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论战，又称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与李大钊的一场论战。
五四运动以后的1919年7月，胡适在其主编的《每周评论》
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
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
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
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
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
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
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
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
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
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
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
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
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是在臭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