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骚法在制定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争议
但当初制定时争议比较大的“性或性别有关”在这个案例中，反而不是最大的争议
毕竟性或性别有关这个要件
典型义涵指的是行为人对被害人本身出于性或性别有关的目的(在这个案例中明显没有)
但法条只规定性或性别有关，也没说要对被害人有这个意图才算
所以单纯看法条要说四叉猫的行为跟性有关，也没错
个人认为问题比较大的可能是警方认定四叉猫的行为符合
“以电话、传真、电子通讯、互联网或其他设备，对特定人进行干扰。”
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这里本来应该指的是用这些通讯设备直接骚扰被害人的行为
(如打电话给被害人骚扰等)
但因法条写得太抽象，反而使打击范围太大，造成现在这种结果
本来如果法条定的太抽象或有疏漏，是可以司法体系解释法律的方式来修正
但此处的问题在于跟骚法的机制是两阶段，先由警方告诫
告诫后再犯才由法院核发保护令，这变成在告诫阶段完全是由警方在定义何谓跟骚行为
而且若对告诫处分不服的话，救济途径只有向上级警察机关异议一途
众所皆知，同样机关的上级要直接的脸下级的脸这机率有多低
看法条内针对告诫一事完全没有让司法机关介入审查的余地
变成一个可以让行政机关不受司法机关监督的空间
也许当初立法的时候是考量告诫的效力只是后续可以核发保护令而已
就认为没有司法介入的必要性
但对一般人而言，警方的告诫其实客观上一定会有影响力
当然像四叉猫这种有胆识有影响力的网红大可再犯，后续在保护令审核时交给法院来定夺
但有多少人在收到警方告诫时，会有勇气继续发声
跟骚法被这样拿来误用限制言论自由，恐怕也是立法时始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