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这篇文很长
其实曾经有勇者出过书做过报导文学
那是在中国人最勇敢的80年代
以下作者自述：
我的记者生涯注定要与“拐卖妇女”这个耸人听闻的事情挂上钩的。 也许这是宿命。
1983年4月12日，我来到徐州日报社上班。
当时，一个办公室只有一部电话，我作为一个新来者，当然成了“接听员”。
第一个电话是一个有浓重外地口音的女孩打来的。 她说：“编辑姐姐，求求你救救我。
”她说她是四川人，被人犯子拐卖到了铜山县某乡某村一个老男人家做媳妇的。
我当即与女孩约好在那个乡邮局门口见面。
当公交车经过两个小时后，终于到达女孩所说的乡时，女孩却不见了。
我在邮局门口盘桓到最后一班车才离开那个地方。
回来后，我始终无法忘怀这个女孩。
大约是1987年底，报社出现了一个著军装的年轻人。 说是来报社学习的。 他叫徐宁。
没过多久，徐宁正式复员成为我的同事。
1988年4月的一天，徐宁来到我办公室，说起他正在跟踪采访的一件发生在徐州的特大劫
持拐卖妇女案。 说到一些耸人听闻的细节，其中参与犯罪的人数之多，受害妇女波及地
区之广，犯罪手段之残忍，都是1949年之后全国所罕见的。 这让我马上想起第一天上班
接到四川女孩电话的事。
当时，分管采访的是报社副总编辑陈德，一个共青团系统培养出来的干部。 徐宁说，陈
总已经说了，只是配合一下市公安局的刑侦，报纸可能发不出来。
我从新闻的敏感角度对徐宁说，你要尽可能地将所有能拿到的有关案件的资料收集过来，
即使是一个小纸片都不要放过。
徐宁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人。 他的聪明、机灵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 也许因为他背后
的军方家世，他与当时办案的刑侦人员相处得非常好，在公安局出入自由。 几乎所有与
此案有关的大小案卷，全部被他一张不漏地复印回来了。
我和徐宁看着这一大摞复印资料，开始商量怎么处理这些浸透了血和泪的资料。 是让它
们寂静无声地躺在数据库里，还是把它公布于众，成为全民关注的一个事件？
那一年，徐宁大约是二十五六岁，我刚过了30岁。 作为来报社已有几年的一名编辑和写
作人，我慎重地对徐宁说：我们手里拿的是一颗炸弹，如果抛出去后，影响会很大，甚至
可能伤及到我们自身。
做还是不做？ 如何做？ 以什么形式去发表？
徐宁肯定地说：怕什么？ 做！
那个时候，报告文学成为各个报刊的热衷体裁。 我们决定尽量利用手里的资料，做一篇
纪实报告文学，从社会背景——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来挖掘和解析为什么这一特大恶性
案件会发生在徐州。
文字撰写由我来主笔，资料由徐宁收集和采访。
在撰写《黑色漩涡》一文时，我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是泪水伴随着笔墨完成这篇二万六
千多字的文稿。 完成后，仿佛从地狱里返回，整个人都变得恍惚起来。 我忍不住放声大
哭了一场。 我被重重的罪而伤，被那一百多名被拐卖到此地的姐妹们的哀伤而伤！
文字稿是手写的。 我交给了徐宁阅读。 最后决定由徐宁亲自坐火车送到南京，交给由徐
州地区走出去的著名作家，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顺利发表。 当然这一切行动都是悄悄在进
行着。
这篇题名为《黑色漩涡》的纪实报告文学，最后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杂志《雨花》第
十期（总二0八期）上刊发。
这篇文章反响巨大，如晴天响雷一般。 杂志问世不久，全国就有四十多家报刊转载，台
港媒体、海外媒体都纷纷摘要报导。
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黑色漩涡”的中心，那一期杂志脱销，人人都在谈论拐卖妇女案
。 当时，社会上风传徐州火车站是一个危险之地，年轻女子不敢在徐州站转车了。
这件事最伤的大概是徐州市主委领导的面子了。 听说当时的市主委书记郑某某勃然大怒
。 在一次市委扩大会上，点名批评了徐州新闻界的三件事：
一是徐州电视台的“沛县打狗”——当电视台拍摄到县人大主任拒绝将自己家的狗拴起来
，回答记者时口出狂言：“群众算什么东西！”电视一经播出，全市民众一片哗然。
二是电视台做的一期“企业家话‘官倒’”。
第三个就是我和徐宁的关于拐卖妇女的《黑色漩涡》。
当时给我们罗列了好几桩罪名：给徐州抹黑，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严重泄密，在案件未
终审时就公之于社会；以及没有经过组织审核就拿出去发表等等。
其实，在今天看来他们说的都是实情，也是这篇报导存在的问题。 但是，当时年轻气盛
的我们如何能口服心服接受这个批评？
当即我们找到了郑书记住宿的第三招待所（现在的徐州花园宾馆，他是从省里调来不久的
干部，家属那时未到徐州），想要与他当面交换意见。 结果肯定是没有见到他。 但服务
员让我们留个纸条预约了再见。
第二天，市委宣传部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辑，让他通知我和徐宁下午二点去宣传部，郑书记
约见。 时间为半个小时。
我们如约到了宣传部的一间会议室。 当时一位姓郑的副部长在场，不一会，郑书记来了
。
几句客气的开场白之后，话题很快转到他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当时，我们立足在
上面正在提倡的新闻媒体监督公权力的背景下，竭力为自己辩护。
东拉西扯之后，郑书记说的一句话被我们咬住了。 他说，这只是他自己的看法。 并不代
表市委的决定。
那是一个八十年代的最好的时期，是那个宽松的时代给了我们勇敢，面对权力，我们没有
认输。
其中，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细节，我们在他的桌上放了一个小录音机。 把当时的谈话做
了录音。
说好的半小时，最后是两个小时之后不了了之结束。
回去后，报社负责人对我们说，市委电话来了：要你们缴出录音带。 并向我们透露说：
你们惹毛了书记，书记说你俩是无赖记者。
为了这一盒录音磁带，双方纠缠了一个多星期。 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最终我们
还是没有缴出去。
在这个时候，《雨花》杂志的王晓丹编辑，专程受编辑部领导委托来看望我们，问我们需
要编辑部什么帮助。 她的到来，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同时，她还告诉我们，当时徐州宣传部派人去了南京，找《雨花》编辑部要全部买下那一
期刊载《黑色漩涡》的杂志。 当时的主编叶至诚（叶圣陶的次子）先生对来人说：“你
们买得完吗？只要有纸我们会不停地印！”
在得到《雨花》杂志社的支持和安慰之后，我们悬著的心也放了下来。 徐宁更是兴奋，
到报社来不久，干了这样一件大新闻。
在那个时候，报社领导层内部分成两个派别，以至于编辑和记者都选阵营站队。 具体因
为什么事情产生的矛盾，我至今也不明白。 一边是以陈德副总编为首的，对阵以总编兼
社长的另一边。
接着，市主委、宣传部几方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来到报社调查这篇《黑色漩涡》如何出笼的
经过。 徐宁将这个消息告诉我时，他还说：陈总让他一口咬定是总编让采访撰写的。
第二天，调查组来到报社会议室，总编、副总编及办公室负责人都在场，我和徐宁也被叫
到会议室。 徐宁如实地说明了采访的经过，我如实地汇报了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的一些
想法及发表的经过。 所有的讲话都有录音和专人记录。
经过几次折腾，陈德副总编最后调到市政府任秘书长，他调走时带走了几个他的亲信。
原总编依然留任在报社做负责人。
此事似乎平息了。 我依然做我的副刊编辑，主编当时的“放鹤亭”文学副刊。 徐宁依然
在采访部当记者。
这件事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办公室。 简称“打拐办”。 听公安
机关内部人说《黑色漩涡》引起了高层震怒。
第二年，更大的一个“刧数”来了……。 风波过后，新闻界开始清理队伍。 一个受人尊
敬的新闻人被调离报社。
据内部人说，我是市里点名要第一个调离的人选。 报社领导可能认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
编辑，而且在那个对质的调查会上，我是如实地说明了事实。 这可能无形中站在了留任
领导的这一边。 多少应该是有他的坚持，我最后还是留在了报社。
但是，很快我被调离我挚爱的副刊部，去了新闻研究室——报社为安排那些年老又尚未退
休的人的部门。 同时，和我约法三章：不容许在报纸上写署名文章，不容许采访，不容
许接受采访。 也就是让我这个人在报纸上彻底消失。
不久，徐宁在他父亲调往上海之后，也离开徐州日报社去了上海。 至此，我们再没有联
系了。 也不知道他后来做了什么工作。
这期间，有一个最大的新闻是那个去了市政府做秘书长的陈德跳楼自杀了。 为什么而死
？ 坊间传说很多。 最后市委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徐州民间百姓有传言：因公自杀
。
就这样在报社瞎混了几年后，有一天，报社的一个年轻编辑突然告诉我他辞职了，要去南
方了。 我非常惊讶。 他接下来的话更是如子弹击中了我的心脏。 他说：我想了许多，
即使我留在报社继续做下去，十年后，唐老师你的现在不就是我的明天吗？
因为这位年轻编辑的话，我开始想到了“逃离”。
于是，在1995年初，我不辞而别，离开了徐州日报社。
一转眼，离那件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已经有34年了。 丰县之铁链女事件，让有心人再次
从历史的尘埃里挖掘出这篇《黑色漩涡》。 对照过往的一切，仿佛岁月停止流逝，一切
都没有变。
回忆往事，我依然怀念那个时代，怀念那个有着一群勇敢无畏的记者的徐州：陆小平、王
雪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