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是民初时期即建立的大学精气神础石，
不论是我们熟悉的北大、清华，或是私人兴学的复旦，皆是如此。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其意义不是在于华丽象牙塔建筑，而是可以海纳百川的学术殿堂，
可以发挥它的包容度，予各种不同思想、主义的大师齐聚一堂，在“相容并包，思想自
由”之氛围下，彼此学说论述激荡融会，奔腾澎湃以致之。
甫摆脱帝制，迈向共和的中国社会能有此成就，除了像蔡元培这样的学者振臂高呼外，
背景各异、专业互殊的学者们，能够彼此包容尊重，更是陶铸如此风气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百余年后的台湾，有群别有居心的人，其图谋的政治利益不知何其庞大，
于欠缺明确回避事由之情况下，大言不惭地要求院长需要回避。
甚至煞有其事地拿出行政程序法等法规，痛批不回避就是违法，然而其事由居然是
“苏曾经批判政府政策”、“参加在野党的活动”、“未审先判认定丑闻”等事蹟。
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声援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或政要人物，他们的学位纯度或专业
程度为何，然而他们有意或无意犯了一个先验上的错误，那就是认为仅凭苏一人即
可在审查委员会中一手遮天，主导议事进行及审查结果。
委员会之组成，系以委员票数平等、多数决议之“合议式”组织进行讨论(但本次委
员会之表决采2/3多数决)，不是主席一人就可以决定所有事务，主席只是个行政职，
其所享有的权力与其他委员并无二致。
苏的角色就是依照“国立台湾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违反学术伦理案件处理要点”之
规定，担任审查会召集人及会议主席。
他负责之工作，就是聘请愿意担任委员的教授，出席参与审查论文争议，就算苏真的
与塔绿班有仇，他也只有一票，无法左右与会委员的意向或者投票成败。
毕竟先前都一度传出没有教授愿意担任委员，他自己去找委员的可能性较低、如此形
成的可信度也无法取信多数民众，可以合理假设这些委员可以本于专业和学术良知，
进行争议论文审查。
此外，让我们仔细审究抄跑团队主张的前揭事由，我们还是很难得知，到底这样的主张
有什么正当性。
其一：一个享有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市井小民在不违反法度之前提下，皆能畅所欲言针
砭时政，更何况是身处台湾第一学府的教授？然而过去政府针对他超出追溯期的言
论，利用情治单位查水表的作为，是否要先检讨自身合法与正当性？
第二：政党办理活动邀请专家学者，咨询意见已收集思广益之效，或为其政策背书增加说
服力，洵乃当代政党政治运作之常态。若要细究每位教授参与的活动，能满足特定
政治势力需求的人选，除了死忠铁杆的以外，怕是只能订做或自行加冕。
再者：丑闻这个名词本身并没有去针对任何人，因为人的部分是要拿到审查会讨论，才能
认定“人”之责任归属。惟“丑闻”一词其本身指的是这次在台大发生一件负面事
件亟需澄清，不论是谁抄袭谁的论文、教授在抄袭过程中是否介入，或是教授为何
给予抄袭者学位，这些都是给予社会负面观感的事实，用“丑闻”来描述，难认并
非允洽。
纵使大学教授有其政治偏好或立场，甚至加入政党、担任党职，
但此类影响到校誉、学术伦理的争议，如要增强公信力、避免落人口实，
委员会成员产生之过程自会将彼等因素一并纳入考量，尽量保持公正及专业，以昭公信。
至于为什么抄跑团队会想要将学术伦理审查，透过政治口水及府院党带风向转往政治斗争
发展，佛系男弥勒佛亚种如我，大致上想到以下几种可能：
一、将召集人更换为自己能接受的人选
依照召集人及主席产生之递补顺序，苏之后的下一顺位将会是曾任政府官员的教务长
丁诗同（2014年3月～2019年1月间，担任行政院科技会报副执行秘书)，来主导后续
议事进行及审查过程，和治痛丹都是民进党政府的政务官。
然而审查委员早已找齐、委员会已成立，这样的做法发挥的实质作用可能有限。
二、政治护航取代学术专业认定
政治打手拿一些似是而非、标题耸动的事由，斗臭抹黑法定召集人，进而煽动社会大
众质疑审议结果的适法性与妥当性。
此后，可以一方面借题发挥，批评台大审查委员会组成未遵守回避规定，组织上难认
适法、审查委员早已有先入为主的心证，毫不公正；一方面可以针对审查结果提起诉
讼，对外宣布“交由司法证明清白与学历”，这样一来选前都不会有结果，打烂仗的
目的就达成了。(结果还真的申请回避了......)
三、创造寒蝉效应
依法产生的委员会主席都可以因政治压力更动，与会委员更可能因此而惶恐不安。
姑且不论是否又会被情治机关请去泡茶，之前严重侵害大学自治的“拔管案”，别忘
了当年让管爷演出“三杀”的教育部都还没动手，天晓得以后会不会被秋后算帐。
若主事者因政治压力无法继续参与，我们又要如何期待其余委员能免于政治压迫的恐
惧，发挥身为学者的良知、挺直脊梁骨，为了学术伦理及学府校誉，勇敢对抗当权者
，而非为了经费与自身安危仰人鼻息？
我们无法期待每位教授都有里见脩二那般的勇气，但我们更怕的是学术殿堂充斥着财
前五郎般，空有专业能力却缺乏道德伦常，沦为为利益服务的鹰犬走狗。
这次的争议，我们难得看到嫌犯和他的辩护律师，拿着脆弱不堪的主张，
大张旗鼓地要求更换审判法官。
尽管歹戏拖鹏以“法官不语”回击，然而若将审查委员会以法庭比拟，
担任主席的苏院长之角色等同审判长，而案件的审理本来就是由他负责对外发言，
并无不妥。
岂能因“一朝批评施政，万身皆罪责”，以显微镜严苛检视审查委员过往言行，
难不成以后吾人欲批评施政，只能“腹诽”为之？
在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可以看到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也有追求共产主义的老司机(无误)
陈独秀，甚至还有拖着辫子嚷嚷着复辟的辜鸿铭。
蔡元培当年牺牲甚钜，方使主张各学术大师、逸才、怪杰在此碰撞，至今仍为后人津津乐
道，以为佳话。
若今日政治黑手不断介入打压，当学校中只容许一种声音、只允许学者成为顺民，
充斥着犬儒与无耻投机主义者，这样的大学还能称之为“大”学吗？
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应该是识见卓荦、风骨傲然的学者，
又或者是面对政治压力时，充分展现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
既做不到振臂高呼，亦无法笔为旗、搦管为檄。
而是与内心的懦弱卑微的抗争中下跪，出卖学者尊严和思想独立。
这样的台湾，还谈什么学术？还谈什么学术自由？
过去的威权独裁政权，可以让四大毒草在第一学府“妖言惑众”，
号称民主自由的台湾，政府却惧怕批评时政的苏教授，岂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