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活到被肯定那一天！”屠夫之女、流浪30年科学家，熬成mRNA疫苗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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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造英雄，一个死守学术界边缘的无名小兵，因百年一遇的瘟疫，有望成为下个诺贝尔奖得主。
全球接种辉瑞/BioNTech新冠疫苗的千万人，得感谢卡里科（Katalin Kariko）的坚持。
66岁的她来自一个匈牙利小镇，是个屠夫的女儿，看父亲庖丁解猪是她的科学启蒙。她有一个梦：改写mRNA（信使核糖核酸），告诉身体细胞如何制造治愈自己的药，“我想像着我能治疗的所有疾病。”
但大家都说她在作梦。40年的学术生涯，她在一个个实验室间流浪，没有固定职位，只能死守着学术界的边缘，实验室的“板凳”，但是她不在乎，“板凳还在，科学美好谁在乎那些？”她耸耸肩。
1970年代：没人知道如何制造mRNA
回到梦想的起点。1970年代末期，根本没人知道如何制造mRNA，做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弄到细胞里；就算真的弄进去，也只能存活几毫秒，根本来不及做任何事情。
当年，她刚拿到博士，在匈牙利塞格德大学生物研究中心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全心投入mRNA的研究。“这是我梦想的地方，我在匈牙利好快乐，”但随后实验室经费断炊，卡里科也失去了工作。
为了追梦，30岁的她，跟丈夫带着两岁的女儿搬到陌生的美国，身上只有一张单程机票和黑市卖车换得的900英镑（现值约3.5万台币），偷偷地缝在女儿的泰迪熊里。抵美的第二天，她就进了实验室。
卡里科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里，不只是周末，平日晚饭后也奔回实验室，就连新年也不例外，三不五时还睡在实验室里。某年五月，她才赫然发现自己当年没休过一天假。她的先生常说，“你不是去上班，你是去玩，”他发现卡里科的工时换算下来，时薪只有一块美金。
1989年，卡里科在宾州大学找到约聘助理教授的工作。她和心脏科医师巴纳森（Elliot Barnathan）计画将mRNA植入细胞，教细胞生产新的蛋白质。
“大多数人都嘲笑我们，”巴纳森告诉《纽约时报》。直到走廊尽头的打印机开始吐出数据的那天，他们的伽马计数器侦测到细胞原本不会产生的新蛋白质。卡里科回忆：“我觉得自己像是上帝。”
但，现实马上将她拉回地狱。
实验室再次关闭。他们没有拿到研究经费，巴纳森离开学界，跳槽业界，卡里科必须找到肯收留她的实验室。
在蓝格博士（David Langer）向系主任求情下，卡里科暂时留了下来。他们尝试用mRNA的技术来治疗脑部手术后的血栓问题，可是实验一再失败。最后，蓝格也走了，实验室再关。卡里科再一次在学术界的边缘挣扎求生，孤身一人，没有固定职位，没有研究资金，没有论文傍身。
大学普遍要求年轻科学家拿研究计画养活自己，养活实验室，不然就得走人。许多科学家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有时他们无法选择最亟需的或最感兴趣的计画，而是要能拿得到钱的计画，”卡里科的旧友，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内科医生兼助理教授斯凯尔斯（David Scales）写到。
没有人比卡里科知道钱的重要性。她一次又一次地试，每一次都被拒。
“我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夜，因一月六日是截止日，即使姊姊来访，我只能向她说我很抱歉，但我需要那笔钱。”当时有七份申请抢六个补助名额，“而（被拒绝的）那一个，就是我的。”她的笑声听起来有些苦涩。
“卡里科活在那个噩梦里，却仍坚持自己的梦想。她对mRNA过于执著，不愿转投其他更容易获得资助的题目，最后大学停止了对她的资助，”斯凯尔斯说，她被降职，剥夺升等资格，再也爬不上去，“卡里科的经历被当成给年轻科学家的警世寓言低声谈论著，”因为在这套游戏规则下，拿不到经费就代表你不是一个好科学家。
“他们以为我会放弃，”卡里科说，但她拒绝。
2000年初：拿到人生第一笔研究经费
她不断寻找愿意资助她研究的人。她跑到其他课堂上毛遂自荐，然而一旦对方发现她只是个没钱没论文的低阶研究员，全都弃她而去。“他们会借口临时有事，要取消会议那有点伤人，但我试着抛开这些事情，不让它们定义我是谁，”卡里科的声音渐小，几不可闻。
直到，她在影印机旁再次鼓起勇气自荐，“我是一个RNA科学家，我可以用mRNA做出任何东西。”这次，这名来自当今白宫首席医疗顾问佛奇（Anthony Fauci）门下的韦斯曼博士（Drew Weissman）点头了，他想用mRNA做出爱滋疫苗。
卡里科话说得很满，但老鼠实验却一败涂地。所有注射mRNA的老鼠都病了，毛皮变得皱巴巴的，缩成一团，不吃不喝不动。
后来发现，原来是免疫系统将他们的mRNA当成入侵者，引起发炎反应。但人体内的每个细胞都在制造mRNA，为什么身体不会攻击它们呢？他们做的mRNA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观察到，注射tRNA的控制组老鼠没事，发现关键是一种称为“假尿苷”的分子，天然的mRNA中也有这种成分。
2005年，他们在新的mRNA中加入了假尿苷，结果不仅免疫系统放行，细胞还制造出他们指定蛋白质的十倍。
“那好似美梦成真事实上，因为难以置信，我还重做了实验，我害怕是不是我哪里弄错了，”卡里科的声音颤抖著。她一切的努力，终于在此刻开花结果。
他们疯狂地写计画书，卡里科终于拿到了她人生的第一笔、却也是最后一笔研究经费。他们投期刊，想向科学界分享他们的重大突破，但一再被拒，即使最后在《免疫》期刊登出，也没引起关注。
他们甚至尝试成立公司，但没有人愿意投资他们，最后专利被大学卖给第三方。他们联系药厂和创投，疾呼可以mRNA为平台，教细胞制造胰岛素、贺尔蒙、甚至改变疫苗的开发，但无人理会。
“我们不断呐喊，却无人愿意倾听。”韦斯曼告诉《纽约时报》。科学家双手奉上一辈子的伟大发现，世界却不屑一顾。
2013年：BioNTech和莫德纳同时招手
2013年，BioNTech和莫德纳同时向卡里科招手，她最后加入BioNTech，头衔是资深副总裁和RNA蛋白质替代疗法负责人。这是她30多年来获得的第一份稳定工作。随后，BioNTech和辉瑞联合开发mRNA流感疫苗，即将进到人体试验前，新冠肺炎爆发。
他们在几小时之内就完成疫苗设计。他们知道，新冠病毒必须靠刺突蛋白将自己注射到细胞中，只要能阻止它，就能挡下病毒。他们利用mRNA，教人体细胞如何短暂地制造刺突蛋白，让免疫系统事先认清敌人，备好抗体。多年来乏人问津的技术，一夕之间成为全世界的希望。
卡里科永远忘不了2020年11月8日星期天，BioNTech执行长撒辛（Ugur Sahin）在电话上告诉她第三期的试验结果。挂掉电话，她转头跟先生说：“疫苗有效，我就知道。”她吃了一整包她最爱的Goober巧克力花生米庆祝人生的胜利，“我通常不会全部吃掉，但我告诉我先生，今天我要通通吃光！”她哈哈大笑。
2020年12月18日，卡里科回到宾州大学，她和老战友韦斯曼受邀在记者会上接种自己研发的疫苗。
记者会很漫长，当主席欢迎两位疫苗的发明者入场，全场开始鼓掌，当针头慢慢扎进她的手臂时，她回想起过去40年来的挣扎、拒绝和怀疑，不禁哽咽。
她或许对mRNA深信不疑，但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能走到今天。她告诉《卫报》，“我总是希望我能活着见到我的研究被肯定的那一天。”
有人读到她宛如学术界灰姑娘的故事，问她成名的感想，她说：“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新冠疫情让我出名，但若能选择，我希望我不在这里，没有名，也没有瘟疫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