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我想起民初才女林徽因的老公a.k.a民国第一建筑大师梁思成。
1930年前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在建筑上大力推崇“中国固有之形式”，国民政府
主持修造了中山陵等一大批政府机关和公共事业建筑，大多都采用了西式建筑结构加上
“大屋顶”的形式。
这种建筑风格，台湾人民当然也很熟悉，台北车站、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等皆采如
此规划，可以说是“中华民国美学”的代表。梁思成极度厌恶此种建筑风格，直指“大
屋顶”建筑在理论和设计建造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均注重外形的摹仿，而不顾中
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的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
下结构划然不同旨趣”。
同时，梁思成还指出，给近现代西式建筑强行加大屋顶在经济并不划算，“糜费侈大”，
不适应当时中国贫弱的基本国情。
在国共内战后，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梁思成选择留在北京，参与新中国北京城的重建计
画。然而苏联派来的建筑顾问倒是颇好“大屋顶”这一味，认为这正是中国对抗西方资
产阶级现代主义建筑流派的“民族形式”，不但不能去除，反而要更加发扬光大。
在来自莫斯科的政治压力下，梁思成屈服了，梁身为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要求新建
筑的送审单位都加盖大屋顶。于是，在他监督的北京城地皮上，矗立起一座又一座高耸
的“大屋顶”。
然而新中国的政治风向总是难测而多变的。1953年3月，史达林去世，1954年，继任的苏
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全苏建筑工作者大会上严厉批评了建筑设计中的“民族风格”和浪
费问题，彻底否定了史达林时代的建筑审美观。
中共在意识形态上选择了跟进苏联。 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
以批判建筑设计中“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名义，集中清算了“大屋顶”
建筑风格，一大批专家、领导事后都作了检讨报告。光是1955年4、5两月，《人民日报》
针对梁思成刊发的检讨书就多达5篇。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斗，梁思成不得不作出自我批评，沉痛表示“我所提出的创作理论...
...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
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
有人说，梁思成将北京城的建筑物都加上了个大屋顶，是对于毛泽东等统治集团坚持在
故宫周围插上众多高塔，破坏古都天际线而不得不做的妥协，屋顶盖上去，与原有的古
典宫殿建筑搭配，还不至于太过突兀。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复古”的典型而被批判并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都
被没收。1972年，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有人说，梁思成将北京城的建筑物都加上了个大屋顶，是对于毛泽东等统治集团坚持在
故宫周围插上众多高塔，破坏古都天际线而不得不做的妥协，屋顶盖上去，与原有的古
典宫殿建筑搭配，还不至于太过突兀。
从深恶痛绝“大屋顶”的建筑改革者，到亲手在北京城中插上一幢幢的大屋顶，再到自
我批判自己盖的建筑浪费民脂民膏，是国家社会的罪人，梁思成的心境如何，后人也不
得而知了。
从中共的斗争史上，各种专业人才上台接受批判，被迫自己打自己脸的纪录，可说俯拾
皆是。在政治面前，专业算个屁？
至于台电这位处长的“良心”自白，有多少可信度、多少是出于服务当权者的需要而发
，大家就自己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