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本身只是手段
它的最终目的在于“人民诉讼权的保障”。
另外针对“司法独立”与“司法监督”两者间的权衡，
黄昭元教授在文章中有以下精辟的说明：
“不管是在概念上或经验上而言，
‘对法官的监督’与‘审判独立’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两项规范要求。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法官当然也会滥权，法官当然也需要被监督，
问题是谁来监督？如何监督？
在许多英美法系国家，
‘法官的监督’即使在理论上有意义，
但在经验上却未必需要。
对于有此需要的国家而言，
从审判独立的观点来看，
比较理想的作法当然是法官自治，
透过集体的法官自治
来对个别法官行使必要的监督。
虽然说
法官自治在台湾的可行性，
是还没有像“新闻自律”一样成为笑话或寓言，
也应该比“国会自律”会多一些正面的愿景，
但当我们在经验上实在无法期待‘法官自治’发挥功能时，
引入必要的‘他律’似乎就成为‘必要之恶’了。”
参考自2002年台湾本土法学杂志32期82页～96页黄昭元〈美国司法规则制定权的理论与实际
：兼评大法官释字五三〇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