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报导者》
2.记者署名:
文字／陈德伦
摄影／陈晓威、林彦廷
设计／江世民
核稿／方德琳；责任编辑／张诗芸
3.完整新闻标题:导师“辅导”行不行？强化校园联防前线，心理假、学习调整实验中
4.完整新闻内文:
大学教授、导师被期待要增进学生的专业知识，也要陪他们探索生涯选择。但随着青年心理
健康恶化，教授们也感无力和焦虑，该如何成为尽责的守望者？（摄影／陈晓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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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愈来愈多大学生面临情绪风暴，在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如何回应学生抛出的需求？导师
虽是校园安全网的最前端，但辅导知能不足、研究教学繁忙，要理解青年学子的内心图像，
对横跨不同世代的教授们是极大考验，也让他们备感焦虑。
一场心理健康的保卫战正展开，从增加守门人到制度改革都是要务，势必得全体动员。近年
，国外的“学习调整”和心理假等措施，成为台湾大学里的热门议题，几所学校陆续研拟推
行，有望让学生的身心状况和课业学习找到交集，也撑出开口“谈心”的对话空间。
一头乱发加夹脚拖、神情憔悴，踏进教室的怡文（化名），让大家差点认不得。
吴瑞玲（化名）心想，怡文以前不是这样的。曾辅导不少学生的她，意识到要主动联络大学
校内的咨商中心，“其他人可能都要等一个月，但心理师说她的状况紧急，可以优先帮她排
。”
授课教师和心理师递出橄榄枝，以为有了转机，没想到学生拒绝咨商，“我问她，那老师陪
妳去好不好？她也不肯。”尽管如此，几位接触过怡文的老师，决定成立LINE群组，合力拉
起网子，以便守望。
又一次上课，吴瑞玲发现怡文的状况恶化了，几乎像游魂一般，留她下来聊，怡文一语不发
，手脚不停颤抖。
吴瑞玲只好再次打给咨商中心，心理师给了几项建议，吴瑞玲都照单配合，最后对方问：“
老师，您能直接到宿舍陪她吗？”吴瑞玲没有这么做。一是隔天一早有重要会议，其次是老
师跟学生的界线，该介入照顾到什么程度，她没有标准答案。
次日早晨，怡文坐到学校顶楼。
吴瑞玲的手机响个不停。幸好有职员经过发现，学生平安没事了。回忆起那次惊险，吴瑞玲
心有余悸，“我真的脚软，直接跪下去，如果她跳下去了怎么办？”
这几年，她已经有几个学生转身离开世界，无力再承受。其他在大专任教的朋友，话题也围
绕在学生心理状态快速恶化。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只是在这时代为人师表，该
怎么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甚至解答他们对生命的疑问呢？
拉住学生的最前线：导师也是心理联防守门人
“你说想自杀，我就开始问，为什么你认为人生没有意义？谈谈你的状况，看看在那里面，
我们能寻求到什么？”坐在长椅另一头，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杨植胜眼神专注，就像平常
与学生促膝长谈，“我也不认为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一样，但一个学生活到20岁，他的经历
里面，一定有正面价值的东西。”
进台大10年，形形色色的学生都见过，跟他们互动对杨植胜并不困难；尤其关于生死和意义
，都是哲学最爱探问的。没课时他习惯待在研究室，只要学生想聊，来者不拒。杨植胜认为
，愿意谈就是开放和对话的第一步了，“我比较怕的是完全不肯谈的，那真的没辄。”
除了授课之外，杨植胜还有另一个身分──导师。
台大哲学系学生不多，一届约40几个人，一批新生分给2个导师负责，一路带到毕业为止。
走完一轮后，差不多又要接新生了，始终离不开导师身分。
杨植胜笑着说，假如当导师只要请学生吃个饭就能解决，那太容易了。这些年里，他去精神
病房探过病、去警察局保过偷窃的学生、陪学生去开性平会议，导师还要写检讨报告。若要
了解学生、进入他们的世界，就得付出更多陪伴的心力。
在10年的哲学系副教授杨植胜，常在研究室陪学生聊天解惑，近年他也投入生命教育，用哲
学思考人生的意义。（摄影／陈晓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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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大学教授有担任导师的义务？
翻开各大学校内法规，都有“导师制”实施办法，条文法源是《教师法》第32条，洋洋洒洒
列举教师的“责任区”，其中之一便是“辅导或管教学生，导引其适性发展，并培养其健全
人格”；更进一步规定，教师有担任导师的义务。
导师要安排时间与学生聚会，以了解他们的习性，要辅导学生的专业学习、生涯发展和生活
适应，也要协助学生处理身心状况和紧急事件。但落实下来，依据导师性格不同，辅导深度
有很大的差别。
一来，大学生活和高中完全不同，学生不会待在固定教室里，没办法长时间接触。二来，导
师不一定有上到导生的课，甚至没有见过面。要了解学生，不仅要导师主动出击，还要有耐
心熬过与学生的破冰期，每一步都挑战导师的“热情”。
在清华大学教书18年的物理学系教授王道维特别有感。他说，在欧美社会里，大学生被视为
成人，学校没有太多责任，学生的心理需求也可以在校外得到相当的资源；但在华人社会，
大众似乎期待学校能再多关怀学生一些，没有完全把他们当作独立的成人。只是，身兼清大
咨商中心主任的他坦言，要辅导学生没想像中容易。
“进到大学，学生的自主意识非常高，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就算知道自己有状况，也不见得
来找你。”就王道维的观察，主动关怀有时未必有效：“只能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表
示available，鼓励介绍他们来咨商中心求助或寻找资源。”
原子化流动的校园里，法令责成教职员共同守望
不过在许多大专心理师的眼里，导师和校内教职员是拉住学生的最前线。
《学生辅导法》中有“三级辅导”架构，其中“初级辅导”是面向全体学生，着重发展性、
适应性问题，全校教职员人人有责，促进学生心理健康。老师如果发现学生心情不好、有异
状或自杀意念，可以扮演守门人，把学生转介到咨商中心。
成功大学心理健康与咨商辅导组（简称心辅组）组长余睿羚直言，建立系统合作及校园安全
网，确实能避免很多遗憾。2020年，许多大学传出学生轻生事件，余睿羚正好在那年接任心
辅组长，她说，成大也有学生离开，“刚发生事情大家很警觉，慢慢可能又觉得safe了，没
事了，但就又会有事情。”
成功大学副学务长兼心辅组长余睿羚说，近年心理师也主动进到各学院去，与教授们建立合
作关系，并分享如何观察学生的身心状况，及早发现及陪伴。（摄影／陈晓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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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印象深刻，今年有个学生自伤，系办公室助教发现地面血迹，沿路找过去，学生已经在高
楼窗边。还有工读生准备下班时，发现同学在女儿墙附近徘徊，鸡婆过去询问，才知道他是
担心毕业学分不够，萌生自我了断的想法，便带他到心辅组。
“大家多一点点警觉心，可以减少一些遗憾，”余睿羚说，无论是老师、职员或学生，都能
成为一起拉住网子的人。
只是这样的期待，导师有能力跟心力胜任吗？
实务困境：学生一定有导师，但导师不一定会辅导
为了解学生对导师的意见，台湾大学学生代表会曾在2021年发出问卷调查，结果竟有5%的同
学不知道导师的名字，还有20%的人在前一个学期，没有和导师有任何聚会、讯息联络或个
别谈话。有50%的人，不认为导师有积极跟学生互动。
曾任台大学生代表、现任台大学生会长的孙语谦表示，制度上导师有若干强制责任，例如学
生的成绩不理想，可能被“二一”时，导师会收到通知要辅导。但她也听过学生反映，导师
的态度像在执行公务，“他不觉得老师是在关心他，是感觉这学生怎么这么混，”为了不造
成导师的困扰，学生也没再求助。
在大学里，导师形同保险丝，孙语谦语重心长地说，“他可能没有修课、没有找心辅中心，
但他一定会有导师，至少确定这个学生有人负责。”
忙研究教学、没辅导专业，导师当不好是非战之罪？
学生认为导师做不够，但被派为导师的教授们，只是“不想做”吗？也许不是完整正解。
王道维回想，自己刚当咨商中心主任时，也没有心理相关专业，一路从做中学。他说，如果
没受过专业的辅导训练，导师也容易有挫折感，“今天他好不容易有心，想找几个学生来聊
聊天，结果学生冷淡反应，好像是被他打扰。导师就很容易觉得：‘算了，反正我也很忙，
你就有事再来。’”
回到根本，王道维说，教授之所以进到大学，不是因为很会辅导学生，而是因为他的学术成
就和研究能力：
“教授做导师要做得很好，不是不可能，他要花额外的effort学习才行。但目前强调学术竞
争的环境，又因为世代差距跟学生有隔阂，会让多数教授觉得不是那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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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维受访时说，当初接下清大咨商中心主任一职，是发现自己任教的物理系，接受咨商的
学生不少，希望能更了解他们的需要，提供协助。（摄影／林彦廷）
就算有提升导师辅导知能的研习，只要没有强制力，出席率往往不佳──毕竟教授要做研究
、教学、开各种会议，也许还兼行政职。对新进的助理教授来说，升等更是莫大压力，让他
们更难有时间陪伴学生。
一名甫到国立大学任教的助理教授就抱怨，他每周上12个学分的课，加上备课，连做研究的
时间都没了，而升等也有年限。尽管他现在无暇顾及，身为新进菜鸟，还被指派了导师任务
。他想，请学生吃个饭是做得到，“结果学校说要给的导师费也没下来，难道我还要自己贴
钱？想想就算了，我也不知道学生到底在哪里。”
这困扰不只菜鸟有。在政治大学任教20年的新闻学系副教授方念萱，是学生眼中教学和辅导
同样认真的老师，常有其他同事找她讨论如何陪伴学生。
方念萱说，别把跟导生接触想得理所当然，单就吃个导生宴，也得先想办法把同学找来，要
知道谁是核心人物，“这个制度跟高中、国中不一样，并不是你接了这个班，你就知道这个
班里面的social程度。”何况吃饭只是破冰，向学生透露讯息：老师的门是开着的。
随着社会环境快速变迁，学生百百款，方念萱直白地说：
“要怎么样 well prepared for all kinds of cases（为各种状况做万全准备），不可能
，所以你就必须学。可是绝对不是靠个人好心或热情，这是结构问题。”
她接着解释，这些劳动都得耗费时间心力，如果教授能挤出的时间就这么少，当然只能行礼
如仪。
多元入学、社群时代里，师生沟通延伸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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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学生会在段考期间制作贴纸发送，写着“现在放弃的话，寒假就开始囉”、“努力不一
定会成功，但不努力真的很轻松”等幽默文字，是躺平世代特别有感的舒压小语。（摄影／
陈晓威）
据教育部统计，大专校院编制内的专任教师，50岁以上占66%，60岁以上则是20%。教授高龄
化之下，就算老师有心主动理解学生，世代鸿沟恐怕也不好跨过。
即将迈入花甲之年的杨植胜说，不少同年纪的老师，认为学生动不动就想死，太过软弱了，
但他反向思考，“我们这一代人，一副好死不如歹活的样子，即使人生没有意义也要活着，
我们怕死，survive是最重要的事──学生可能是这样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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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知道学生在想什么，杨植胜从刚有Facebook时就开始用，他发现有些内向的学生，当面
没办法沟通，用网络却畅通无阻，“而且他打字比我快，讲好多喔。我说你不想跟我碰面，
但你愿意跟我讲，用什么方法都OK啊。”
这个世代的学生们，有没有什么特色？杨植胜的观察是，敢于指出自己的弱点，但好像也愈
来愈虚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问题也在这里。我们以前只有一
条路，大家都在这里竞争，不会想太多；现在选项很多，但可能所有选项都不会让你买得起
房子。”
王道维也有类似观察，他说，现在环境不如以前单纯，整体社会是从一元转为多元。学生从
小就从大量网络资讯感受时代的快速变化，自我的认同（identity）没有以前那么清楚，延
伸出校园辅导上新的挑战。
以多元入学制度来讲，本意是希望看见学生的专长，给予适性发展的可能性；王道维分析，
学生的多元性增加后，势必也增加辅导难度。一来，走非考试管道的学生，可能本来就和主
流体制没那么密合；二来，许多学校的价值标准还停留在专业学分表现，学生的强处未必能
发挥或被肯定。
王道维认为，假如高等教育走向多元是趋势，校方就得因应新的需求：
“以辅导的部分，假设原来投资500万，现在可能要到1,000万才合理，整体的预期与经费规
划应该不一样，因为学生架构已经不一样了，这是许多学校高层没想过的问题。”
心理健康保卫战，制度改革实验三大方向
在课堂上相遇的学生，让方念萱学会了一件重要的事：延迟判断（delay judgement）。“
我们活在科技和各种关系交织的时代，一个礼拜来课堂一次，你对于他经历过什么一无所知
。学生看起来可能很冷淡，到底是害羞、不爽、心不在焉，还是很有压力？同一个表情，我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方念萱发现，不轻易下评价，学生可能更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难处。当学生因身心状
况在学习上卡关时，她会尝试有没有替代方法，或给予一些指引，“比如写作作业交不出来
，那可不可以晤谈？你讲给我听，看哪种方式压力比较小。”
但不是所有授课老师都有同等弹性。就曾有心理师尝试替学生跟老师沟通，结果资深教授态
度强硬，说是学生自己懒惰，就算学生有在服用精神药物，教授的回应是，“那就不要吃啊
，那是个人意志力的问题。”
这种情境较常在理工领域发生。身为物理系教授的王道维解释，因为学科训练的根本概念不
同，大部分理工科老师想的是，“我们学的东西，都是有绝对正确答案的，没办法因为你有
特殊原因就怎么样调整 答案不对就不对。”他说，不像人文领域有比较大的弹性空间，
“教授只能说你不qualified（合格）。”
当课业遇上情绪风暴，能否给予“学习调整”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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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和期末考周，是各校咨商预约的高峰期，课业上的弹性调整空间，或许有机会让身心
困扰的学生稍微喘息，也找到能持续学习的方法。（摄影／林彦廷）
在国外大学，为了让身心障碍或情绪困扰的学生继续学习，有所谓的“学习调整”（adjust
ment）。台大2020年接连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后，隔年1月校务会议学生会便提案，想仿效国
外推动学习调整制度，虽有讨论可能作法，但最后未通过明文办法。
什么是学习调整？曾研究国外沿革的台大专辅人员Jessica（化名）解释，学习调整的核心
理念是增加支持：
“不是直接干预评量结果，是尽可能让学生不会因为身心或特殊状况，受限于环境阻碍，或
在学习过程被削权。”
她举例，有些学生因情绪或创伤，压力出现会特别紧张，不自主有类似惊吓、冻结等激烈反
应，导致脑袋空白，“可能学生原本看到题目是会的，脑海也有答案，但感受到时间紧迫的
压力状态，线路就断掉了。”
对此，Jessica表示，可尝试延长考试时间、制定更多元的评量方式，“重点是如何把学生
所‘知道’的学习所得评量出来。”也有些学生有社交与人际恐慌，可考虑调整考试场地或
位置。在台大，目前由于缺乏制度化执行方法和权限，辅导人员通常依个别情境，扮演师生
间的沟通桥梁，连结资源。
面对学生，Jessica会仔细询问目前困扰、学习历程和遇到的情境，共同讨论可使用的资源
，例如怎么与授课老师解释自身状况，寻求进一步协助。有时经学生同意后，Jessica也会
协助与老师沟通，整理相关资讯、提供可能因应方式。但她强调，最终决定权在老师手上，
辅导人员是中介，让不同位置及立场能对话。
这段过程，同时创造接近学生的线索和机会，Jessica说，“有时候学生来找我们，不是只
有调整学业的需求，背后还潜藏着很多适应的议题。”
学辅专员扎根各学院，“差异化辅导”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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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学辅中心在2021年正式成立，为向学生推广资源，学生会统整最新的推行进度和资讯，
在活动中心张贴说明海报。（摄影／陈晓威）
为了更早、更积极应对这些发展性和适应性的议题，2021年2月，台大学辅中心挂牌成立，
定位是“三级辅导”中的初级、二级辅导，与台大学生心理辅导中心（心辅中心）相辅相成
。学辅专员与学生讨论生活烦恼、调适对策，并转介心理支持资源。
2021年9月，第一批专员开始驻点，发展出一套“扎根在各学院”的模式。他们主动参与系
所的师生活动，增加曝光，建立关怀关系，让学生体察自我需求、降低求助门槛。老师察觉
学生需要帮忙，也会想到能找学辅专员讨论。
实质上，学辅专员做的更接近个案管理。假如学生有使用校内外咨商或医疗等资源，会确认
其状态有无变化，持续追踪；若学生对接触更专业的资源有疑虑，则持续讨论，协助转介衔
接。
王道维肯定台大设置“辅导专员”的尝试，他解释，不同于心理咨商是等学生来预约，辅导
的概念则是深入学生日常生活，用陪伴累积熟悉感，学生有状况时才会自然来求助。假如教
授和导师的客观条件不易做到这样的陪伴，由另一个更具辅导知能、意愿和时间的中介者来
守备，或可弥补现在的漏洞。
此外，他也认为辅导要着重不同院系的异质性。“如果我们把心理健康议题当成一场战争，
你要了解敌人在哪里、破口在哪里、优点和缺点在哪里。有些地方已经守得很好的，也许暂
时不需要再去加强，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放在更缺乏的地方。”
为了拟定战略，王道维分析清大咨商中心历年数据，归纳各种样态和需求。例如理工学院咨
商人数不多、高风险人数较多，代表要继续推广，鼓励学生求助；教育学院自我探索的比例
高，但危机性不高，相对稳定；人文社会学院求助多、危机程度也高，需要客制化措施。王
道维强调，学生的心理状态一定是复杂的，要避免太粗暴的标签，但统计还是有必要，辅导
策略才能因时因地制宜。
为此，清大咨商中心常将观察回馈给院系，让他们知道学生心理困扰的常见样态。王道维举
人社院为例，因较多学生有职涯焦虑，就与院方讨论增加相关主题的分享，或调整课程设计
，譬如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对忧郁及自杀有迷思，可将心理卫教融合到课程内容里，让学生在
课程中就能被培力。
全台3所大学实施心理假，让学生心灵得以“伤停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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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学生会向校方提议设置心理假，参考他校作法并经过师生充分讨论后，2022年底在学务
会议上正式通过提案。（摄影／陈晓威）
伴随新学期展开，成大的“心理假”也正式实施，成为继中山大学、实践大学之后，推行心
理假的先行者之一；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和东华大学，也正在研拟相关措施。几年前，
美国便有多所大学设置心理假，让学生在情绪状态不佳、身心需要休息时，有向课业说暂停
的弹性空间。
目前，成大每学期有5天额度，学生若要请心理假，只要到线上系统登记即可。成大学生会
会长黄康齐说明，原则上无须检附证明，除非连续请假3天；若累计达2天，系统会启动关怀
机制，主动发信通知导师，“有这个假，不是希望同学遇到问题就把自己关起来，是希望当
我们发现他面对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有人可以伸出援手。”
他回忆，在校内会议讨论心理假时，大部分老师都赞成，并没有过于担心被滥用。黄康齐肯
定校方愿意接受学生的提议：
“老实讲，如果你今天不想上课，直接跷课就好，干嘛还要请假？所以心理假是给一些愿意
认真对待学习，也愿意正视自己心理感受的人，一个正当的请假管道。”
对此，主修心理学的台大学生会长孙语谦认为，心理假未必仅适于有身心疾患的同学使用，
毕竟这些族群通常有诊断证明，可直接请病假，若状况严重，目前给的天数也不够。她强调
，每个人都会遇到心理状况需要调适的时候，“分手、重要的人过世 也许就是这些很当
下的事件，没办法去负荷课业，”心理假要保护的，就是这种作为“人”的弹性。
自杀不是敏感词：聆听、对话与互助的集体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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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成大学生会举办期中送暖活动，除了食物之外，特别准备“树洞箱”让同学们能祕
密投递自己的心情，找到发泄压力的出口。（摄影／陈晓威）
上学期期中考周，成大发生2022年第二次学生自杀事件。由于事发地点在校内，又逢下课时
间，目击学生不少。Dcard“成功大学版”那几天堆满了同学焦虑忧郁的发文──“觉得撑
不下去了”、“是不是我不够好”、“我也想要这样勇敢一次”。但是在这些文字底下，仍
有同学留言安慰鼓励，并分享可求助的资源。
成大心辅组也随即启动校内辅导机制，余睿羚说，敏感的学生遇到这种事件，产生类似的想
法，都是正常情绪反应，“我们不太会去说‘那是不对的’，这样反而会让学生不敢讲出来
，可能就憋在心里，不敢跟别人讨论他想要自杀。”
余睿羚提到，很多老师也怕学生谈论自杀，不知所措还会刻意转移话题，反倒错失可以对话
的机会：“没关系，就谈下去，你听他说，先不要评价他，但可以赶快来跟我们讲。”唯有
强化不同位置角色的合作，安全网才拉得起来。
当巨大的悲伤遽然降临时，学生也可以是彼此最好的后盾。
身为学生会长，黄康齐想着还有更多能做的事。尽管当时新闻噪声漫天纷飞，学生会随即在
Facebook粉丝专页发文，请大家停止揣测自杀同学的个人资讯，并请校方加派人手在校园内
驻点，加开临时咨商时段，让心理师排班为同学服务。
尽管匆促，学生会在几天内联系校内其他5个大型的学生组织，当周就办了“送暖”活动，
准备食物、饮料、印着打气标语的贴纸，在几个学生常出没的地点摆摊，陪聊并送上拥抱。
窝心的是，就连学校附近的鸡排店、饭卷店，看到消息都自愿来赞助热食。
巧合的是，在这之后，社群版上的讨论没那么负面了。黄康齐说，送暖活动是从2020年开始
的，最初的起点，也是有同学离开了。
“我们不想让大家觉得说，是在祭奠这个学生，好像一定要有人怎么样了，大家才会站出来
。不是这样的，就是希望能在大家比较困难的时刻，互相帮助，”有点娃娃脸的他，说起这
样的话，特别有说服力，“当所有人都在转发同一篇文，邀请大家一起来，触及会变得很广
，力量也变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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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过往活动印制的小贴纸，成大学生会长黄康齐说，希望同学们的善意，能成为支持彼此
的力量。（摄影／陈晓威）
《报导者》关心您，若需要进一步协助，可联系以下单位
自杀防治
全国自杀防治中心
24小时安心专线：1925
生命线协谈专线：1995
张老师专线：1980
遗族关怀
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
社团法人台湾失落关怀与咨商协会
桃园市生命线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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