年轻人学习自然资源管理，回到自己的家乡调查。
“或许有些部落有能力自己做自然资源管理，有些部落还没有，但外来团队只是陪伴角色，
是一个桥梁，最终仍应该培养在地人管理自然资源。”
从官方出发的政策仍有其限制，已有鲁凯族和外地年轻人开始思索如何传接狩猎文化和智慧
，并拜访耆老做口述调查，而雾台乡公所也办了山林论坛，邀请耆老分享如何分配猎物、猎
人在鲁凯社会的责任与分工，希望将传统的狩猎文化传承给下一代。尽管没有人知道会开出
什么样的花朵，但他们已经开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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