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好几次的我们，好累，但台湾的法律没有一条能真正帮到我们，我知道他们都有病
，到底要怎样才能送他去治疗？我真的不知道。过去最后一次联系我的社工，我知道他很尽
力想要解决我们家的事情，但其实也还是提不出可行的办法，每次都是发生争吵、报警、拘
留几天、回来、争吵、报警...不断地恶性循环，所以我知道，只有发生大事才能彻底喝止
，因此我最后跟社工说：“这件事情的结束，就是要等到有一天我三哥真的打死我大哥，才
会结束。”而这一天真的到了》
https://news.ebc.net.tw/news/society/361629
更可悲的是社安网搞了好几年，花了快上百亿，连法都修了一轮，最后还是没有任何一条法
律能帮助这个家庭。
《酒害防治法》呼吁了好几年，事涉酒商的利益又跟政治盘根错节，台湾酒害不只酒驾，从
暴力事件到健康伤害，依据台北慈济医院陈益干教授的估计，每年要耗费台湾一百五十亿以
上的社会成本，却是由你我来负担。
由于治疗只能靠公务预算，不如菸害防治法有菸捐可用，从宣传、普及到深入都难以像戒菸
治疗如此广泛，像戒酒发泡锭由于只能专案申请，台湾市场小无法盈利，厂商不愿意再进药
，从去年断药到现在，少了这个药物做为制约，我们只好开始考虑减少酒瘾强制治疗的人数
，特别是暴力犯（如文中提到的酒瘾合并家暴）的处遇。
你以为关进去就好了？矫正单位根本没有像样的资源可以治疗，《监狱行刑法》不管这个的
，我最近才鉴定过一个被关却在酒后杀人的个案，他跟我说在监所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戒酒
治疗，假释回到社区，观护人也没有要求，国外假释附带治疗命令是常见的，台湾完全没有
，等于回社区只靠社工追踪。
《家庭暴力防治法》虽然有规定相对人处遇计画包括戒瘾治疗，但医疗单位不具备强制力，
卫生局只能罚钱，最多送办，台湾的司法单位不如美国定期要到法院报到查察，轻则谕知，
重则科以刑责，几乎是失能。
跟《保安处分执行法》里的《禁戒治疗》一样，迄今费用跟维安，在中央各部会到地方政府
互相推诿的状况下，始终没有着落。医疗单位不可能在亏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做家庭
暴力的戒瘾治疗，还要跟当事人收钱，他不缴我也没辙，先前建议过是否可以由地检署或卫
生局预收，避免执行单位的困扰，没人要理会）跟无法维持医疗安全（应该不少人听过我讲
有人带刀来看诊的故事）下承办。
住院型态的强制治疗，大多都在精神专科医院，但在主事者颟顸且完全不负责任的情形下，
截至目前为止，因为身体状况需要外医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个连假才发生过，地检接电
话的只有值班法警，还叫我们写公文才愿意处理，等到公文层层上转，早就出事了）。
《精神卫生法》就别提了，在人权至上的价值下，未来要强制住院只会更困难。反正CRPD是
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治疗，国家把精神科医师当做人权杀手，奢言要用爱跟社会支持接住所
有的人，毫不考虑在脑病变冲动控制减损的状况之下，同住者与社区民众的可能风险。
多次讨论，搞出一个比北欧还先进的立法，偏生我们从税收到资源都不是福利国家，强制住
院的条件比芬兰、挪威还严格，真不知道是那根筋不对。
而需要部会局处合作的，推来推去，光一个护送就医，不愿意勇于任事一线以讹传讹说要有
行为才能送医，国外行之有年，警务的CIT（crisis intervention team），到现在警政署
迟迟不愿意纳入常态训练，搞到后来居然修法成要专人查询到场才能决定。
谈司法精神医学的治疗处遇，各部会深怕事情变成自己的，连谈合作都不可能，也很难有共
同的愿景，私心自用还造成延宕，几年来开了无数次会议，结果是原地踏步。
我只能说，在台湾，要尊重家属可能在家里被打死、被勒死的自由，你以为家庭和乐就不会
出事吗？我跟你说，搞到上街砍人还是纵火烧死邻居的都出现过，最好你还是你的家人改天
别碰到这类事情，反正台湾人关心狒狒比人多。
家属无奈，医师也很无奈，只好说声RI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