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报导者》
2.记者署名:
文字／陈德伦
摄影／林彦廷、陈晓威
设计／江世民
核稿／方德琳；责任编辑／张诗芸
3.完整新闻标题:大专心理师耗竭前的SOS：不被纳入“正规军”，如何支撑接住学生的安全
网？
4.完整新闻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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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学生自伤自杀人数连年攀升，法规制度加上校园实务的种种困境，却留不住心灵捕手，
还撑著的心理师们则肩负庞大期待和压力，自身也处在倦怠的危机之中。（情境示意图，非
指文中单位）（摄影／林彦廷）
近年大学生自杀事件频传，校内的专业辅导人员被赋予重任，要防止遗憾再度发生。但走进
心理师们的工作现场，却发现困难重重──不合理的薪资待遇、身分定位不清、行政业务庞
大、学生状况复杂 像一支投资匮乏又频繁换人的球队，却期待选手能燃烧热情，神通广
大守下每个出局数。
2014年，为维护学生心理健康的《学生辅导法》诞生，如今正是通盘检讨的时间点。本文从
实务困境出发，看见在调降师生比、增加人力之外，还有哪些结构问题该搬上台面？什么是
让学生和助人工作者双赢的方向？
蜷缩在咨商室沙发上，小杰（化名）哭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不久前，他人在学校顶楼，路
过职员察觉不对劲，通报校安人员，众人费一番力气才将他拉下。在大学服务2年的咨商心
理师天宇（化名），发现小杰似乎在找什么东西，便想递出橄榄枝打破僵局。
“是想要你的包包吗？”对方终于点头，至少有回应了。
天宇把包包往前推，只见小杰摸出一样东西，迅速往怀里藏。心理师的警示灯亮起，天宇趋
前把手拉开一看，“他拿了一把美工刀，我当下就夺刀啊！再往后退一步，我也会怕！”
面对愈来愈复杂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师被推上第一线，“他们期待心理师发挥功能，
好像心理师来了就没问题，但大家都一样无助啊，”天宇无奈地说。
美国作家沙林杰（J.D Salinger) 在《麦田捕手》里写：
“几千几万的小孩，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
职务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我就把他捉住。”
但当危机个案大幅增加，人手不足又缺乏资源的心理师们，如何抓住摇摇欲坠的少年？
心理健康拉警报：大专生自杀通报、校内咨商人数皆屡创新高
2020年，台湾大学一周内发生3起学生自杀事件，点燃学生心理健康的讨论。据教育部统计
，2016年到2020年，各级学校学生自杀通报人数皆大幅增长；其中，大专校院从256人增加
至2,359人，整整是5年前的9.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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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学里的咨商需求也节节攀升。已有20年资历的廖聆岑，是成功大学心理健康与
咨商辅导组（简称心辅组）元老级的心理师，最直接感受到趋势变化和工作量的冲击。
她印象深刻，大约在2018、2019年，成大还未增聘新人力进来，心辅组仿佛修罗场一般。“
超级崩溃，一周接十几个（个别咨商）家常便饭，但工作品质太糟糕了，所有心理师都呈现
快要burnout（倦怠、过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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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大学心辅组20年，资深心理师廖聆岑（左）看见学生需求不断攀升、议题更趋复杂，
但校内量能却已超出极限。（摄影／陈晓威）
翻开成大近年资料，106学年度来咨商的学生有5,934人次，到110学年度成长至7,086人次，
5年增加近2成。廖聆岑解释，这与心理卫生议题去污名、求助意愿提升有关，但学生议题确
实也变得更复杂，情绪困扰的状况更多。
愈是困难的个案，愈需要资深心理师的专业来承接。但像廖聆岑如此资深的年资，在大学里
实在太少见。
不被纳入“正规军”的大专心理师：缺人缺资源，甚至被当代罪羔羊
大专校院心理师的流动率高，在圈子里已不是新闻。
曾在前段私立大学服务的心理师佩珊（化名），回想刚到学校时的光景：“我进去，先是两
个人走，之后又陆陆续续走，剩下我一个，就变成我最资深了。”她说，当时的同事都待了
5、6年左右，看似稳定，但这年资也正好是大专心理师离职的高峰期。
大家都离开，佩珊只能接下咨商中心主管的任务。去年，她自己也转换跑道成为行动心理师
，正好待了6年，“我出来之后就是一直接案，相对来讲CP值是高啦，只要做个案（咨商）
，收入也不差。不能否认，现在单纯在咨商所的心理师愈来愈多了，大家都离开学校了。”
高流动率背后：受限于非正规聘雇，薪资天花板低于行情
近年咨商所如雨后春笋开设，光台北市就约80间，台湾目前有近3,000位执业的咨商心理师
，10年前只有800位左右。根据中华民国咨商心理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简称全联会）2020年
的调查，不隶属特定机构的行动心理师，视口碑和接案能力，月薪从2万多到10万元不等。
刚毕业的心辅新鲜人愿意在大学练功累积实力，但是中继站很难成为终点站，薪资水准低于
市场行情和身分不受保障都是重要因素。
张河（化名）在国立大学担任心理师5年了，他说，新进专任心理师的起薪是45,000元，包
含本薪和专业加给；每晋升一级，可加薪1,000元左右，十级便封顶──换句话说，薪资天
花板约落在55,000元，而这也是许多大学的常见作法。
此外，绝大多数的大学专任心理师，都是一年一签的约聘雇人员。张河说，约聘的问题还在
于年资带不走，假如心理师想从A校换到B校，年资得归零重算，意味着薪资和休假又回到菜
鸟状态，很难吸引资深心理师，“要是这样，我就干脆跳出去了，反正都要重来了，我干嘛
还去你那边？我就去累积一个新的市场（指行动心理师）。”
工作包山包海，咨商量能被行政庶务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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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院校专业辅导人力普遍不足，又要拨出时间处理行政庶务及其他指派任务，无法专注于
咨商及个案工作。（图非文中单位及当事人）（摄影／陈晓威）
大学里还有另一大困境：即使人手不够，心理师还要做咨商以外的事情。
2014年通过的《学生辅导法》，规定各级学校专业辅导人员（包含临床心理师、咨商心理师
、社会工作师）的师生比，大专校院标准是1：1200。教育部在2018年曾执行一次“校园辅
导工作评鉴”，仅46%的大学通过，主因是人力不足，到2021年追踪也还有4所学校未达标。
符合规定的学校，运作下来工作量依然庞大，颇感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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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辅导法》中有所谓“三级辅导”的概念，初级范围最广，以全校学生为对象，依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筛选需要被关注对象，三级个案相对少，但情况复杂、风险高，更须加强资源
连结。高中以下的学校，初级由全校教职员共同投入，二级给校内辅导室，三级则靠县市教
育局或国教署的学生辅导咨商中心承接。
在大学，实务上心理师却要统包全部三级的辅导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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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平均安排8～10小时个别咨商，是心理师最可见的核心职能，加上相对隐形的晤谈纪录
工作，被称为“直接服务”。
但他们的工作内容不止于此──“初级”有推广心理卫生的讲座工作坊、“二级”要评估学
生状况开案、“三级”得连结可使用的系统和外部资源 有时候，加上值班遇上紧急危机
事件，处理下来，可能再耗掉半天到一天时间。
张河解释，初级心卫宣导有助于提升意识，让学生更敢来咨商，交由心理师来做，也比给外
行人更有效率。但只要有任务在身，势必会挤压到能提供的咨商时间。他说，不够了解的上
级或大众，常质疑学生为何没有立即得到服务，“活动又没有少办，如果我们不申请经费、
不办活动，他们就觉得钱来怎么不用。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大专心理师薪资的来源多元，可能是校务基金、校方自筹款或教育部的专案计画补助，许多
学校也会申请其他竞争型计画，东拼西凑来填人事费缺口。为了争取经费，跑公文、写计画
报告、做核销，往往成了心理师最痛苦的工作。
在私校服务2年的咨商心理师Jack（化名）说，自己很幸运，近年在少子化趋势、校方经营
不易下，仍未删减专任辅导人力──或许是看见众多社会新闻报导青年心理问题、学生咨商
需求持续上升，且状况更复杂了。
相对地，Jack被要求支援其他学生活动和行政业务， 写计画、做核销在所难免，但连学校
办运动会，他也得帮忙当工作人员。文书庶务繁琐，非属心理师专业，也不跟心辅直接相关
，且原先已满的行程表卡得更死、更没弹性。
在他工作的地方，学生较少主动来使用资源，因为大多数人要在外打工，没时间咨商或难以
持续；但走进咨商中心的，往往是更复杂的个案，可能是特教生，或来自脆弱家庭。Jack坦
言，“Hold一个就要花很大的心力，他们的社会支持大多都是低的，”因为家庭功能不彰显
等复合因素，才使学生来到这里。他们不习惯或不晓得该如何求助，一旦出事却最严重。
当大量学生的咨商需求未能被消化，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才能让人力真正运用得宜？
资源有限下，用“心理检伤分级”先撑住最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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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咨商人数不停成长，大专校内的预约时段也几乎被填满，学生若想谈心，往往得花上数
周时间等待。图为清华大学咨商中心的晤谈室。（摄影／林彦廷）
量能不足，导致多数学校都设下6～8次的咨商次数限制。虽视个案状况可提前结束或延长，
但当学生展现的议题日趋复杂，需要长期咨商的比例也愈来愈高。
坐在清华大学咨商中心的办公室，王道维比划著电脑萤幕解说。2016年接下主任的他，本身
是物理系教授，在理工科老师占多数的清大，为了和其他老师沟通，他在新购的咨商系统加
入统计功能，分析校内需求及服务量，用数字找出真正的现象与问题。
数据发现，清大过去10几年来，学生使用咨商比例的确逐年增加，反映需求迫切。但从2019
年起，即便心理师服务时数持续增加，学生使用比例维持在7%左右，和全国青少年的忧郁症
盛行率差不多，表示校园的心理健康暂时进入稳定状态。
清大学生初谈后到正式咨商疗程约要等待1～2个月，为什么排这么久？统计也给了答案。清
大咨商中心大概有30%的时数，用在长期咨商（指一年晤谈9次以上）的学生身上。
王道维解释，清大目前申请咨商可晤谈到8次，比许多学校的6次还多，但面对高危险或特殊
的学生，也会延长咨商时数。“如果你不花那么多时间，这些人可能后来会出问题。等到大
家看到，就已经上报了，当然不希望它发生。”
采访时，不少学生反映，希望预约后至少能在1到2周内能安排到咨商，认为一旦超过2周，
中间发生太多事，当初困扰的状态也改变了，不确定是否还需要晤谈。
对此王道维回应，“如果1、2周后觉得OK了，代表他是有方法的，我们甚至应该鼓励学生，
寻求更多方法来提升自我的心理健康。”咨商中心在量能有限下，应该提供更多基本知识、
告诉学生怎么找资源，把有限的服务留给尝试过一段时间、还无法克服的同学，更能发挥效
益。
王道维用医疗公卫相比，“不是大病、小病都来医院，当然希望小病可以自己尽量避免，戴
口罩减少感染，多做运动，预防绝对比后来的处理更重要，这是一级辅导应该强调的。”清
大也预计开设线上心卫课程，让相关知识成为更多学生的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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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维接任清华大学咨商中心主任后，以量化分析了解心理师服务量和学生需求量，希望改
善资源配置、提高整体效益。（摄影／林彦廷）
成大也有相同的困境，于是在2017年增设初谈机制。心理师廖聆岑回忆，过去直接开始正式
咨商疗程，把心理师的时段都卡住，想约的人就大塞车。有了初谈后，可先掌握学生状况，
区分轻重缓急，“有点像是急诊的检伤分级：比较危险的，赶快优先帮你排；需要让他们等
的同学，可以教他们怎么照顾自己，我们也会安心一点。”
不合理的期待，与身心俱疲的助人工作者
即便校内心辅单位已想方设法，让学生都能尽量使用服务，但每当自杀事件发生，最先被检
讨的还是心理师。
“他明明有在咨商中心谈，但是心理师接不住他，是不是你们辅导无效？”中华民国咨商心
理师公会全国联合会（下称全联会）常务理事林上能表示，这种说法是对咨商工作的误解。
现于点亮心灯咨商中心服务的他，在学校待了8年、曾任高中辅导组长，陪伴许多青少年度
过低谷。
林上能解释，学生带着累积20年的身心议题而来，面对结痂的伤口，不可能骤然撕开。
“我们要先清创，重新敷药，等伤口慢慢长好了，能够活动了，才有办法重新训练他的能力
，这都不是一蹴可及，”林上能说，心理师虽经过专业训练，但也要时间逐步建立信任关系
，与对方产生连结，无法直接跳过。
特别是当学生已有自杀意念和企图，得先做危机处理，缓和个案情绪，“进入到医疗疗程，
有理智的时候，才真正正式进入心理咨商，”林上能解释，直接告知引导、传授理念是教育
，不是咨商，正因一般教育处理不了，才需要心理、精神医疗等专业工作者一同合作。
“自杀也不是单一因素造成，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时间点，正好在我们接触到的时候，才真
的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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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商心理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常务理事林上能在校园有8年服务经验。陪伴许多学生的他，也
看见第一线辅导人员的焦虑和沉重压力，在本次《学生辅导法》修法中积极倡议。（摄影／
陈晓威）
不只是外界对心理师有期待，心理师的工作特性，也常让他们面临自我期待落空的怀疑。
张河一路读辅导咨商，想成为帮助个案“好起来”的人，“当我实际去接触、去实习，跟个
案谈话的时候，我才发现，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改变？我做了很多，怎么他们就是一样？”
面对涌上的挫折感、找不到工作的成就感，张河从一次次的督导和自我觉察中，看见自己的
限制：“就像医师吧，有时候以为这个手术没办法救回他，但他活过来了；有时候以为做得
很完美，可是病人却走了。我能做的只是一个中介的、催化剂的角色，但是他们怎么变，变
成什么样，不是我能决定的。”
他近期也负责一位频繁做出自杀预告的学生，最严重时，张河已问好时间地点，考虑要通知
里长和警察，同时联系个案的亲友、老师、精神科医师及社政单位，串联周边的系统安全网
。
“网子能补的大概就是这样，真的有破洞，或他要割破出去，那就是他的选择，我没有办法
压着他。”话虽如此，张河发现学生的自杀意念真的减低了：“他（说要自杀）的时间一直
往后延，你就知道他有点松动，不是那么强烈。”
已经在大专待了5年，张河仍不时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好。这种时候，他喜欢看学生的意见回
馈表，有次同事告诉他，学生在Dcard特别留言推荐，“我就去把这个对话截图下来保存，
有点挫折的时候，看这些东西把自己拉起来。”
林上能说，圈内人普遍身心压力过载。很多人会说心理师要懂得自我调适，但他认为，当人
们出现心理危机，经常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环境需要改变：
“当环境对心理师不友善，心理师要如何为个案发声，撑出足够的空间跟时间呢？”
从法令到学校体制，如何为心理师和学生打造更友善环境？
拮据的资源，正反映大多数学校对心理辅导的不认识及不重视。
王道维说，就算资源丰沛的顶尖大学，往往也想优先追求排名、提升研究能量，例如聘外籍
老师提升国际化程度，或买研究硬件设备，“投资在心理辅导当然有，顶大经费也绝对不是
问题，只是以前没有参考标准，没有预期要花那么多在辅导上，所以就是要一点、给一点。
”
为了争取校方支持，王道维摊开数据说服。他分析，来咨商的学生中，15%有自伤、自杀意
念，以每周250人次左右的咨商量，等同一周内有30～40人可能处在危机状态。“这些学生
没有出事，就是咨商中心在做的事。大部分人看不到我们在做什么，是因为他们没出事；如
果我们什么都没做，早就不是这样了。”
顶大率先增聘心理师、扩建咨商室，打破“楼地板即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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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心辅组配有“沙游室”，让心理师可运用不同技巧与学生互动；2022年底也再扩建晤谈
室，试图解决空间不足、咨商塞车的困境。（摄影／陈晓威）
但王道维也清楚，不是所有学生都会来求助，仍有黑数存在，再怎么做都有漏接的可能。目
前清大咨商中心的服务时段，使用率已超过8成，量能趋饱和，若想容纳更多学生、缩短排
队时间，就得再增加投入。
清大校方得知这些资讯后，重新规划经费，为聘任心理师支出更多人事费。此外，明年（20
24）也将建新大楼，扩充咨商中心空间，让更多学生可以得到即时的服务。
无独有偶，成大在近2年也增聘了2位专任、6位兼任心理师，并在2022年底落成3间新的咨商
室，终于缓解过去人力和空间都很吃紧的窘境。
成大副学务长兼心辅组长余睿羚坦言，多数学校认为把钱放在咨商的投资报酬率太低，看不
到绩效成果，也难以对外宣传。这样的心态，让《学生辅导法》规定的人力楼地板变成天花
板，只求达标就好。
余睿羚表示，目前成大增聘的人力不是终点，新上任校长很注意学生心理健康，两人几番讨
论后，希望能往1：700的专业辅导人员师生比目标迈进。她说，法规只是平均值，从过往顶
大频传自杀来看，成大学生的需求很可能更高：
“从实务端再往上推，怎样才是比较够的量能、比较积极的辅导？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
不只是量的增加，余睿羚也希望根据学生状态来聘更合适的人。她解释，每个心理师的特质
、技巧、学派都不同，假如精神疾患比例增加，可考虑加入临床心理师；外籍生人数多，得
更完善外语咨商。此外，也希望聘行政专员，来处理各种庶务。
余睿羚想着，如果心理师能把更多时间拿去排案，同学们就更有机会被接住。“但这是满奢
侈的想法，特别是在公立学校的结构底下，要专门一个人来做行政不容易，还在努力中。”
《学生辅导法》通盘检讨的时机来临，师生比下修到1：900够不够？
既然法规标准往往成为实务上的天花板，要为校内心辅争取更多空间，修法便是不能轻忽的
战场。
2022年10月，几名立委质询时提到，近年学生自杀人数增加，心理健康投入资源显有不足，
教育部应加强。特别是《学生辅导法》规定的专业辅导人员师生比，法规也明示相关人力应
逐年增加，自2017年起，每5年要通盘检讨。对此，教育部长潘文忠承诺年底前提出修法草
案，大专的师生比有望从1：1200下修至1：900。
这波讨论里，王道维也投书发声，提出一套专业辅导人员师生比的计算公式：用一名专任人
员一年提供服务576小时为基数，如果有8%的学生需要咨商，每人平均咨商8小时，一位心理
师平均就得负责900名学生。这个数字，也会随着对需求和时数的评估和期待而不同。
为捍卫学生心辅品质及工作者权益，全联会与其他专业组织，针对《学生辅导法》修法共同
发表声明，并召开线上公听会。与会者极有共识，专业辅导人员师生比1：900是退无可退的
底线，有机会应再下修。
林上能表示，早在2014年《学生辅导法》立法时，就有立委提出1：800、1：900的想法，如
今大环境恶化，学生更需要协助，绝无让步的道理。
至于师生比怎么评估才合理？林上能提醒：
“要分析历年来学生的主诉议题、waiting list有多长、晤谈量、每个心理师平均的负荷量
。”
林上能表示，必须从学校特性和学生需求来思考，有些学校即便高出标准，实际运作仍是超
载。他也呼吁，教育部要有考评机制，来检视各校的统计和量能，确实编列需要的经费。
组织编制正式化、提高薪资待遇，才是釜底抽薪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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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人力、组织编制和人事走向正规化，都是完善大专心辅能量的制度性解方，让心理师在
工作时更没有后顾之忧。（摄影／林彦廷）
种种困境是否有解？这次《学生辅导法》修法是个契机，但降低专业辅导人员师生比、补足
人力只是最基本，林上能提醒，应该趁此时全面检讨各种制度性问题。首要是组织编制和人
事的正式化，让心辅在校内可以“名正言顺”。
他建议，应将各校的心辅中心提升为一级单位，不再隶属于学务处，才有更充裕的经费、话
语权与专业自主权；心理师也要朝向正规聘雇。针对人事成本太高的质疑，林上能提议，可
以逐步增加正式聘雇比例，加入升迁考核机制。“大家正向竞争，学生才会有好的被服务品
质。不然你永远就是约聘，有时候薪水还不会增加。”
但这些改革都需要教育部确实的督促，林上能直言，不是学校没达标就抽掉补助，而是要积
极辅导，“大学自主”不该被拿来当成袖手旁观、回避责任的挡箭牌：
“学生在学校里面，是我们最好可以帮他们的时机了，很多人到大学成年，才有机会脱离受
伤的家庭或社会环境的不利，独立自主，这不就是学校的社会责任吗？”
最后一次温柔？心理师眼里，大学的另一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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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许多青少年最后一个求学阶段，更是他们相对有机会独立自主、重新觉察自身的时期
，若有专业者的陪伴及赋能，有机会协助他们建立更好的自我照顾能力。（非文中当事人）
（摄影／陈晓威）
前阵子，Jack有位学生在家中吞药（overdose），幸好最后平安无事。可学生已在外全职实
习，评估又有再自杀风险，要怎么帮忙连结更多资源？
医院先做了自杀通报，当Jack联系自杀防治中心时，仍在分派个案管理员的阶段。对方说，
个案既然还在学，最后还是交给学校追踪。Jack锲而不舍，打电话到学生住处附近的卫生所
，咨商也都爆满。
“我不可能跟学生说，案满了，你再等一下 最后还是学校自己要吃下来，说穿了就是外
面人力也不足啊！” Jack深刻体会，如果学校不把重担挑起来，学生也没有其他去处了。
受访最后，他在镜头那端语重心长地说，“大学可能是这学生最后一个可以赋能的阶段，如
果因为我们自己的情绪耗竭、工作疲劳，在这里把他放掉了，我没办法想像之后会发生什么
事情。”
“在升学主义下，我们作为一个人需要的能力，在之前没被建立。到了大学，渐渐要走向自
立之路，很多人才有机会重新思考我是谁，开始疗愈自我的旅程。”
作为助人工作者，Jack真心希望这些年轻人，有机会被多拉住一下。他说，如果资源能再多
一点、偏见能再少一点，那就好了。
《报导者》关心您，若需要进一步协助，可联系以下单位
自杀防治
全国自杀防治中心
24小时安心专线：1925
生命线协谈专线：1995
张老师专线：1980
遗族关怀
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
社团法人台湾失落关怀与咨商协会
桃园市生命线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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