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眼中的辛亥革命”诗文选》
重新认识一下殖民时代蒋渭水、赖和、张深切、吴浊流、张我军、李友邦、叶荣钟等无数台湾人勇敢反帝反殖的这一面。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台湾人为之而喜，为了祖国革命成功、鼓舞台湾反抗殖民统治而喜；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台湾人为之而泣，为了中国两岸革命运动失去领导人而泣。”。
1、连雅堂
〈祭延平王郑成功〉
中华光复后之年壬子春二月十二日，台湾遗民连横诚惶诚恐，顿首载拜，敢昭告于延平郡王之神曰：於戏！满人猾夏，禹域沦亡，落日荒涛，哭望天末，而王独保正朔于东都，以与满人拮抗，传二十有二年而始灭。灭之后二百二十有八年，而我中华民族乃逐满人而建民国。此虽革命诸士断脰流血，前仆后继，克以告成，而我王在天之灵，潜辅默相，故能振天声于大汉也！夫春秋之义，九世犹仇；楚国之残，三户可复。今者，虏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维新，发皇踵厉，维王有灵，其左右之！
（选自黄季陆，〈连雅堂先生与祖国革命之关系〉，《传记文学》，13卷4期，1977年4月，页33）
2、罗福星
〈绝命歌〉
独立彩色汉旗黄，小万横磨剑吐光。
齐唱从军新乐府，战云开处阵堂堂。
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
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
枪在右肩刀在腰，军书传檄不崇朝。
爷娘妻子走相送，笑把兵事行解嘲。
背乡离井赴瀛山，扫空东庭指顾间。
世界腥羶应涤尽，男儿不识大刀还。
弹丸如雨砲如雷，喇叭声声鼓战催。
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
勇士飞扬唱大风，黔首皆厌我独雄。
三百万民齐愤力，投鞭短吐气如虹。
青年尚武愤精神，睥睨东天肯让人。
三州区区原小弱，莫怕日本大和魂。
军乐悠扬裂唤鹅，天风情长感慨多。
男儿开口从军乐，且唱台疆报我仇。
东来客族雷我原，驱逐夷蛮我国尊。
白种更传黄褐身，何虽今日此争存。
〈祝我民国词〉
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着边疆。
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
孙真国手著光唐，逸乐丰神久既章。
仙客早贬灵妙药，救人于病身相当。
〈寄爱卿诗〉
人世因缘万劫空，欧风亚雨表英雄。
笔花不详江郎梦，辜负神娥夜夜风。
五夜西风一段情，月光人影两分明。
台湾那有春秋别，连理枝头善感情。
浑身冠剑看如何，国步艰难感慨多。
走马告归华盛顿，耳还嘲以自由歌。
传语却敲无线电，留声且喜自音筒。
于今造就飞行器，不似双星一夜逢。
（选自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1985年，台北：帕米尔，页45-46）
3、张深切
〈剃头〉
“一九一二年，清帝宣统逊位，改元中华民国，袁世凯任大总统，中国的革命算是成功了。三百年来打不倒的异族政权，终于垮台了。这件事给予台湾的冲击不小。”
“民国二年，父亲也决定把我们弟兄的脑袋维新──剪掉辫子，并送我们上日本学校接受日本教育。在要剃发当儿，我们一家人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忏悔子孙不肖，未能尽节，今且剃头受日本教育，权做日本国民，但愿将来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发以报祖宗之灵。”
“及至西来庵革命发生后，日本政府认为台湾人的祖国观念，非撤底摧毁不可，才依据什么条例，以警察令施行强制剪发，凡六十岁以下的男子都得剪，不剪的人警察可以代剪，如有反抗的可以按‘违警例’取缔。”
（选自张深切，《里程碑（上）》，1998年，台北：文经社，页84-85）
〈伟大的孙中山〉（歌词，HOME, SWEET HOME谱）
中华柱石
我中华孙中山
打倒满清
尽力革命
四十余年到处亡命
四十余年尽力革命
唔，孙中山
最为伟大
孙中山最伟大
（选自张深切，〈扑火〉，《里程碑（上）》，1998年，台北：文经社，页351-352）
〈向革命先烈祈祷〉
“在天的革命先烈──余清芳、罗福星以及其他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惨杀的众同志，你们虽然英英烈烈地在战场上或在斗争上牺牲了。……我以十二万分的虔诚向你们祈祷，请你们保庇，请你们的英灵也继续奋斗，努力破坏敌人的势力，使我们容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湾革命成功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选自张深切，《狱中记》，1998年，台北：文经社，页126）
4、苏新
〈武装抗日的末期〉
“苗栗事件：祖国反满革命对台湾的影响日益普及，时有新竹厅苗栗牛桐庄人罗福星发动全岛抗日运动，以谋实行台湾独立。……这一次事件，直接对日寇的打击，虽因事泄而不大，但是在开始以组织的力量反抗日寇这一点上，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在提高台湾人民的民族革命意识方面，亦存很大的影响。”
（选自苏新，《愤怒的台湾》，1993年，台北：时报，页60）
5、王诗琅
〈罗福星事件〉
“尤其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这时期正值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的前后，在大陆发生的民族革命的浪潮，已越过了台湾海峡，打到沦入异族统治下的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些革命事件或多或少，大都曾受了它的影响和刺激。特别是罗福星的苗栗事件，根本就是参加过祖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革命党人所领导的。”
“罗福星在台湾北部筹备革命的时候，中南部也先后发生了四起的抗日事件，日人后来把它们和罗福星革命案并合办理，称为苗栗事件，这四起的事件发生地点和主动人物如次：一、台南关帝庙李阿齐；二、台中东势角赖来；三、新竹大湖张火炉；四、中部南投陈阿荣。这些事件的领导者都是受了辛亥革命的刺激，企图驱逐日本人的。”
（选自王诗琅，《清廷台湾弃留之议──台湾史论》，2003年，台北：海峡学术，页121-123）
〈余清芳事件全貌〉
“本案发生于新旧时代交错的过渡时期，革命党人虽然一面利用迷信，藉神托佛（他们或者真的如此相信），发给神符；一方面却宣传中国革命军将渡台与日人开战，这显然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也显出台人对祖国的向心力如何强烈。”
（选自王诗琅，《余清芳事件全貌──台湾抗日事蹟》，2003年，台北：海峡学术，页134）
6、李友邦
〈台胞未忘祖国〉
“割台后的数年间，暴动事件领导者，都以返归祖国为号召，这不必说；即数十年后，革命者亦莫不以此为依归，尤以国民党革命以后，更为殷切。……由上述所引，都可见一九一二年代的革命者，就声声以中国为己国，日人数十年的苦心教育，实在并未发生若何的效力。……文中（编按：指余清芳发表的《谕告文》）虽多莫名其妙、不知何指之句？然其革命必须以中国为号召，则可一读而知。盖全岛人民愿望如此，不得不然的。”
（选自李友邦，《李友邦文粹》，2004年，台北：海峡学术，页75-76）
7、黄玉斋
〈台湾革命史〉
“我们要讲一九一二年刘干的革命，黄朝的革命，陈阿荣的革命，和罗福星的大革命；以及于一九一三年张火炉的革命。李阿齐的革命及赖来的革命在这两个年间竟然起了七次的革命！真是前仆后继，这种愈挫愈奋的精神，震动了全台人心，使稍有血气的人，都投身于革命党的旗帜底下。我们细心研究这两年革命的前因后果，都和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我们汉民族在中原的大革命成功，很有绝大的关系！……素称富有革命遗传性的台民听见了祖国──中国的革命成功，三百六十万的台民无不雀跃起来，因此，便产生这七次的革命运动。”
（选自黄玉斋，《台湾抗日史论》，1999年，台北：海峡学术，页279-280）
〈抗日运动〉
“一九一一年十月，我国革命军于武昌起义，推翻清廷，成立民国，台人闻讯无不欣喜，而恢复台湾之志，愈呈炽烈。”
（选自黄玉斋主编，《台湾年鉴（六）》，2001年，台北：海峡学术，页1990）
8、杨克煌
〈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武装起义〉
“一九一一年冬，当台湾人民获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者的时候，都当作是自己的天大喜事，有着说不尽的喜悦，人人奔走相庆，家家户户都焚香祝告自己的祖先。……一九一二年初，南投新寮庄刘干组织台湾革命党，为庆祝反清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号召人民响应祖国革命，举行起义，驱逐日寇。”
“嘉义、民雄地方农民（雇农）林朝和黄老钳，在听到祖国辛亥革命的消息后，就在台南地方组织革命党，宣传祖国革命的消息，并号召人民起来响应。”
“南投义民陈阿荣，愤恨日寇的侵略及其血腥统治，日夜思念祖国，即以‘光复台湾’为号召，联系各地爱国志士，发展祕密组织，打击敌人。这个组织因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得到迅速发展。陈阿荣等抗日领袖，密谋在辛亥革命周年时动员人民起来庆祝，同时发动起义，消灭敌人。”
“尤其是在反清的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台湾人民更深刻认识到：唯有强大起来的祖国，才能够协助台湾人民摆脱殖民地奴隶的命运。所以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台湾人民明白必须团结起来，积极配合、支援祖国人民的革命，参加全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台湾人民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和真正的解放。”
“正值台湾人民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抗日情绪高涨的时候，罗福星被派到台湾进行革命活动。……罗福星烈士是个有民主思想的民族革命家，他在台湾传播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把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与这时期中国人民初期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这对台湾人民起了一定的革命思想的启蒙作用。”
（选自杨克煌，《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1999年，台北：海峡学术，页79-82）
9、《台湾省通志稿》
〈反日行动〉
“我国之国民革命，得国父孙中山先生伟大号召力；于民前一年，推倒满清政府；翌年元旦，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南京；改元为民国元年。此消息传到在异民族统治下之台湾，台湾人莫不括目西望，兴奋异常。”
（选自林熊祥主修、黄旺成纂修，《台湾省通志稿．革命志．抗日篇》，2002年，台北：海峡学术，页86）
10、陈木池
〈双十节〉
武昌起义黎元洪，一电欢飞气若虹，
十七省疆民响应，三千世界汉歌风，
六街铺户燃鞭炮，四野蒭荛拜上苍，
期得马关今雪耻，青天白日耀瀛东。
（选自《台南文化》，8卷4期，1968年9月，页4）
11、叶荣钟
〈南京谒中山陵〉
云海茫茫路几千。首都今日拜先贤。
瓣香默祷邦基固。不诉辛酸五十年。
（选自叶荣钟，《少奇吟草》，2000年，台中：晨星，页181）
〈留学生民族的自觉〉
“辛亥革命以前，祖国祇是使人泄气的存在，不但不能做台人的靠山，反足以增加台人的耻辱，日本人辱骂台人的口头禅就是‘清国奴’。所以一部分留学生在东京，常有一种自卑感，尽可能去掩饰自己的身份，虽然其志可鄙，其心情却是可悯的。《警察沿革志》说：从来这些在京留学生，努力与内地的风俗习惯同化，对于社会问题、政治运动等并无深切的关心，虽被支那留学生或朝鲜人学生指为‘唯唯诺诺屈从于日本统治下’而加以嘲笑，亦不敢抗辩。但是智能的开发，遂使其对于事物能够有批判的看法。一面又因民族自决主义的影响，及由此而发生的朝鲜‘万岁事件’
或支那革命的新展开等的刺激，学生的思想倾向为之一变，主张‘台湾非成为台湾人之台湾不可’相倚相集唤醒民族意识，酿成转向于图谋台湾人地位之向上、运动争取自由解放之机运。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使留学生心中燃起希望的灯火、激发民族意识、消灭自卑感，对祖国的向心力滋长茁壮，同时对祖国的强盛抱有信心，把台人争取自由、获得解放的殷望寄托在祖国的将来。甚至有些被称谓‘祖国派’的留学生，主张回大陆去为祖国的建设效劳，俾祖国早日强盛起来，台人的解放才有可能。”
（选自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2000年，台中：晨星，页98-99）
12、吴浊流
〈我最景仰的伟人〉
“在京时，有一个节日，我拜谒中山陵并做了两首诗：
东方廿纪一豪雄，帝制驱除唱大同
遗嘱精神今昔感，满园春色有无中
未成革命身先死，长使斯人泪不穷
今日紫金山下过，停车拜谒仰英风
陵庙堂堂半岭留，精灵常在护民忧
钟山今尚腾王气，一望中原四百州”
“我想国父出生入死，建国的大业，令人可歌可泣的史实汗牛充栋，最可怜的台湾人因沦陷脱节，大多数都不晓得这样事蹟。若是将这样故事编入传记小说给国人读，国父的精神更容易亲近。”
（选自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1977年，台北：远行，页7-8）
13、林保罗（孙中山美国友人林百克之子）
〈救主孙中山〉（苏兆骧译）
从前管辖中国的是：
满州人、蒙古人、鞑靼以及其他种族，
中国人受尽了无限的荼毒，
只到孙中山先生才起始反抗的啊。
把驱除国内的蟊贼做党底职志，
佢们奋劈一呼：
满清倒了，
新中国就产生了。
他是抗拒北兵唯一的人物，
他是轻视佢们唯一的人物啊。
中山先生的朋友袁世凯，
（一个狡猾而奸诈的小人，）
很冠冕堂皇地承认，
愿和中山先生襄成治国的大事。
中国人民希望治国的心大热了。
他竟大著胆子，
把政权交付给袁世凯，
交付给那个狡猾而奸诈的恶魔。
当中山先生飘然远引于海外，
袁世凯的觊觎的心暴露了，
他盗窃了国人生命靠托的财宝，
他拥有不义的财产和姬妾，
他竟把国人献给的救主中山先生的酒，
供他一己滥饮。
中山先生归国了，
他和党人驱逐了袁氏的军队，
一年一年的过去，
国贼忽起忽灭，
救主却劳瘁而死了，
四万万人民哀感呼号也无用了。
你们要永远纪念著中山先生，
他是威武不能屈的，
他做了许多光荣的事业，
使百兆的人民得着解放和自由。
但是，朋友，
国民党仍是在驱除国内的蟊贼哩。
等著吧！等著吧！外国的人们啊，
中国是正在澄清宇内哩，
等著吧！
中国的底澄清时期快要到了！
（选自《台湾民报》，1927年）
14、丘念台评林祖密
“革命不难，舍富贵而革命为难；舍富贵而革命不难，能审国族，辨忠节，而舍富贵以革命为尤难。台湾林祖密者，盖能此尤难者也。”
（选自邵铭煌，《探索林祖密：新印象、新风貌》，2009年，台北：海峡学术，页101）
15、日本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
〈考察台湾社会运动的基础观念〉
“领台以后在我（编按：指日本）统治之下，亦因民族偏见，每每有少数地痞无赖煽动此一民族心理，而造成了多次暴动。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年）匪乱祸根清除后，上述革命思想，仍然支配着民心；每逢日支对立危机，或我国处于战时面临事变之际，或受支那革命发展的刺激，便爆发出武装蜂起事件。”
（选自王乃信等译，《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2006年，台北：海峡学术，页4）
16、蒋渭水
〈中国国民党之历史〉
“现在中国革命的业绩完成了两件伟大的事业，即根除君主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国民党创立于民国八年，然而中国革命并非始于民国八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上述两件大事业的坚强有力的国民党决不是偶然间由天而降的，必然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和奋斗。……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驱是孙中山先生。从他立志革命之日起到民国十四年逝世止，正好四十年。”
（选自王晓波编，《蒋渭水全集（下册）》，2005年，台北：海峡学术，页515-516）
〈哭望天涯吊伟人〉
“因为他是自由的化身。腐败至极的满清，专制虎狼的满清，丧权辱国的满清，罪恶贯满的满清，内则压迫虐待国民，外则卖国卖民。孙先生生逢这样浊混之世，身处重重压迫之下，四十年如一日，为自由而苦斗苦战，推翻满清，引率国民，驰驱于革命而争自由，近又倡设国民会议，宣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求再摆脱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之一切压迫。”
“因为他是热血的男儿。汉民族的血是冷的，二三百年的中间很柔顺地被少数的满清人支配着，一任满清剥削，一任其欺凌，一任其卖国卖民，弄得国不成国，民不成民，故孙先生忍耐不住了，于是起来而反抗了。”
“因为他是正义的权化。……当此廉耻丧尽、天良沉沦之时，只有孙先生与其部下的一部，堂堂挂著三民主义，为奋斗而战争。他的眼中只有三民主义，只有正义。他于四十年间统为正义、为主义而战。”
“呵！你残忍刻薄的死神哟！你真的把我们这位自由正义的战士，历史上的大伟人夺到死的国去吗？可是孙先生虽死，而三民主义是还活着，自由正义是永远不死的，他的热血还热腾腾地涌著，而且永远涌著！泰山顶上的钟声停了，但余声还嘹亮着。酣睡着了的人们也渐渐地醒起来！”
（选自《台湾民报》，3卷10号，1925年4月1日）
17、赖和
〈孙逸仙先生追悼会挽联〉
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
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原遗恨定难消。
〈挽词〉
当四万万同胞，酣醉在大同和平的梦境中，生息在专制忘我的传统道德下，嬉戏在豆剖瓜分的危惧里，使我们晓得有种族国家，明白到有自己他人，这不就是先生呼喊的影响么？
破坏的已经破坏了，建设的亦在途程上，可是人们的躯壳虽说不能永保，生命也自永远无穷。
先生的精神久嵌入在四万万人，各个儿的脑中。
使这天宇崩、地轴坼、海横流、山爆烈、永劫重归，万有毁绝，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空间，永远永远的不灭。
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
（选自《赖和全集．杂卷》，2000年，台北：前卫，页58）
18、翁泽生（泽生）
〈哀悼中山先生〉
“我们知道中国的革命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不是中山先生包办的革命，我们相信中山先生虽亡，中国的革命运动是决不死的！但是他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伟大的人物，为被压迫者而奋斗的民众的最伟大的领袖，中国平民的唯一指导者。”
“中山先生虽死，中山主义决不死！中山先生虽亡，民众运动决不失败！”
“我希望中国的民众更加奋进！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达到中山先生的目的，能够得到一种的强烈的刺激和教训来革新中国的社会以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呢！”
（选自《台湾民报》，3卷11号，1925年4月11日）
19、张我军（一郎）
〈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想我们弱小民族，只求有人替我们吐露平素的积愤，就能得到无限的慰安了。孙先生实在是我们所崇拜的，他是弱小民族之“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历史，他一生为自由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弱小民族而奔走而尽瘁。他出来的声，就是自由、正义之声，又是弱小民族悲鸣之声。唉！现在他已和我们长别了！我们往后当自奋，以报先辈的崇高的遗志！”
（选自《台湾民报》，3卷10号，1925年4月1日）
20、《台湾民报》关于孙中山逝世相关报导
〈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
“但若果中山先生真的弃我们而长逝，这不但是中国的不幸，并且是东洋的不幸，全世界的损失！去年我们的世上才失了一位世界的伟人，俄国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伟人，中国的大革命家从此世夺去，那死的神也未免太无情了。”
（选自《台湾民报》，3卷6号，1925年2月21日）
〈孙文没有死〉
“哈哈！好了！我们为中山先生庆祝，更为中国四万万的国民庆祝！更为东亚的大局，世界的前途庆祝！弱小民族万岁！万岁！”
（选自《台湾民报》，3卷7号，1925年3月1日）
〈台湾人不该哭孙先生的死吗？〉
“呜呼！中山先生逝矣！民国的元勋！汉民族的领袖、东亚的大明星、世界的大伟人，这是孙先生可独享的荣誉。……孙先生不独为一个民国的革命家，他的对东亚的亲善和世界的平和也非常努力了。又且对弱小民族的解放也非常尽力了。所以孙先生可称谓民国革命的元勋、世界的平和神、弱小民族的救主了。……热泪是悲伤之极由心内流出的，那禁得住泪洒满襟呢？唉一伟人的死，我们台湾人不该放声大哭？怎么也不该吞声，滴数点的悲伤泪吗？”
（选自《台湾民报》，3卷11号，1925年4月11日）
〈孙中山先生二周年的纪念会〉
“蒋渭水氏演说孙先生之历史及其主义，并说孙先生临终的时，尚连呼：和平、奋斗、救中国数十声，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纳孙先生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
（选自《台湾民报》，第150号，1927年3月27日）
21、戴季陶
〈孙中山和台湾〉
“民国七年，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停留期间，由于革命失败，不得不离开广东他去。第一站到汕头，然后经由台湾赴日本。这时，我们总理孙先生心内有一个意图。也就是顺路到台湾，和台湾同胞见见面，趁机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义，唤起台胞的民族意识，鼓吹台胞的爱国精神。当总理赴台的消息传出时，台湾同胞极为高兴，准备用万分的热诚欢迎他。但日本政府──台湾总督却拒绝总理和台湾民众的接触。”
“当总理病状极沉重时（总理逝世二十日前），我曾经到北京探望他的病。当时，总理向我谈起有关日本的若干事。其中，有三项极重要的事。总理说：‘我们对于日本，有三个最低限度的主张。一是废弃日本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让台湾及高丽两民族实行最低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不应反对苏联的政治政策，也不阻止苏联和台湾及朝鲜的接触；这是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由这件事，亦可看出总理虽在病中，却仍爱护关怀着台湾同志，同时，亦始终留意于台湾同胞的革命策略问题。在台湾，我们当前的革命运动，要把目标放在设立议会和自治政府。这
就是总理在病中告诉我：‘希望把它作为中国达成完全独立的一种方法。’”
（选自王乃信等译，《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2006年，台北：海峡学术，页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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