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可以用两部分来看，因为两部分谈的人事物相差有点大，
除了用一篇文章解释不完外，也会因为其中差异较大，还是分开讨论会比较好。
简而言之，被对岸网民戏称为“搬运大队队长”的常凯申(老蒋的错误翻译名)，在那个
兵荒马乱年代中带来台湾，做为建设反共基地语号召民心的，大概有三个部分：
“黄金、文物、人才。”
黄金的部分我以前谈过，主要就是当年国府央行黄金、金圆券改革换来的黄金，此外
还有白银、银锭、珠宝、美元等资产，黄金的部分近400万两、贵金属等折合也大概
是这数字。
黄金的效用没有被对岸吹嘘得那样神乎其神，因为在法币严重贬值成废纸的年代，国府
要维持军需和政府运作，就是靠这些黄金。
而要再台湾恢复货币经济、改革通膨的台币体系，也必须要有这些黄金提供担保，让民众
看到新台币可以换得黄金，这才能建构民众对于新货币的信心。
至于文物的部分，昨天在故宫新闻的回文有提过了，加上我也不是相关科系毕业，如果
乡民们有兴趣，可以借野岛刚的“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书
中有对两岸故宫进行介绍与比较，两馆各有千秋，是本值得一看的好书。
不过这些都不是本文的主角，今天要谈的是文化与人才的部分。
如果要说文化保存，也是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一部份是人才抢救，后面才是文化复兴。
民国37年底，战局对共产党有利，华北地区即将全面失守。
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研拟
“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画”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
简单来说，也就是把之前搬迁故宫文物的活，对象变成了北大、清华等大专院校的教授。
而两次都参与的杭立武，因为这些活动阻碍中共建政后发展，也因此被毛泽东认定为人人
皆可得而诛之的43名战犯之一。
“抢救大陆学人”计画，是由老蒋指示傅和杭负责制定，实行上交由傅斯年、陈雪屏与
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实行。
为了抢救仍在北平城内的大师们，飞机又冒着战火飞抵北平南苑机场，等代被抢救的学人
南飞。
按照老蒋当时挑人的标准，必须要拯救出来的学人有以下四类：
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
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份子
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
依据评选结果，对象几乎都是当时华人界中各领域的佼佼者，但这次抢救的成果只能说
很糟、很糟、很糟。
当时中国学术界、舆论界，对国民党的评价大抵从北伐后就不太友善，一方面除了内战
因素、官员素质与施政成果不佳、共党反宣传外，当时民间对于民主改革的呼声高，但
中央的脚步却无法跟上他们的期待。
直到抗战胜利后的内战，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左倾的学界人士本就不可能去支持他们眼
中的右派政权，民主派的人士也对国府反感。
相对于日军侵华被定性为侵略，是影响国家民族的大事，共党取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则没
有什么大不了的，日子一样可以照过。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当时也是持这种看法，他认为：“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
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民国37年12月14日，抢救班机在机场等待两天，才有胡适(北大校长)、陈寅恪(中国最
博学之人)、毛子水(文史大师)、钱思亮、英千里(辅大教授、北大兼课)、张佛泉(自由
主义政治学者)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
过了一周到了12月21日，才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
位教授登机。
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老蒋的面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虽然老蒋为了抢救学者费尽心思，但最终第一届的81名中研院院士只有22名选择离开、
其中仅有10名选择到台湾，中研院的搬迁也只有史语所相对完整；在学人部分，抢救名单
中的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和陈寅恪齐名的辅大校长陈垣、美学大师朱光潜等人，都选择
留在北平等待共军，而本已决定南下的陈寅恪，到了最后关头又变卦，决定留在大陆；至
于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
像是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学生巫宁坤、当年被老蒋送去国外留学的学生朱光亚，还有原
子弹之父的钱学森等等，最后都选择为共党政府效力。
而叙述38年这两岸的分水岭之前，先认识到当年台湾的教育环境，才能认识到这些人来台
后，对于台湾的教育、文化界造成什么影响。
当年日本人虽然在台湾创立台北帝国大学(后来的台大)，但他的科系类别、名额以及招生
方式，还是为了殖民政府需求而设计，以医学、公共卫生以及农业等相关科系为主，法政
等科系更是严禁台湾人就读。
这样的限制，让台湾想学法政的人出国留学，反而会比在岛内学习还容易，像是台大法学
院早期的本土教授蔡章麟、洪逊欣等人，就是光复后从日本回台。
而在日本人退离后，台湾的技术人员、师资是严重不足的，陈仪才会向GHQ(驻日盟军总
司令部)建议，留用部分人才，像是蓬莱米之父矶永吉才会在战后仍然在台大任教一段时
间，没有在34年就随着官僚体系返回日本。
在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时，台大的师资数量严重不足，傅校长为此苦恼许久。
最后还是院士、研究员以及学人等等陆续来台，才能补足台大所需的师资。
另一方面，时任省主及兼警备司令的陈诚，为了避免来台民众太多、无法负荷，限制一定
级别以上的学者、教师、公务员等，才发放入台证。
38年来台的大迁徙民众约莫有200万，其中军队大概60至70万，剩下的130万中，公务员、
地方文官、知识份子、大学生等约有30几万人。
然而当时的台湾高等学府只有台大、台中农业学校（后来的中兴大学）、台南工业学校（
后来的成功大学）等，这些学养俱佳的知识份子值此乱世，无处可去，只有暂时“高成低
就”，到台湾各地先谋取教职，求一个生存的工作再作打算。台湾各地的师范学校、中学
，甚至小学，都成为流离世代栖身的去处。
这些人才中，包含被画坛誉为“中国现代绘画导师”的李仲生，文学大家齐邦媛更是曾经
到中一中任教，成为教育界罕见的奇景。
而艺术界中，被誉为“渡海三家”的张大千、黄君璧与溥心畬，也是在这时期陆续抵台。
文化圈中胡适受蒋委托去劝说，然而被打动的人并不多，除了上述介绍的北大、清华教授
外，决定南下的还有罗家伦、林语堂、梁实秋、钱穆(原本不在邀请之列，主动要求去)。
然而决定留在大陆的文化名人更多，如新儒学导师熊十力、南开校长张伯苓、知名作家
巴金、老舍、沈从文等等，他们对当时的共产中国寄予厚望。
大致上而言，38年或1949年看似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划下分隔线，为共产中国效力、
南渡台湾、避居海外，在初期除了部分被反右或是因为家人来台被打成间谍的人外，
大致上还是过著不错的生活。
如胡思杜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尽管他在1950年已经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
骂父亲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仍然落得“畏罪上吊自杀”的下场。
而胡适直到民国51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立场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傅思年校长家族则更惨，傅家在聊城的祖坟，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
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
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扬尸。母亲在重庆的坟墓也被炸开，惨遭毁坏。
傅家留在大陆的亲属，上至祖辈，下至子侄辈，境遇无不凄惨。
曾有学者说：“我们之所以骂国民党，是因为觉得给的自由不够多。但如果我们真的把他
骂倒了，怕是会没有自由了。”
这样的担忧，也在之后的十年浩劫中一一实现。
先来说台湾的部分好了，因为对岸的那些学者除了部分没骨头的，结局大致上都相同。
胡适离开大陆后，大多时间在美国工作生活，直到46年老蒋亲请回台担任中研院院长，
胡适才离美赴台。
当年之所以会重视胡适，除了因为他的北大校长身分外，更因为他在学术界的号召力够、
在国外也有影响力，所以对日抗战期间才会担任驻美大使，向美国争取援助。而老蒋之
所以会重用胡适，原因也有希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
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反共复国”的成分在。(中共在1955年左右开始文革)
然而毕生倡导自由主义精神、曾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显然并不买帐，而是说中研院的
工作并不在反共复国上，而是在学术上。
这种言论等于是当场给老蒋难看，以致于四天后的宴会上，胡适的好友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为了打圆场，还特别感谢老蒋派飞机接出许多学者。
然而根据老蒋日记的记载，胡适仍然没有什么表示，以至于在日记中批评胡适“狭小妒嫉
一至于此，今日甚觉其疑忌之态可虑”。自此，老蒋未曾再去过中研院。
但老蒋真的是个很矛盾的人，雷震案他可以不理睬胡适的求情，但只要胡适生日，他一定
会和宋美龄请客、喝咖啡聊天，甚至特别在中研院为了胡适从美国进口新式的马桶卫浴，
以适应他的生活习惯。
而中共在搞文化大革命时，台湾这边则是在55年11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
孔德成、张知本等1500人联名给行政院上书，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文
革之因应。
56年7月28日，台湾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
发起大会，由时任总统的老蒋担任会长，进行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化复兴。
比较显著的成果，像是整理古代学术典籍，将其加以注释、普及，如《周易今注今译》、
《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白话史记》、《白话资治
通鉴》等，而繁体作为正体中文的地位，也持续确立下来。
此外，也督使经费和教育品质保证，将国民义务教育由6年延长至9年，为提升国民素质打
下基础，成为后日经济成长的养分。
考生的梦魇也是在这时候增加，因为在文化复兴的政策下，小学至大学以及公务人员的相
关考试，都大量强化了学习古典中华文化的相关科目，尤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为主流。
(不过我觉得比起读文言文，小学时写毛笔字才是真正最让我苦恼的......)
另一方面为了对抗中共的“批孔扬秦”活动，在台湾成立维护孔子学说为使命的“孔孟学
会”，也开放大学设立，像是党国大老张其昀成立“中国文化大学”，以进行中华文化的
发展和研究之任务，文大传统上在国学领域和党政科系领域较为知名，更曾让国学大师
钱穆讲课一讲就是20几年。
至于留在“想像中自由幸福的大陆”，老蒋眼中的“附匪学者”下场又是如何呢？
这可以分为三部分来看，一种是不堪受辱、一种是硬骨头挺过去，最后一种则是毫无气节
可言，像是冯友兰和郭沬若。
以下资料是来自一些网络专文，经整理后略介绍如下：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等十余种语言，被称为“中国最博学
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蓋，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
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著名化学家，是中国最早参与原子弹研究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1949年与妻滞留于香港，断然拒绝来台。文革时红卫兵将其妻俞大絪教授上衣
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俞大维之妹)
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曾昭抡死后无人收敛，任其在床上慢慢变质。直到一侄子来探望，才将其拉到
火葬场火化，而后将其骨灰撒入长江，随水漂去。
曾昭燏：曾昭抡妹，著名史学家，但因其显赫家世背离社会主义史观，1962年四清和五反
运动开始后，被打为“反革命历史家庭”。
1964年12月，屡遭点名批判的曾昭燏经不住这巨大的压力，于南京灵谷塔跳塔身
亡。
陈梦家：新月派诗人，后专心于史学，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教于西南联大、芝加
哥大学、清华大学。
文革期间被划为史学界五大右派之一，妻子被批判至精神分裂。
文革初遭残酷批斗，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于1966年9月3
日自缢。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
陈寅恪。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
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王荣璸：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
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
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因为懂这两种语言，依照当
时标准来看，就有可能是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
萧光琰：中共建政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
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博士及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
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
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
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电脑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
第一代电子电脑eniac的设计程式设计。
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
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
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电脑专业，是中国电脑科学的创建人之一。
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
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
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
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
试验基地。
文革时期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胶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
制作出巨大贡献。
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
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
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
中大。
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
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
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
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1952年回国，1955年支援大西北。
19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
1960年饥荒袭来，董死于饥荒中。
其妻前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
上。
吴晗：知名史学家、考古学家，为胡适高足。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其与胡适的书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
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
打得积血，19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
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梁思成：梁启超之子、才女林徽音丈夫，被造反派打成与彭真一伙的“反党分子、混进党
内的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
后又以“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罪名与外界隔离。
他曾经绝望地对家人说：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
面对饥饿与疾病，我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
文革这一关了。
1972年1月，一代建筑学宗师溘然长逝。
傅乐焕：傅斯年的侄子，1947年赴英国留学，1951年学成。
坚拒傅斯年的让其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像中自由幸福的大
陆。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1966年5月文革初起时，受叔父的牵连，被认定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
续的批斗、关押和残酷的折磨。
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
的气节与骨气。23日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尽。
老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知名作家，因不堪迫害，于1966年8月投北京太平湖自杀。著名作家
两岸在那个时期，虽然都是独裁统治，但两边的知识份子境遇却是大不相同。
对此，中国大陆学者资中筠教授前几年来台访问时作了以下评语：
“这是性格，但也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这是蒋介石特别的地方，他知道在权力之上，还有
一个更高的价值。那是知识价值，会做最后的裁判，所以他知道敬重。但对革命家像毛泽
东来说，他用革命打倒了一切，自己创造了价值，他相信权力是一切，就不再相信有更高
的价值了。因此他不会敬重知识份子。所以反右、文化大革命才会发生。关键是蒋介石知
道，在权力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价值。”
如果要说带来的文化，至今还有影响的，还真的不好说。
因为对岸很难再走回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台湾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从教育上改革去重视
传统中华文化。
现在的情况，比较像是台湾认为这些东西老腐陈朽，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在课纲改革
上，文言文比例、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中国史等部分，屡屡成为被批判的目标。
然而对岸则有点像是把以前被认为是封建陋习、吃人礼教的内容，重新拾起研究，并想办
法去作文化输出。
在以前或许可以说在文化方面，台湾比对岸更有资格说是中华道统与文化的传承者。
但在未来，可能只剩下正体中文、礼仪(？)等方面了。
对此，还请容许让我留下个伏笔，因为最有资格说传承文化的部分，会在下次的文章中讨
论，也就是宗教等方面。
“黄金有价，人才无价”，而当时渡海来台的儒家代表孔德成(孔子第77代孙)、道教龙虎
山正一道第63代天师张恩溥、藏传佛教第七世活佛章嘉呼图克图等人，都是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