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际上，该文系因应清明节，由温家宝前国务院总理撰写的。
难道其中有“刺耳”的事实，使得文章不被准许转发呢？
这边附上原文，供各位自行判断吧：
我的母亲
（一）
妈妈走了。她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人间，回到生养她那片土地上。
妈妈还在，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她深深爱着的学生们中，活在她眷恋的乡亲们中。
妈妈名叫杨志云（曾用名杨秀安），1921年农历11月14日生于天津北郊宜兴埠。父亲杨凤
翔（作者的姥爷，编者注），是名村医，靠开个小药铺维持生计；母亲杨马氏（作者的姥
姥，编者注），家庭妇女，不识字。
妈妈可能是姥爷、姥姥领养的孩子，人们都这么说，可妈妈至今不肯讲。姥爷、姥姥待她
像亲闺女一样，谁也不愿再提这段往事。
妈妈生在苦难的时间和苦难的地方。
宜兴埠是津北重镇，自古是由津门去宝坻和冀东的必经之路，这一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攻守
天津的军事要地。
近代以来，由于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宜兴埠长期处于灾难之中。妈妈童年时，家乡已是
穷苦不堪、民不聊生的乡村。村子里是土道、土房、土炕，庄稼亩产不足百斤。
人们多从事荞麦皮、麻杆、秫秸、香草等买卖，艰难度日。
一首民谣道出了当时的情景：
住土房、睡土炕，男人外经商、家中无米汤，孩儿哭叫饿、女人泪汪汪，麻杆换来玉米面
，糊弄肚皮度饥荒。
1936年，姥爷因病去世，年仅45岁。药铺靠姥姥一人经营。姥姥请了山东两个姓赵的伙计
，帮助料理药铺。除开药铺外，还租了“聋十爷”（姓杨的一户地主）的10亩地。
那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天津郊区进行了夺取平津的“假想敌”式的大规模演习。六七千
名日军从宜兴埠外西北到东南，形成半月状弧形包围圈，枪声、炮声大作，许多庄稼和农
田被毁。老百姓不敢出门，庄稼不能收割，生意不能做，生活困苦，衣食无著。
1937年4月22日，日本侵略军全面侵占华北的战争迫在眉睫，决定修建临时飞机场，为向
天津空运兵员和物资做准备。地址选在宜兴埠村东南。当时许多农田被毁，许多农民被抓
去干活，使宜兴埠又一次受到损害。“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的开始。
1937年2月至1938年1月，父亲在宜兴埠士范小学任教。这期间，父亲和母亲恋爱结婚。
1938年4月，父亲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史地组（后改为史
地系）。那一年妈妈生了第一个儿子，爷爷给他起名光华（光复中华之意），不幸仅活了
一岁，因患肺炎而夭折。
1942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六），妈妈在国难中又生下了我。爷爷心疼，给我起名“家
宝”。那一年，日寇在华北大扫荡，津北一带也成了他们“清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
地方。
10月的一天，一股日寇进入宜兴埠，将全村老小集中村西南广场，四周架起机枪对着村民
，威逼交出八路军。妈妈抱着刚出满月的我挤在人群中，惊恐万分。鬼子吼叫着，扬言不
交人就开枪。场院一片寂静，妈妈怕我哭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
在兵荒马乱中，药铺开得不安宁。伪军、国军常来骚扰。一天下午，妈妈正在屋里靠着窗
户的地方用木盆洗衣服，一只狗卧在外面窗下，妈妈并未看见。突然来了一群伪军，开枪
把狗打死。妈妈埋头洗衣服，没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枪声把她惊呆了，放下衣服，半天
说不出话来。我被吓坏了，紧紧抱住妈妈，躲在她背后。这时，只听到外边一片狂笑声。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解放军攻打天津。国民党守军为了空室清野，扫清
射界，下令放火烧毁了津北70多个村庄的农舍，致使14万村民毁屋丧家。宜兴埠被烧民房
200多间。爷爷全家住在西下坡，房子全部被烧为灰烬，1926年办的士范小学也被烧得荡
然无存。姥姥家和她的小药铺没有幸免。
已是年过半百的姥姥随村民仓惶逃难，在路上把随身带的一点积蓄全部丢失。看着经营多
年的小药铺没了，家没了，又身无半文，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悲痛欲绝，痛苦多日，自
此一病不起，于1949年逝世，终年51岁。
那些日子里，妈妈要服侍姥姥，又要照顾我，还要处理小药铺的后事。我看得出来，她的
心情很沉重、很难过。
（二）
妈妈好强、自立、向上。
解放前，为了苦苦支撑起这个家，妈妈到处找工作，先后在宜兴埠士范小学、天津县七区
中心校任教。她深知每份工作都来之不易，因而十分珍惜。抗战胜利前后（1944年7月至
1946年7月），她曾在天津“马大夫医院”护士学校学习，后因我无人照管而辞职。
妈妈上学不多，为了找工作，曾上过师范专科学校培训班、簿记夜校。三十多岁的人，又
要操持家务、管教孩子，又要上课、写作业。1954年，她忍痛离家，和一群年轻人赴甘肃
支教。在天水伏羲小学当一名教师，一去就是大半年。那一年我才12岁，刚上初中。爸爸
上班，无暇照顾我，晚上还要和爸爸一起做饭。就在那时，我学会了蒸窝头、熬稀饭。三
岁的妹妹寄养在五姑奶奶家。
妈妈1959年到东门里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她年轻时读书多，语文基础坚实。
她的学生于亚回忆：
我们语文课一直由杨老师教。同学们很喜欢上她的课，从拼音识字开始，到读书作文，每
堂课都讲得清清楚楚。朗读课真的把人带入课文中，几遍下来基本上就能背诵了。她腹有
诗书，最爱讲故事，让同学们懂得做人的道理。
学生孙秀庭回忆：
杨老师为我们打下的基础异常严格、扎实。记得老师有一根教鞭，至今它点在黑板上的“
哒哒”声有力地回响在我耳边。往深处理解，老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给我们
灌输做人的道理，处事的准则，渐渐地，我们班具备了一种班风：它是被学习的风气引导
的、自觉自律的、注重道德品质的。
于亚问：我们身上是不是都具有一种为一个信念献身的精神？
我说有，会为某种崇高美而感动。如果为一个正义的事业去战斗，即使献身也在所不惜—
—即便到了这个年龄仍然是这样。孙秀庭答。
妈妈到了九十多岁高龄，她的学生仍然惦念她。他们在事业上有成就了，但他们在一起的
时候还经常提到杨老师：
我们的杨老师到了人生九十多的高龄，我们仍然是有老师在的孩子，这是我们人生一大幸
事。
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学生们这样回忆老师。
（三）
妈妈是个极富同情心的善良人。
妈妈同情穷人。
宜兴埠庙前邻居韩家是贫农，孩子多，生活困难，偏偏全家都患上肺结核。妈妈从年轻时
就和他们家是朋友。解放后，韩家只有一对姊弟（韩玉琴、韩富奎）在天津。妈妈在自家
生活窘迫的情况下，照顾这对孤儿，直到姐姐在国棉七厂找到工作，弟弟在天津35中毕业
，当上体育教师。韩富奎在35中上学时无处可住，妈妈让他住在自己家中，九平方米的小
屋本来拥挤不堪，又添了个大小伙子。
我家居住的西门里大街达摩庵前胡同，是社会底层市民生活的地方，他们都靠劳动和经营
而生活，收入低微，勉强度日。随着时间的变化，这里的房屋愈来愈破旧，道路愈来愈泥
泞，胡同越来越混乱，居民越来越拥挤。
刚搬来时，胡同里来了一户读书人家，人们相待都很客气。称父亲“温先生”、母亲“杨
老师”。父母亲为人老实，待人谦和，与每家相处得都很好。
房东刘奶奶，孤身一人，无亲人照顾，靠租赁院里两间房子和一点积蓄为生。我家租住院
里靠外的一间北房，住了四十多年。妈妈对老人很好，房租虽贵些，但一直按时付款，还
时常给老人送点东西。院落、茅厕、厨房收拾得利利索索。“文革”期间，我家被“疏散
”到农村；“文革”后又回到这里，直到街区拆迁才搬家。
胡同邻里许多人家都是妈妈的朋友。他们当中有蹬三轮车的、开拔丝作坊的，开酱园的，
还有孤儿寡母。父母与他们交往不深，但彼此相处是热情真诚的，有时还互相帮助。这里
没有职业和文化的隔阂，没有虚情假意。多年来，父母没有与一户人家闹过不和。这种关
系一直持续到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当家里受难时，街坊悄悄同情我们，在晚上没人
的时候撕去胡同里给爸爸贴的大字报，没有一户落井下石的。
记得，那时家里饭菜很简单，每顿饭一般只有一个菜，很少吃肉。有时让我到肉铺买上两
毛钱肉，还要说明要肥瘦，这就是改善伙食了。遇到年节喜庆之日，家里吃顿“捞面”，
妈妈总是端著满满一碗面条，放好炸酱和菜码，给邻居一家家送去。这是妈妈对邻里的心
意，也是她待人的热忱。
附：
深切怀念尊敬的奶奶
吕国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一
忽闻奶奶启西行，
泣不成声梦更惊。
奶奶音容笑貌在，
我唤奶奶语轻轻。
二
乱局乱时半世纪，
度荒度灾几磨难。
宅心仁厚彰慈善，
援手义勇师圣贤！
三
精勤治学更求真，
言教身传诲语谆。
督导儿孙尽使命，
亲民爱国最坚贞！
四
备茶谈笑情关切，
把手送迎怜爱悠。
唤我小吕卅五载，
我思奶奶一千秋！
（作者自1985年开始与奶奶相识，一直得到奶奶深情关怀）
（四）
妈妈一生简朴，活得清白。
解放后，1950年，爸爸、妈妈和我搬到天津，租住只有几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可谓家徒四
壁，身无分文。爸爸的工资每月仅37元，可光房租就要8元（一袋面粉钱）。这间小屋伴
我们全家几十年，其间家里又添了妹妹和弟弟。妈妈省吃俭用，我们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
。就是这样，工资上月接不到下月，每月还要借点钱。那时，爸爸有个小本子，专门记帐
用的。
我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简朴的生活习惯贯穿一生。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妈妈给我做了双新布鞋。那天，我高兴地穿上新鞋上学，不巧
下学时正赶上大雨。我到家时，妈妈冒雨倚门等候，远远望着我光着两脚走路，手里抱着
那双新布鞋。她赶忙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在雨中，我望着妈妈，她流泪了，
满脸是泪水和雨水。
人穷志不短，妈妈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记得天津刚刚解放，城里
无安身之地，家乡房子已毁，爸爸、妈妈带着我回到宜兴埠，暂借一远房亲戚的一间房子
住，我在爷爷租用村中杨家下场仓库作校舍的士范小学继续上学。
一天，我在街上捡了一分钱放在衣兜里，被妈妈发现了。她边打边问钱是哪儿来的，竟把
一个扫帚打散了。从那时，我就懂得一个道理，不是自己的钱一分不能要。这个道理我记
在心里几十年，一次都没违反过。
妹妹比我小9岁，她上幼稚园经常是我接送的。一次下学回家，她带回了一个布娃娃。妈
妈追问她是从哪儿拿来的，她只是哭，硬是说不清楚。妈妈让我带着妹妹立刻把娃娃送回
园里。到幼稚园才弄清楚是园里给每个孩子发的。
妈妈脾气不好，对孩子从不溺爱，十分严厉。现在回想起来，妈妈在我小时候对我的教诲
，让我终生受益。
妈妈是把这样的事情作为道德的根本，严格要求全家。天津刚解放那年，爸爸考入华北人
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市工商局工作一段时间。当时，正值私营工商企业改造时期
，爸爸的工作需要同私营工商企业者打交道。妈妈非常警觉，经常嘱咐爸爸千万不能收人
家任何钱和物。爸爸非常老实，从不沾惹是非，更不拿人一分钱，结果，在以后的“三反
五反”运动中，自身干干净净。
妈妈一生结交的都是同事、邻居、普通百姓，从未高攀过一个当官的。1978年在农村待了
近10年才得以落实政策，回到原来的家——达摩庵前胡同那间狭小破烂的小屋，在这里一
住又是15年。1985年我调入中央，妈妈从未因我的升迁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没有打我
的旗号给家里办过任何事情。妈妈和爸爸一生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全靠微薄的工资度日
，死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积蓄。
（五）
妈妈坚强而有主见。
从我记事时起，就看到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得她操心、拿主意。爸爸一生艰辛、坎坷。他经
历新旧两个社会，在沧桑世事中，安分守己，只希望活得太平，但终于也没有逃脱政治的
漩涡。1959年“审干”期间，因“历史问题”，他离开了多年的教师岗位，被“限制使用
”。开始在农场劳动，后来到校图书馆工作。那些年，家里仿佛出了大事情，妈妈忧心忡
忡，又要劝解爸爸，又要照料全家。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落在我们家中。爸爸被揪斗，关在学校监视居住，停发工资。大字
报从家门贴到胡同。妈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先给爸爸留足伙食费，自己亲自送到学校
。她不放心这点钱能否送到爸爸手中，非让造反派给收条为据。1970年，全家又被强制疏
散到农村。先是要全家到内蒙古五原（妹妹当时在通辽下乡），当时父母已年过半百，实
难带幼子适应那里的环境。经反复交涉、多方联系，后改迁到天津市北郊区小淀公社劳动
，一待就是六年。粉碎“四人帮”后，爸爸调到天津北郊区宜兴埠九十六中学做教员。
1978年11月5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作出关于父亲政治历史问题的覆议意见，认为“文
革”期间的审查，“未发现新问题”。1979年6月26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又撤销1958
年作出的《关于对温刚限制使用的意见》。1982年办理退休手续，1986年改为离休。
父亲能忍，但有个性。我刚满周岁时，正赶上日寇清乡、扫荡，行人过道卡，均要严格盘
查，不准带一粒大米。有一次，妈妈因奶水不够，让父亲买点米带回家。天黑了，爸爸怀
揣一包大米过路卡，日寇持枪盘查，非要搜身不可，父亲宁死不依，差点被刺刀挑死。
“文革”期间，父亲被关在学校，经常遭受野蛮的“审讯”和打骂。一天，造反派一拳将
父亲的脸打肿，眼睛被“封”得看不见东西。父亲忍无可忍，指着心口说：“小子，朝这
儿打！”
他虽然有些倔强，但常念及全家老小，能忍非常人所能忍的苦痛，变得更加少言寡语。没
事时，经常抄写古诗词或报刊中有意思的文章，以解惆怅之情。
妈妈最理解他，仿佛只有她能窥见他内心那些难以言表的思想和感情。她从不埋怨父亲，
反而总是宽慰和体贴他。他们相濡以沫七十五载。
父亲没有留下什么，他把艰辛、苦痛和挚爱都带走了，走得那么安详，仿佛这个世界就给
他这条路。
（六）
妈妈教我做人。
妈妈爱读古书，经常给我讲岳飞、文天祥、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故事，也讲我熟悉的长辈
往事。她做家务时，我常缠在她身边，她边做活边给我讲故事。妈妈常说，人要努力、向
上。她总是把做人、志向、责任同刻苦、认真结合起来，使我深切懂得人不仅要有作为，
首先要学会做人。妈妈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我常边听边落泪，下决心为国家和人民
而努力学习，做一个有气节、有学识、有本领的人。每每忆起妈妈说话的神情和至今难以
忘却的话语，我从心中油然萌发一种崇敬和感激之情。
对于我担当大任，妈妈是忧虑的。我手中一直保存母亲的两封信。一封信写在2003年11月
，我刚担任第一届总理的时候；一封写在2007年10月，我即将担任第二届总理的时候。
第一封信写道，“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没有任何靠山，家里更不用说了，
得来多么不易。你的性格是力求完美，但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很难做到完美。”她
要求我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万记住孤树难成林。”
第二封信写道，“过去五年的成就是你用心血换来的，来之不易。后五年的工作是艰难复
杂的，继续保持，谈何容易。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百姓，经济又是这么错综复杂，许
多事情都要你一一完成，其效果能达到一半，就谢天谢地了。这么多事，你一个人肩膀有
多宽能承受得住？这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平平稳稳渡过五年难关。”
妈妈的心在孩子身上，也在国家身上。她每天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她从不过问我的
工作，但经常用各种方式告诉我群众的反映，提醒我注意。
2009年2月2日，我在英访问期间，专程到剑桥大学发表演讲。那一天，雪下得很大，剑桥
礼堂座无虚席。我演讲的题目是《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我以充满感情的话语，向师生
们介绍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演讲博得阵阵掌声。
临结束时，出现一个“插曲”。一名西方模样的学生扰乱会场，大喊大叫，并向主席台扔
鞋子。我昂首站立，不为所动，表现出冷静和镇定。会场安静后，我讲道：“这种卑鄙的
伎俩，是不能破坏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潮流，是
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我的话引起会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我不知道就在这一刻，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直播的母亲，因担心儿子和受到刺激，而突
患脑血管栓塞，从此视力减退、说话困难、行走不便。那一年母亲已88岁高龄。
我退休了，在中南海工作了28年，其中担任总理十年。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做官”
本是偶然之事。我奉命唯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受事之始，即常作归计。
退休之后，回到妈妈身边，我的心情很高兴，但看到她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又感到难受
。八年来，我很少外出，经常陪伴她。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妈妈的爱，妈妈的恩情是无法报答的。她的许多教诲已经
渗透到我的细胞中、融入我的血液中。人们之间许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
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诚、朴实和善良的情感和心灵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
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难中的勇气，看他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关键时刻的担当精神，就
可以窥见他的真实。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
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
、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妈妈给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