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报导者》The Reporter
2.记者署名:文字/孔德廉 曹馥年
摄影/陈晓威 林彦廷
3.完整新闻标题:
COVID-19下的农业现形记
小社会里的替罪羊──几无容身处的农村感染者，艰难复归路
4.完整新闻内文:人情网络紧密的小社会里，染疫的消息传递飞快，对确诊者而言犹如双面
刃。（农村情境图，非当事人所在社区）（摄影／陈晓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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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朋友、邻居全都不见了，变成大家互相攻击。我在想，不是大家要一起对付病毒吗？
怎么变成大家恨来恨去？”
从彰化到屏东，农村疫情意外成为台湾COVID-19社区传播的重灾区：5月彰化县溪湖镇大规
模群聚事件、6月屏东县枋山乡Delta变种病毒感染，在传统社区里紧密的人情网络里，疫调
和足迹公布后的确诊者隐私保护薄如纸；防堵病毒时村民配合度和防疫效率虽高，却也筑起
强大的排挤力道，“指标个案”即便痊愈，在社区里竟难有容身处。
农村里感染者的处遇映照出，高效率的防疫工作一不小心就会越过人权红线，群体与个体利
益冲突之间，需要更细腻的思考。
她怀着负罪的心：“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来弥补？”
听到门口传来许久不见的招呼声，胜男（化名）才从反复诵念经文里回神。她的反应不是赶
去迎接，而是回过头来向屋子里头冲，戴上随手可及的口罩，顺手再拿酒精将自己从头到脚
都消毒了一遍，才敢探出头来查看。
从5月初成为COVID-19的确诊者后，几乎没有人会来她家串门子了。粉色的葡萄纸箱生了灰
尘，一落一落堆在门边，集合成一堵亮色的墙，将内外空间分离。过往应该是拣果、打包、
分装的忙碌时刻，而今胜男的注意力只集中在电视里的早课梵音，这是不用接触到人、而能
“回向社会”的选择。
“大家会怕，因为我让这个地方变成这样，还害到别人的小孩，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来弥补，
做义工之类的人家也不敢靠近我。”
身为一名盘商，胜男会定期向溪湖镇的农民们收购果实饱满、带有紫黑色泽的巨峰葡萄；挑
选装箱后，再开着车一路北上兜售。20多年来一直是如此，她与丈夫走遍北北基桃，将溪湖
骄傲的葡萄包装成礼盒，送进北部人的肚子里。因为主打新鲜、产地直送，送货时间没得拖
延，生活成为一趟又一趟漫长的公路旅行，夫妻时常在货车上倒头就睡，省钱也充电，隔天
再继续上路。
买卖带回的收益，拉拔3个小孩长大，家人得以温饱。在种植技术精进、葡萄成为高经济作
物后，平稳的价格也让胜男有余裕把房子整理得漂漂亮亮，在午后阳光透过天井直射下来的
温暖环境里，持续打拼下一个20年。
但南来北往的生意不只带来收益，也带回病毒。在北部发生大规模群聚感染后，胜男正好踏
入万华，那是疫情爆发以来最严重的社区传播热点；她知道疫病的危险性，葡萄送到客人手
中就要离开，但是难得的机会让她停下脚步。
“市场里的人说要多订葡萄，我想就多等一下，看对方要多少。大概待了20分钟吧，我猜就
是这段时间感染到；要是货交完就走，就不会变成这样了。”她至今仍懊悔叹息。
病毒跟着胜男一起回到彰化后，迅速在她广阔的社交圈里传播。先是1,300多人参加的婚宴
、母亲节聚餐，再到社区活动和歌唱班；最终，一共造成彰化地区112人染疫，4人死亡，她
的家中也有多人确诊，并匡列20个以上的场域与3,757人可能接触者，埔心乡、溪湖镇、永
靖乡3个乡镇各级学校短暂停课。该起感染也成为继万华后，全台规模第二大的群聚感染事
件。
丢垃圾、遭恐吓、被退群，一家承担全村怒火
彰化县溪湖镇马路边一处褪色的葡萄招牌。（情境图，非当事人所在社区）（摄影／陈晓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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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胜男准备入院治疗前，她染疫的消息已经迅速传开。
隔壁里的里长声称为保全里民的安全，亲自开着小货车在村落巡回。他的车顶架了一台大声
公，广播大声地在村落里不断放送：“卖葡萄的XX确诊了，麻烦大家注意家里的健康安全。
”
由于此举涉及“散播疫情、传染病之谣言或不实讯息”，违反《传染病防治法》，里长在第
一时间遭到送办，恐面临百万罚金。有人认为里长的举动是对确诊者的二次伤害，也有人举
双手赞成，广播可以提高居民警觉，是对防疫的加分。讨论并没有结果，最终检方认为广播
内容是事实，且确实是为了公卫需求，予以不起诉处分；但个资的透明已经让胜男一家的返
家之路变得特别漫长。
几周后，她痊愈出院。夜里，先是有人拿了几袋垃圾到她家门口泄恨，纠纷一度闹上派出所
；接着是一张胜男一家老小的全家福，不知为何开始在当地的社群媒体和手机中流传。大家
都说：“确诊的就是她，是她们一家害了彰化。”
在当时的反复报导中，“葡萄妈妈”和“葡萄家族”的称呼，则是加强了确诊者与葡萄的连
结。民众对“葡萄带病”的恐惧，使得整个彰化葡萄产业恰好在收成之际大受影响，果农订
单大减，基层怨声载道。
距离溪湖镇10公里外的大村乡，兴丰果园园主吴中兴就抱怨，一直报导葡萄妈妈，影响真的
很广，其他葡萄农也受害，因为一直放送大家就会怕。短短几天内，他的葡萄销量下滑2成
，还必须特地开课向顾客解释，葡萄不会受动物性病毒影响、箱子有消菌杀毒很安全等。为
了让消费者安心，果农们想尽办法要消除各种谣言和疑虑，但还是比不上不实讯息传递的速
度，连远在二林的葡萄农们也受到波及。
很快地，胜男一家得要承受整个村落的怒火。
有人打电话来要她滚出村子，本来长期合作的农民告诉她，不会再把葡萄交给她，手机里一
个一个群组也把她踢除，留下“你已不是群组成员”的讯息，让她在现实和虚拟的两个世界
都陷入孤立。甚至，有染疫者的家属打电话来要求要她赔偿。
“那些朋友、邻居全都不见了，变成大家互相攻击。我在想，不是大家要一起对付病毒吗？
怎么变成大家恨来恨去？”
胜男不能理解，也怪自己，说事情变成这样，一定是自己的运气差，导致新房子的气不好，
甚至认为一切都是自己不识字害的。
“当初没北上打拼就好了” 逃不出自责循环
作为台湾葡萄生产重镇，溪湖的葡萄产业文化馆却已歇业，留下广场前斑驳的葡萄图砖。（
摄影／陈晓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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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识字，才想要外出拼。早年，她们顺着1980年代经济蓬勃的荣景，在路边摆摊卖葡萄
，望着川流不息的车阵，心想过路的客人就能带来不错的金流。
一箱箱的葡萄换来基本收入，前提是必须像木头一样杵在摊子上，紧盯每一个购买的可能。
胜男记得不远处是一个香肠摊，为了讨生活，大家同是马路上的钉子户，日日夜夜都在路旁
度过；但是工作时间长，香肠摊的夫妻没时间陪伴子女，要不就是得把小孩也一起绑在摊位
上，没有太多空间。
胜男的子女正好就读幼稚园，是准备向外探索世界的时刻。“我该像香肠摊夫妻一样黏在这
里吗？”她反复质问自己。
在那个崭新的1990年代，林强的〈向前走〉对外发表，歌曲融入摇滚曲风，打破传统悲情调
子，一席“阮欲来去台北打拼，听人讲虾咪好康的拢在那”的歌词，为当代青年绘制了一幅
前途光明的异乡蓝图。台湾经济起飞，一切嗅起来都有改变的味道，胜男也很快决定要外出
打拼。
于是她向农民认购了80箱的巨峰葡萄，请两个叔叔帮忙载货到台北卖。因为新鲜、便宜，两
个小时内销售一空，这是在溪湖要花好几天才能办到的事情；接着数量再慢慢扩大到100箱
、200箱，然后变成夫妻两人自己开车送货。产地今天采，最慢明天葡萄就会送到北部市场
，每次出车前，夫妻俩都会一箱一箱地检查是否有烂果影响品质。
胜男说，她从来不会把次级品掺入箱子里，那是坏习惯，做这种小买小卖的乞丐生意，就是
要扎扎实实，不能骗人。
靠着这门生意赚到钱，也赚到平稳的生活。即便自己不是当地人，但嫁到溪湖35年来，自己
的孩子在这里平安长大，胜男总是喜欢跟大家交流，鸡婆的个性也是这样养成的。
感染爆发后，她开始自我检讨，或许就是这样的性格坏了事。母亲节那天，她特地去市场买
了很多小番茄，洗完装成一篮一篮请大家吃，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才酿成感染。还有歌唱班
，20几个成员确诊，因为大家都共用同一支麦克风，胜男铁了心，认为整个村落的染疫责任
都在她身上。
自从事情发生后，她整天都在问：“是不是当初不应该北上打拼？”还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
事情才“歹运”？在没办法工作的日子里，胜男花了很多时间在读经，想要赎罪、改运，想
要重新开始。
但她已经养成习惯，说话的同时，总是会回头注意萤幕上的监视画面，她要确认5个角度、
多支镜头里的行人，路过到底有何居心。
一方面是担忧，一方面是觉得愧疚。她说，过去镜头曾经拍到那些来她家里丢垃圾的人，现
在照到空荡荡的角落，则是隔壁修车厂的位置。“几个礼拜隔壁都没生意，我猜也是被我害
的，自己没生意做不要紧，害到别人，难怪人家会怪我。”
胜男的处境，跟全台湾累计1万5千多名确诊者有些异同。相同的是在于痊愈后留下些许后遗
症，日常走动会有些晕眩，有时感到畏寒、有时则变得非常怕热；不同的是，另一支隐形的
病毒在她身上留下浓浓的罪恶感，整个村落的愤怒让她无地自容，问到未来的打算，被口罩
紧紧包覆的胜男沉默许久，给不出答案。
“我不知道，快要承受不住了，可能会搬走，不认识字就是这样，”她无奈说。
他们面对看不见的毒：“我已经好了，但别人看我的眼神全变了”
彰化葡萄家族事件一个月后，一支传染力更强的Delta变异株，落在台湾尾的屏东枋山。恐
慌与歧视，也同样迅速在这个台湾尾端的小社会中四处流窜。
屏东县枋山乡今年6月爆发本土Delta变异株群聚案件，所幸防疫人员与乡民同心协力，让这
只难缠的病毒未往其他县市扩散。（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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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秀英（化名）的爱文芒果开始转红，住家附近的百余棵爱文芒果树，是她与同居人
铁雄（化名）晚年的经济靠山。秀英说，虽然这种植面积远低于其他果农的规模，但两老每
年最主要的收入，就靠这一年一度的收成。非芒果产季的日子，就由身体状况较佳的她出外
帮农。
6月6日，秀英侨居祕鲁多年的亲戚带8岁的小孙子回台湾，到枋山的娘家居家隔离，地点就
在与秀英家紧邻的透天厝。那几天秀英都在自家的“亭仔跤”整理芒果，只见到亲戚两次，
先是某天她看到亲戚将垃圾放在家门口，她认为那个位置不明显，清洁队看不到，想帮亲戚
拿去丢，被亲戚阻止；再来就是亲戚祖孙上防疫救护车送医前。双方交谈时都有戴口罩，且
间隔1、2公尺。
由于秀英、铁雄的身体逐渐禁不住粗重的体力活，秀英在北部就读高一的15岁孙子明浩（化
名），趁学校远距教学期间回到枋山，帮秀英与铁雄采收芒果。
明浩回到枋山的6月11日，铁雄已一连多天感到浑身不对劲、特别虚弱，怀疑自己是不是被
什么“卡到”，决定到台南佳里一间宫庙问事。枋山交通不便，也没有出租车队营运，没有
车的乡民想远行，习惯叫当地的自营出租车（白牌车），铁雄因此请同村的自营出租车司机
阿发（化名）载他去，但症状没有缓解，18日又请阿发载他跑一趟。
一周后，阿发因为发烧就医确诊，秀英与铁雄、明浩都被匡列为接触者采检。收到确诊通知
当下，她才知道原来那阵子的不适症状，来自“电视里面报的”陌生病毒。
确诊当下，阿发立刻配合公卫、检警调等疫调人员，完整回溯病发前的足迹。他染疫的消息
迅速在枋山传开，确诊病例集中的枫港、善余村全村总动员，互助找出可能与阿发有接触的
民众，让疫调人员在短短一天内完成匡列。屏东县政府随后关闭枫港、善余村的营业场所、
大规模筛检、施打疫苗，成功阻绝这只高传染力的病毒继续扩散。
（延伸阅读：没有医院的小乡镇，守下传播力最强的变种病毒──枋山Delta病毒抗疫记）
“遇到了没办法”，默默承受农损与骂名
国内虽以案号代称确诊者，不过在当事人的生活圈，或人情紧密的小乡镇中，染疫者的身分
通常不是祕密，让当事人的生理、心理、生计、人际关系受到多重打击。（情境图，非当事
人所在社区）（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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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乡镇的团结与紧密人情，成为高效率防疫的重要基石，却也让确诊者身分成为不能明说却
众所皆知的“祕密”。民众还来不及完整认识这只短短几天内从陌生到切身的病毒，心中就
已烙下深深恐惧。既然病毒看不见，种种惊惧与责难，就尽数投射在痊愈者身上，甚至害怕
他们还有传染力，让全村再经历一次疫病威胁。
由于村里的诊所、药局、市场菜贩都因秀英确诊前的足迹而被隔离，秀英从朋友口中听到村
里的耳语，责怪她“生这种病还到处跑”，她形容，自己似乎变成一个人人都害怕的魔鬼。
“没有人会故意传播病毒，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被感染。受害（确诊）者已经很痛苦，还要
被骂。”
枋山乡卫生所护理长兼主任戴凤琴说，今年初雨水少，枋山芒果比往年晚一个月收成，6月
中旬正值采收高峰。农村的人际往来原本就密切，病毒在这个时间点爆发，正好是一年当中
最忙、多数居民没空寒暄的时期，其实间接防止了疫情扩散。
但对秀英来说，产季推迟与疫情爆发时间点的重叠，为她与铁雄今年的生计带来巨大冲击。
她被送医时，园里的芒果只采了一半，等她与铁雄2、3周后出院，余下的一半已经落果、腐
烂。“损失大概4万多元，人家看起来可能不多，对我们两老来说是一笔大钱，”秀英说，
“没办法，心胸要放开，或许这笔钱跟我们没缘分，把身体顾好就还有明年（产季）。”
“我歹运啦。”秀英这样总结自己的遭遇，她说，她不想追究自己是被谁传染、怎么传染的
，遇到就遇到，“能健康出院就好了。”
回忆住院期间，秀英说自己咳得厉害，但没有明显发烧，经过药物、给氧等治疗，症状逐渐
缓解。但出院后，她走路、做家事都会喘不过气，约过半个月才缓解。铁雄出院至今，依旧
虚弱。明浩虽没有明显症状，但病毒量一直降不下来，住院6周后，Ct值才达到解除隔离标
准，在8月初返家。
意想不到的后遗症
枋山这起群聚事件共有17人确诊，其中9人与阿发有接触，让他成为“指标性个案”。他在
超商当店长的太太、年近9旬的母亲，以及母亲的看护，还有和他一起吃面、泡茶的友人，
都感染了。
住院期间，阿发打了一针单株抗体，只有轻微发烧、全身疲倦，像历经一场重感冒。17天后
，他康复返家，但体力大不如前，说话时间长了就会晕、喘。更多他想不到的后遗症陆续浮
现，出院后几天，他外出买东西，觉得别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人家怀疑地问我可以
出门了吗？村长来送慰问物资，还有人要村长别跟我讲话。”
他母亲出现肺部塌陷，住院多日；太太出院后仍会畏寒、喘不过气；老友也被他传染，30年
交情出现裂痕。“我当然对他们过意不去，但我那时没有症状，否则哪可能和他们接触！”
阿发激动地说著：
“无妄被感染，又被异样眼光看待，真的很呕。而且我现在已经好了、干净了，还有抗体！
不过以后还有人敢坐我的车吗？”
现在在枫港、善余村走一圈，居民都严实地戴上口罩，“以前有些人会露出鼻孔或只戴到下
巴，很多农民只用包巾遮，因为热到戴不住；现在不用（我们）讲，就戴得很好，”戴凤琴
观察。
寒暄频率也少了，“会怕啊！这种看不到的（病毒）最恐怖，街上都没以前热闹了。”一位
年轻爸爸紧紧牵住女儿的小手。
替罪羊现象：现代“村八分”，高人情密度伴随的排挤压力
农村社会里，因互助或公共事务等需要，邻里接触非常频繁且密切，形成一种密切的共同体
。（情境图，非当事人所在社区）（摄影／陈晓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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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绍华长年从爱滋、毒品与汉生病（由麻风分枝杆菌所引起的传
染病）等疫病的角度，探讨社会中的污名与歧视。对于像彰化溪湖和枋山果农COVID-19感染
者的处境，她以日本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来比较诠释。
她指出，早年日本农村地区流传一项“村八分”的习俗，村民若违反了当地社会约定俗成的
伦理道德时，会遭全然的排斥与流放。刘绍华解释，所谓的“村八分”，是当地共同生活的
十种必然（包含成人礼、结婚、生产、看病、房屋改建、水灾、祭拜法事和旅行）中，这些
被排挤与流放的村民，有八成活动都会被全村排除在外，只剩下两分：火灾与丧礼发生时才
提供协助。因为火灾可能蔓延，尸体不下葬可能导致瘟疫，这两种情况若不协助，会危及全
体村民。
刘绍华提到，这波疫情下与日本学者交流时，对方也再次提及这种古老传统对现代日本社会
的影响：COVID-19疫情发生前期，染疫的人不得已必须搬到其他地方去住，因为在当地已无
法生存。而这样的状况，类似这次台湾农村社会里对染疫者的歧视，她以“替罪羊”来比喻
这些感染者的处遇，即便染疫罹病错不在己，他们却被动承担社会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
根据长年对地方的研究，刘绍华认为，在人情密度很高的农村社会里，有时候，排斥与歧视
时常伴随出现，亦容易对“替罪羊们”的人权造成侵害。她提醒：
“从疫情来回头检视我们的社会，不管传统文化有什么约定俗成的规范，如果还能容忍这种
远古至今寻常人性中展现的不可爱的一面，那么伤害的不只是个体，而是说明了台湾还不是
一个具备成熟法治和公民社会精神的社会。”
公卫难题：人权与防疫的平衡支点，在于强化社会支持力量
溪湖镇葡萄园里毁损的网布。（摄影／陈晓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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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群体利益为考量，强化疫调、寻找源头、公布足迹，是扼制疫情散播的重要工具。但长期
观察医病与权力关系的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副教授雷文玫直指，“人权与公卫政策中间
的平衡如何拿捏，向来都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雷文玫坦言，最完美的状态，当然是不需要透过接触潜在风险者就找出疫病传播链，如此便
能最大程度地维护确诊者的隐私；但台湾现实的状况是，5月社区感染达到高峰，高传染性
的病毒让个案迅速增加，人力有限的状态下，有限度地去公开确诊者足迹，让相关接触者能
自我警觉，出面接受筛检，是不得已的作法。
雷文玫提到，2015年韩国爆发MERS，当时政府着重保护确诊者隐私，却因管制不当造成疫情
扩散，最终造成31人死亡。该起案件促成修法，让公部门有权利用GPS来定位确诊者；演变
至今，当地一但出现COVID-19确诊者，其周围的人都会收到短信通知，政府网站上并会详细
标注确诊者的年龄、性别、数位足迹等，引发不少争议与歧视。
但在人权与公卫间，攻防界线究竟该拉在哪里？
“20世纪初期‘伤寒玛莉’的例子，可以给我们作为借镜。如果只想要透过牺牲人权的方式
去实践公卫，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那些被感染的人会更加退缩不愿意就医，毕竟被歧视的
后果可能远比染疫的后果更加严重，”雷文玫指出。
要保护疫情中的弱势，首重当然是保护隐私，这样的做法对相关当事人是最省事的；只是一
旦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为了跟时间赛跑，就得有隐私外的考量。那么更重要的，便是要加
强反歧视的力道。雷文玫解释，现今的《传染病防治法》第11条其实有明文规定，对于传染
病病人、施予照顾之医事人员、接受隔离治疗者等，其合法权益应予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
歧视。
“但这完全不够，法律是底线，除了法条以外，社会支持是更强的力量。如果将个案的特征
标示出来，便容易将确诊者凸显为‘他者’，只有他们这个职业、这个地方的人会得病，反
而降低大众风险意识，导致防疫行为松懈。”
雷文玫强调，疫情其实是一次机会教育，让社会上一场公卫伦理的课，因为歧视中的每一个
个案都会是一次最坏示范，会破坏医病之间的合作；假如大家都能重新看到确诊标签之外的
人性，将这些染疫的人视作为“我们”牺牲自由的群体之一，或许就能扭转歧视所带来的威
胁。
病毒重创了人心，“痊愈者照顾指引”刻不容缓
战胜病毒之后，“重返社会”对许多COVID-19痊愈者而言，是一条艰辛之路。（情境图，非
当事人所在社区）（摄影／陈晓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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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那时候，隔壁乡镇听到从枫港、善余来的就咇咇掣，有诊所不愿让我们看诊，商店不
欢迎我们购物，我们也不太敢主动跟人家说自己是哪里来的，完全能体会万华人的心情。”
疫情后，《报导者》记者再回到枋山枫港、善余村采访，村民受访时仍向我们吐苦水，还有
人开玩笑反问：“你们现在跟我说话，不怕喔？”
7月，痊愈者陆续返家，枫港村长林荣吉会接到村民“通报”说有痊愈者在外面趴趴走，他
得一再解释对方已无传染力，“而且他们当初也不想生病啊！”
卫生所联系康复者后续追踪，“他们最怕复发，还有2、3位反映会喘、异常疲累，但肺部功
能是正常的，”戴凤琴告诉痊愈者，根据国外研究，COVID-19后遗症会持续3到6个月，只要
血氧量正常就可安心。
“疫情给我很深的感受是，传染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改变人的心理，以及人与人的相处模
式。”
戴凤琴说，痊愈者返家后，邻居家人都怕他，他自己也怕得不得了，生理、心理、社会需求
都需专业介入，国内却欠缺照顾指引。
COVID-19疫情发生至今，国内累积15,900多名确诊个案，已有近9成患者解除隔离，但指挥
中心尚未对解隔离民众规划长期追踪治疗，目前也仅有3间医院筹设痊愈者照护门诊。
无论是彰化的胜男或是屏东的阿发，痊愈出院后，身体多少留有一些后遗症，但强大的社会
压力正不断挤压他们的身心，让复归之路走得更加艰辛。着眼这种状况的发生，戴凤琴因此
认为，COVID-19的后遗症是场长期战，拟定痊愈者的照顾指引，与防疫同样重要。
5.完整新闻连结 (或短网址):
https://bit.ly/3kX42bU
6.备注:
咇咇掣：phi h-phi h-tshuah，形容害怕发抖。
这篇叙事让我想到之前在研之有物看到过关于羌族毒药猫的故事，里面的文章也蛮不错的，
推荐给各位乡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