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 《报导者》 | The Reporter
2.记者署名:
文字/陈德伦
摄影/陈晓威、郑宇辰、马雨辰
核稿/方德琳
责任编辑/张诗芸
3.完整新闻标题:3次免费咨商,然后呢?推动“求助常态化”,扩大年轻世代心理健康支
持网的新挑战
4.完整新闻内文:小彩(化名)因庞大的国考压力,身心状况拉警报,完成免费咨商预约后
,却被告知计画经费用罄而被取消,直到卫福部加码后才重获预约机会。8月初卫福部推出
的“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反应热烈,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氛围,而政策又有什
么再调整的空间?(摄影/陈晓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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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23)8月,“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下称年轻方案)正式上路,卫生福利
部心理健康司补助15~30岁民众3次免费咨商,这是亚洲首次有国家投入大型计画支持普遍
性的心理咨商,也彰显政府的重视。不过方案开跑才半个月,就陆续有几个县市传出可服务
人数已近上限,得暂时停收新案。为此,心健司9月初宣布“加码”,加总后今年预算达1亿
723万元,预计共可服务22,341人。
在政策滚动检讨过程中,《报导者》采访服务使用者、社区咨商所、专业组织、学者及政府
单位,归纳实务面遭遇的挑战;近10年,年轻族群自杀率明显上升,3次的咨商期待达到什
么效果?被筛选出的高风险个案,又有什么资源和方法能够承接呢?
早晨的那通电话,让小彩(化名)陷入绝望和相对剥夺感,她以为的浮木突然成梦幻泡影─
─原本约好的咨商被取消了。
那阵子,国考的压力累积到极限,小彩的身心状态岌岌可危,29岁的她从研究所肄业后,再
也没有校内的辅导资源可用。但她记得网络上有宣传,政府说要补助15~30岁的年轻人3次
免费咨商,于是鼓起勇气预约。
被取消的前一天下午,咨商所才通知小彩,已经根据她初谈的议题配对到合适的心理师,3
天后就可以正式咨商,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咨商所就收到台北市卫生局的公文:8月20日起
停收新案,即使个案已预约,但只要尚未执行第一次咨商,皆算新案,不能再收。小彩就这
样被划出界外。
“我已经认真跟你讲了心里的想法,也预约了,好像我的问题有解决的方法,但是隔天突然
打来跟我说没有了,原因是没有预算。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很有剥夺感,但当下我也没路可
选。”
小彩说,当时她查询卫福部的网站,没看到任何预算用完的公告,更别说方案才推出不久。
不只台北市,几个人口密集都会区的名额也在8月中下旬陆续告急,原本预计用到年底的2,8
80万预算,不到1个月就见底。9月5日,卫福部心健司紧急追加7,843万预算,可再有16,341
人受惠。
被放进“等待名单”的小彩,9月22日再度接到咨商所的电话,她终于可以预约了。只不过
随着国考结束,心理不适已舒缓不少,她犹豫是否要把机会留到以后,“但是那时候搞不好
又没钱了,还是要先用。”
为何锁定年轻人?15~30岁自杀率攀升,在危机前及早介入
心理咨商在台湾社会的能见度和接受度虽逐渐提高,但离开校园后,年轻人普遍难以负担自
费咨商的费用。“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便期待能降低有意愿者的尝试门槛。(摄影
/马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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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上路以后,曾有精神科医师质疑,有些使用免费咨商的民众心理困扰程度并不高,只是
想“尝鲜”或是日常生活中遭遇挫折,担心经费没有花在刀口上,让资源效率打折扣。
对此,中华民国咨商心理师公会全国联合会(下称全联会)常务理事黄楷翔认为,年轻方案
的主要精神是把心理协助的阶段往前拉,不再只关注有高自杀风险的三级个案:
“过去是我必须被家暴了、性侵了,或是真的要自杀了,社会资源才进来,咨商补助往往是
针对已经掉进去洞里、甚至爬不出来的人,我们努力让他们爬出来。可是这一次的方案,做
的是中端及前端的工作。”
本身也在社区执业的黄楷翔指出,15~30岁的族群正在自我发展的重要阶段,无论是青春期
的探索,或是拿着尚未成熟的自我与社会磨合,都是高度浓缩且残忍的历程。把资源挹注在
这个年龄层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是经济条件相对匮乏的一群,却是最有能力和弹性去觉察和
调整的一群,及早、及时介入的效果最好。
此外,15~30岁的年龄设定,更是心健司咨询专家后的决策。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行
为与社区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书森,长年投入自杀防治研究,他与多位学者共同盘整台湾的自
杀数据于国际期刊发表,发现台湾年轻族群的自杀率自2014年起从下降转为上升,且2014至
2019年间平均每年成长11.5%。
张书森接受《报导者》采访时形容,自杀个案就像一座金字塔:“一个自杀身亡背后可能有
10到20个企图(attempt),每个企图背后可能有10到20个意念(ideation),那每个意念
背后,又有更多是精神困扰的人,所以水底下冰山的量是相当值得重视。”
他分析,如果以台湾人口统计常见的5岁一组来看,15~19岁、20~24岁、25~29岁3个族群
,自杀率在过去10年皆增加,但30~34岁则相对持平,年龄再往上甚至有些微下降,“依照
这个趋势做一个指标,年轻族群可能需要额外的一些支持。”
张书森也提醒,除了支持离开学校后、资源上“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社会新鲜人之外,大
众很少关注到,有些年轻的自杀个案根本没有学籍,因此不在校园的安全网之中──这次的
方案也是接触他们的好机会。
首波数据分析:六都使用最多、各地服务机构量能有落差
心健司在9月5日追加预算、宣布启动第二波方案的记者会上,提出8月分执行的总体数据,
共计有5,702人使用,若以每人将使用3次换算,经费使用率已达95%;其中有58%的个案在心
理咨商所接受服务,其余依序是心理治疗所、基层诊所及医院。
假如从年龄切入,24~30岁占比最高、有70%,而未成年人为6%,这可能与学校辅导体系的
承接及未成年咨商需法定代理人同意有关。至于性别方面,女性使用者是男性的2.8倍。
张书森说明,台湾过去50年间,男性整体的自杀率约是女性的2倍,男性较少求助是让自杀
率产生差异的因素之一,其他还包括男性更常采取高致死率的自杀方法,且经常合并物质滥
用。但值得观察的是,年轻族群中自杀率的性别落差正在缩小,例如15~19岁的年龄层甚至
已接近1:1。张书森说,这并非是男性受到保护,而是女性也开始采取高致命的方法(如上
吊、坠楼)。
https://bit.ly/46OqpXR
进入地方层级,可以看到六都的服务据点和使用人数仍明显高于其他县市。其中台北市的使
用人数高居首位,占全台的31.7%,比原本配发的预算还多出453人。台北市15~30岁的户籍
人口数并非最多,为了厘清名额为何快速用罄,市府做了进一步评估。台北市卫生局心理卫
生科科长陈小燕发现,有50%的使用者来自外县市,可能是从新北市来念书和工作。
“我这边咨商所、治疗所多一些,他们就近使用资源,医疗卫生的东西不分地方,只要民众
愿意,我们都提供服务,”陈小燕回应。也有业内人士分析,新北市在第一波方案推行时便
对每个服务机构设下配额限制,才有办法保留到那么多名额,也让民众往其他地方移动。
从资料也看出服务的城乡落差:离岛县市几乎没有个案,马祖甚至连预算都没有分配到。心
健司过去的文件曾提及,预算分配是参酌高中以上学生数及心理卫生服务人力,但《报导者
》记者询问详细的计算方式,官方则不愿多做回应。
昔日如今心理咨商所所长、花莲县咨商心理师公会理事长林涵,8年前从台北移居花莲,在
她开业前,花莲只有一间心理咨商所。林涵解释,花莲的自费咨商市场当然不比都会区蓬勃
,民众接受度也没那么高,“我们这边的心理师虽然这些年慢慢愈来愈多,但目前整个公会
也才90个,还包含台东地区的。”而且,这些心理师也未必都在社区,许多是在学校、社福
机构、法院和监狱等地服务。
回忆起8月的情景,林涵说,扣掉周末几乎每天都有新案,所内3位心理师的量能已经开到最
满,还是应接不暇,最后只能请民众分散到其他咨商所。除了在地人,她更接到其他县市的
询问,“他们那边满了,跑来我们这边问,西部的高雄、台中、台北,因为这个方案可以用
通讯咨商,但我们都会考量咨商最好还是面对面,所以尽量鼓励他们在附近找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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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在这波方案中服务全台3成的个案。北市卫生局心理卫生科科长陈小燕表示,乐见年
轻人愿意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而为了提供更完善的服务,社区心卫中心也在持续建置中。
(摄影/郑宇辰)
量能及补贴──第一线工作者的真实心声
就连专业工作者也没想到使用会如此踊跃。方案刚起步时,人生设计心理咨商所所长卢美妏
正好在美国,台北的心理师伙伴提供咨商,她远端协助个案管理。卢美妏说,年轻人多是夜
猫子,常常三更半夜来预约,每天至少收到5则以上的讯息。
卢美妏也发现,这些询问者大多对心理咨商有基本认识,只差踏进来的临门一脚,“十几二
十年前,我刚开始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大家一直在讨论污名化的议题,怕大家不愿意走入诊
间,现在是所有人都要挤进来。”
总量控制
于是,咨商所在8月面对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确定名额何时会用完,预约的个案能否完整做
完3次咨商?为了避免“悲剧”发生,卢美妏的做法是提早关闭预约──北市府宣布8月20日
起停收,她的咨商所则在11日就先行截止,未雨绸缪。
“这件事也很微妙,咨商所每天要自己上去check数据,确认还能不能再收新的案子,我们
也不知道,每一个案不是可以谈3次吗?但他们好像随时会停,就是大家凭感觉。”之所以
出现这个操作问题,原因是官方后台数字是以“人次”而非“人数”计算。
换句话说,里面的人可能谈了1次、2次或3次,人次名额用完就结束,不保证每个人可以谈
完3次。心理师担忧毁坏和个案的信任关系,如果没有开始不打紧,一旦建立关系便不能中
途抽手,这是基于对个案身心的考量,也是专业伦理。不过,心健司已公开表示,经费会设
法补足,让已开始咨商的民众能接受完整的治疗。
年轻方案虽是心健司的政策,但实际执行仍仰赖地方政府的配合协调。在全台服务人数和参
与机构数最多的台北市,陈小燕解释,从加码后的第二波方案,为了避免预算快速燃烧殆尽
,北市开始做配额管控,针对合作的80家机构调查规模和量能,给每个心理师相同配额,“
比如说这个心理师这一段期间,最大量让你服务4个人,如果这一家登记5个心理师,就给20
个名额,大家服务品质才会一样。”
陈小燕也强调,这是原则,但机构必须定期回报执行状况,执行完毕不够的要补,没用到的
则配给更需要的机构,滚动式调整。
补贴定价
另一个引起业内讨论的是费用,年轻方案补助每次晤谈1,600元,心健司心理健康科科长王
芃宣接受《报导者》采访时回应,费用是参与政策规划的七大公、学会的共识,也是经费综
合考量后的结果。
在台北市执业的卢美妏表示,自费咨商在各地有不同的市场价格,台北市一般落在2,000~3
,000元,视心理师的资历和能力而定,1,600元的补助是低于行情,“方案特别写40分钟,
用1,600元来算,分钟薪水是一样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我们都还是谈50几分钟,按照心
理师平常工作的习惯和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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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设计心理咨商所所长卢美妏肯定政府愿意投入预算,但也坦言方案前期上路较仓促,确
实带给咨商所不小的行政压力,也要承接民众因资讯落差引起的情绪。(摄影/陈晓威)
她说,为了不让参与方案的心理师觉得亏,拆成得做调整,但行政、场地都要钱,相对就会
影响咨商所的营运。但资深的心理师仍可能考量价格而不愿意加入,对想要挑选特定专长的
民众就比较可惜。卢美妏提议可开放让个案补差价,以过去曾执行的“医事人员及COVID-19
染疫死亡者家属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为例,“例如说有老师是3,000元,政府补助2,000元、
个案可以再补1,000元的差价选择这个老师,这在双北是比较合理。”
在台北、新北、新竹、台中皆有据点的蛹之生心理咨商所也积极参与政府方案,在8月份共
开了160案。所长谭慧兰说,虽然中央是希望不要另外加价,但仍有其他名义可收取,各地
公告的服务机构名单,都会标注额外的挂号费、行政管理费和场地费,让民众参考。所内的
同仁们当时亦有讨论,最后决定不另外收费。
谭慧兰解释,“政府好不容易愿意推,我们很感动,觉得心理健康被大大重视。所以我们决
定就不用加,用这个价格来解决,就像去跑马拉松,有补给站跟去便利商店买矿泉水的感觉
还是不一样,你就会愿意跑下去。就算你给他补50块,他还是会觉得我要多付钱。”
次数限制
一般来说,短期心理咨商以6~8次为架构,因此方案公告补助3次时,的确引起不少心理师
微词,质疑能有什么效果。
全联会常务理事黄楷翔则用“试用包”来比喻年轻方案,“今天就是一个保湿用品的试用包
,用3次就没了,不一定有效;可是你在试用的时候会有感觉,你就知道这个你喜不喜欢,
有感的话,你可能会去问正式的专柜,所以其实是让民众有机会体验心理咨商。”
他相信,比起专业工作者大声疾呼心理咨商有多好,不如真实的使用者经验,还有身边朋友
的推荐。况且,3次也有3次能做的事,黄楷翔认为心理师仍可以做评估和转介,帮助个案对
当下的问题有更多的感受、意识和认知角度,扩充不同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个案在咨商尾声可与心理师共同讨论还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例如衔接回学校
辅导或转介精神医疗,当个案对这些管道有迷思的时候,心理师也可以协助厘清。黄楷翔说
,有些民众怕看精神科被贴标签,“我们可以在过程中让他明白,虽然现在谈完了,可是我
确实感觉你可能有一些睡眠或情绪问题要处理,我也可以帮他做精神科药物的卫教,这同样
在心理师的训练里面。”
转介及承接──筛出高风险个案,然后呢?
尝试过校内外咨商的Nana(化名),认为政府可考虑一定比例“使用者付费”的做法,部分
补贴、部分自费,提高民众使用时的投入程度,也可以让有限资源服务到更多人。(摄影/
陈晓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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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到社区,23岁的Nana(化名)试过校内心辅资源,也花钱做过自费咨商。高中时因为
失眠和焦虑问题开始看身心科服药,今年年初,她获得第一型躁郁症的诊断,病况起起落落
,现在一天得吃11颗药。
有时Nana会出现解离的状况,原本从宿舍到学校只要10分钟的路程,却不明所以地走了2个
小时,室友问她去了哪里,她却无法回想起,“会有一个最后的画面,很像在看电影,就可
能画面定格在门口,下一秒突然切到另一个地方,我印象我过了一个马路,然后就不见了,
不知道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有时也会叫不出室友的名字,只好把手机的通讯录名称记
载详细。
“每天早上起床,我会先check我的日记和聊天纪录,因为我可能说了错误或奇怪的话,”
此外,Nana也有自杀的念头,曾写好出事后的交办事项。
当年轻方案上路,Nana很快就去预约,但她直言3次咨商时的精神状况都很不一样,谈的内
容相当分散。而根据方案规定,第一次和第三次咨商时要请个案填写情绪量表,超过一定分
数即高风险者,机构要做精神医疗转介。
“我现在咨商到现在,从来没有被转介过,就算我分数填得很高。可能是,我一开始就说我
有看精神科,”Nana尴尬地笑,既然有在吃药,转介与否似乎已无差别。
曾任精神科医师的张书森解释,医师不只提供治疗和药物,更重要的是生理、心理的全面评
估:
“比如说有一个人已经失眠困扰好几天,非常严重,这时候他有意愿接受短期的睡眠药物治
疗,当焦虑下降,他才有余裕去做一些咨商或是讨论,获得谈话性的支持,这两件事情并不
是说只能挑一个。”
年轻方案的统计显示,有3成的个案应被转介。王芃宣看到这个数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她解释年轻方案是公卫结合临床,目标就是接住高风险个案,“一则以喜是我们这个方案
是有效的,真的有筛到高风险,一则以忧是这个数据好像还满高的。这方案是第一次推行,
现在才2个月,本来想先试试看年轻人的接受程度怎么样,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没有预料到
反应这么热烈。”
面对高风险个案,或是3次咨商结束后仍有需求者,该怎么办?王芃宣回应,心健司有拟出3
个路径:
在原来的心理咨商所、治疗所或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心健司有针对各县市的整合型心理健康计画,在全台共有381个心理咨商服务据点,根据地
方政府资源不同,提供不同次数的免费或优惠方案。
正在布建中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截至10月底全台共有38处,离岛地区皆已完成设置,可提
供民众咨询。
虽说全台号称有这么多咨商据点,但记者实际查询官网,发现各地资讯仍相对杂乱且不完整
,对有意愿使用的民众来说似乎不够便利。当资源散落在各处,有时候反而是参与许多合作
案的心理师和咨商所更清楚如何连结。
蛹之生心理咨商所副所长李雅君就曾服务过一位遭受性暴力的个案,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通报后进行两阶段共24次咨商,考量到性创伤需要长时间修复,她便将个案衔接到犯罪
被害人保护协会,再开了三阶段的咨商,共30次;由于个案待业中,符合地方劳工局的方案
,又可以再加上6次。
所长谭慧兰则形容,安全网不是没有,只是彼此之间没有桥梁,“缺乏整合,甚至承办也不
知道,专业者也只能举一部分。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地方,其实是有资源,随着服务年资够
多,机构才能跟外部做不同的连结跟合作。”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全国布建中,资源最丰的台北市怎么做?
2000年就成立的台北市中正社区心卫中心,是台北市卫生局在布建各区心卫中心的核心,也
统筹规划社区咨商门诊的业务,提供民众平价的咨商资源。(摄影/郑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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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轻方案中被视为后续承接去处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是行政院社会安全网之下的计画,
由卫福部心健司补贴地方政府建置执行,目标是2025年达成全国71处,平均每33万人口就要
布建一个中心,目前许多县市都还在赶工中。
位在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的中正社区心卫中心,早于许多计画,2000年便已落成。陈小燕表
示,目前中央将另外补助台北市5处,其中万华、文山已建置完成,北投、信义今年正在进
行中,后年希望完成南港心卫中心,未来一个中心可照顾2个行政区。为了支撑这个服务量
,陈小燕估算每个中心约需要35名人力,包括执行祕书、督导、心理师、护理师、社工、关
怀访视员等。台北市寸土寸金,加上各地争抢心卫专业人才,空间和人力都是挑战。
至于社区心卫中心如何与这次的方案结合,陈小燕回应,假如民众经济条件许可,自然可以
在原本的机构继续咨商,但若有需求又怕负担过重,公部门可以来接手。
只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咨商所可以把个案转到社区心卫中心,由中心的咨商或临床心理师
先电话联系,初谈后评估是否需要开案,只要成案,咨商费用由公费支出,民众无须付费。
但陈小燕也提到,心理师不只服务年轻族群,而是全年龄层,量能和资源毕竟有限,评估后
也许也会分流到12个行政区的院外咨商门诊。咨商门诊是卫生局委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
院区安排心理师,民众只要负担250元即可。
心卫中心到底有多少量能?陈小燕认为很难估算,“多少量叫不够,很难去预估,因为我们
的量是流动性的,现在一个心理师接了几个案子,有的可能开始转出去、有的要结案、有的
可能做分流,让量能保持在一定的品质之上。”院外咨商门诊、学校辅导体系、高关怀计画
都可能是分流的去处。
《报导者》记者询问,年轻方案至今是否有转介任何个案到心卫中心,得到的答案是“还没
有”。陈小燕说,当初都有和签约机构宣导,有需求可以转介,但回到根本仍要尊重当事人
的意愿,“至少我们现在的概念,是已经建立出那个管道,他现在即便没有,可是在他不舒
服之下,知道要来这里。”
不过,社区心卫中心的运作方式仍因地方政府而异,目前尚待观察;领导者设想的机构定位
、对该领域的专业认识程度,也会影响业务重心和资源的配置。
将心理健康求助常态化,有助于降低自杀的认知可近性
在台湾,重视心理健康的政策也许是创举,但在一些经济发展良好的已开发国家,确实已经
投入大笔经费和行动。张书森提到,在英国有健保系统支持的咨商计画;在澳洲,心理健康
更是个政治议题,“他们重要的从事政治的人,一定要提出心理健康的方案,这是选民非常
看重的事情。”在国家层面上,张书森也期待方案的讨论带起更多倡议。
就个人层面,他更认同求助是需要学习的,如果今天要突然去跟别人谈自己的困扰,很多人
也许不知道怎么表达。张书森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这好像心理健身房一样,我们不会因
为去到健身房,就身强体壮开始长肌肉;你必须要实际操作,要有器材跟教练,给你一些建
议或跟你一起合作,你也信赖他,然后适时修正,获得某种学习之后,不只在健身房里面,
回去也能从事健身的活动。”
对于心理咨商,很多人脑海中的画面是好莱坞电影,躺在诊疗椅上回忆5岁以前的童年,张
书森提醒,“大部分能获得帮助的并非如此,而是讨论当下的状况、遇到的困扰,从里面学
到原来这是心理困扰的展现,而且在过程中觉得被倾听,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讲的,而且我
并不孤单,很多人有类似的情况。”
而国家级的投入和补助,正是在加持这个过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把为了心理健康去求助给
常态化、正常化(normalized)。
张书森在研究中发现,网络使用和年轻族群的自杀率有关联,他强调,这并不代表网络一定
危害心理健康,而是在媒体管道上容易戏剧化地再现自杀行为,提高了自杀的认知可近性。
可近性意味着人在困扰和绝望中,和自我伤害或自杀的想法有多接近,这些模范可能来自名
人、口耳相传或社群媒体。而在全国自杀防治中心的调查里,认为“自杀是个人权利”的同
意比例,也从2006年的49%上升到2020年的75%,令人忧心。
张书森直言,用“求助常态化”来替代自杀常态化,会是一个好的方向。
“我有情绪或是精神上的困扰的时候,并不是想说我要去自伤或自杀,而是想说我要去求助
,有另外一个管道,而且觉得我是有这个权利的,是可以获得资源补助的,这是一件大家都
认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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