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别人怎么说的好吗，很多google资料都查的出来，
前台大医院院长李源德说的，有兴趣可以去google看全文。
此时不只一次提出警讯，研拟出“当SARS疫情扩大蔓延时政府的因应措施与建议方案”，强
可是卫生主管机关却不能洞烛机先，只着眼“社区感染”之防备，光是为了SARS可否列入法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医院爆发集体感染开始，防疫工作节节败退，接下来就像兵败如山倒
4月22日，台北市卫生局证实和平医院出现集体感染，共有医师、护理人员、技术人员及洗?
和平医院在SARS期间爆发集体感染，最终导致封院。
我心一沈：“完了，台湾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网已经破了！”不仅医护人人自危，社会大众更陷入集体恐慌，大家疯狂抢购口罩、消毒水，SARS仿佛看不见的幽灵，随时威胁著每一个生命。
4月23日，本于“专业礼遇”的原则，台大医院主动积极地将和平医院2名病情较严重的医护人员转来台大，并在卫生署追踪下，对61名员工及12位病人家属施以居家隔离；这一波疫情创下了SARS进入台湾后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纪录。
4月24日下午1时，卫生主管当局“师出无道”，在没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况下，竟然仓促宣布“和平医院立即封院”，上千位医护人员及病患、家属被强制“关”在医院中，没有足够的隔离防护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传染性的环境下坐以待毙。透过媒体现场直播，我们不断看到和平院内失控的场景，医护人员不甘被遗弃，有人抗命不从，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着玻璃窗拉布条哭诉：“我们为什么要照护SARS病人？”其他科别住院病人家属则焦急的守候在封锁线外，担心家人的安危，场面岂是一个“乱”字了得？当时变调的医护秀确实让人伤心，但政府“不给武器的战役”
却更荒谬。和平封院的决策过程，只能说草率无度，进一步的功过是非，相信历史终有评断。
“一步错，全盘皆输”，和平封院，未能封锁病毒，曾去过和平的病患纷纷隐瞒接触史，形成隐性感染源，疫情如滚雪球般愈滚愈大，
4月29日先是邻近的仁济医院封院，中兴医院也爆发疑似感染，台北马偕、北荣、三总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时有接触感染传闻。同时，因病人交叉感染牵连，高雄长庚、高医、高雄荣总也陆续爆发群聚感染。
陈静秋护理长、林重威医师染煞病逝，发烧病人如潮水涌进台大急诊
4月26日，台中中国医学院附设医院出现国内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医界几乎人人自危。
5月1日，和平医院护理长陈静秋女士不幸病逝，成为第一位染煞过世的白衣天使。
5月15日，和平医院林重威医师也因病情恶化，转院国泰医院殉职，结束年轻宝贵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
这些噩耗不断传出，台湾上空如同鬼魅降临，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盘，人与人隔着口罩彼此猜疑，一声咳嗽都会挑起每个人的敏感神经，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区，也将我归类为“危险人物”。至于台大医院，从四月底开始，急诊处人声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发烧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涌入；病人对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们的医疗人力及环境空间明显超载，却又不忍见死不救。
总计从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筛检761位SARS个案，经诊断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筛检人数达40人，诊断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暂留急诊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
喷洒防SARS药物。
图片来源：天下资料
台大总共约一百床观察床的急诊部，并没有独立的空调病房，60多位医师及70多护理师，每天都在高压力的环境下工作，已经接近崩溃。我们陆续实施多项紧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调度：断绝院际交流，暂停主治医院到其他医院兼外支援，禁止调回轮调外院的医疗人力，以切断院际感染的机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员减少聚集及走动，尽量定点工作。
(3) 口罩调度：第一线医护人员戴N95口罩，其余人员全部使用外科手术口罩。
(4) 发给非医疗同仁每人一支体温计，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关闭东址部分病房，将西址病房规画为SARS病患住院治疗专用病房。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当我们试图将疑似或可能病例转往他院时，得到的回应永远是“我们没有隔离病房”或是“隔离病房满了”，绝大多数医院仅是冷眼旁观，盘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别上门”；
当时有医院甚至在门口张贴海报，台北市中心有家医院，竟然挂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请安心来院就诊”的昭示，真是百年难见的乱世奇景。
我清楚记得4月25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点半紧急召集多家医学中心院长共商对策，因为医学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对抗SARS，若能合组团队更好。没想到我一踏进行政院的会议室，劈头就听到当时所谓“医界大老”的院长及林口长庚医院院长，以叫嚣的口吻称道：“这些是你们公家医院的事，与我们私人医院无关！”，令人不敢相信。
当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义副院长英明卓处，强力约束各家医学中心共体时艰，可能有关SARS的防治工作，将仍由几家公立医院独撑！“置身事外”，是这些医院所奉行逃难的原则；我们的卖命演出，还落得长庚前主任委员吴德朗在回忆录中，揶揄我们因应SARS各样措施是“作秀”。
5月8日开始，台大急诊医护人员陆续出现发烧症状，
5月10日感控小组向我报告，急诊暂留区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无比沈重：台大有无可逃避的社会责任，不能把病患拒于门外，但身为院长，我必须保护每一位员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牺牲他们的宝贵生命，不能让急诊成为院内感染的温床，“更不能让台大变成下一个和平医院！”台大如果发生大规模感染，国内疫情势将失控，冲击与震荡将难以想像，我该怎么做？排山倒海的压力让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诉自己，不能让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将辞职负责。
心中有底之后，当天我召集相关主管紧急商议，决定以公馆院区疏散病患，净空急诊内科暂留区，以进行封闭、隔离与消毒的紧急防疫。随即动员急诊部主管及医护人员调度病房，漏夜模拟疏散病患至公馆院区的作业流程。
5月11日上午终于净空急诊内科暂留区病患，中午开始进行完全善后，我同仁上上下下埋头苦干，无任何怨言或退怯。
SARS期间，民众抢购口罩。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SARS肆虐，连门把都验出病毒，关闭急诊净空消毒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缓和，甚至在门把上都验出了SARS病毒，我与院内应变团队开会后共同决定，“台大要关闭急诊，决战境外”。
我以电话向卫生署SARS总召集人李明亮教授报告这项决定，李明亮当时非常不谅解，一直问我：“可以不关吗？这样民众会大恐慌！”我以没有转缓的态度向他说：“真的没办法，我不能逞强。”我也向他说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尽量让冲击降至最低。当天晚间九点，台大便暂停急诊服务，全面消毒净空，这是台大创院一百零八年史无前例的。
当天夜晚九时，为稳定社会信心，特别约请欧晋德副市长、李召集人，并会同感染专家及副院长们，在台大医院第一会议室郑重向全国宣布台大医院关闭急诊服务，平稳而诚恳地将SARS疫情周知大众，以专业高度让民众安心，所以未衍生社会的恐慌。我从来未曾有片刻考虑个人的历史定位，“宁可自己背负历史骂名，也不能让台大同仁折损一人。”
事实上，在SARS疫情恶化之后，我就收拾好行李，准备住进医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难。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尽瘁，也就死而后已。”不过，后来在副院长林芳郁教授极力劝阻，他担心同仁会因此产生更大压力，并且拍胸脯保证，一定会“稳住”急诊疫情，要我晚间还是驻家联络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头。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启急诊的两星期内，我们获得台北市政府欧晋德副市长的大力协助，积极增设户外发烧诊疗区、负压隔离病房、发烧诊疗区独立X光摄影设备、严格区分病患动线、进行流量管制、加强教育训练等，同时也拟定复原计画，实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疗、病房分区治疗、员工与病患体温监测、访客限制等院内保净措施。
5月23日，危机到达最高点，台大列管严重病人达91人，隔离人数高662人，因为实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仅有的负压隔离病房早已额满。为了做最坏的打算，我也请同仁拟出万一台大全面封院时的应变计画，幸而在全体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医院终于控制住疫情，度过难关，重新再起。回想这段暂停急诊的决策过程，我仍认为无悔无愧，当时要是没有壮士断腕，SARS疫情势将难以收场。另一方面，台大对于SARS病毒的相关研究，也如火如荼进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进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药物。4月2日，台大医学院及医院共同在最快时间内，组成两组防治SA
RS的研究团队：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团队：由内科部主任杨泮池召集，积极进行实验室工作，确定SARS病毒的类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医疗团队的临床研究：由张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医疗诊治方法”，提供全国各医疗院所参考应用。
当急诊重新开放，不过一星期时间，全台又送来966位发烧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们就通报了138例病例。但台大医院在稍微喘息之后已经站稳抗煞脚步，一步步逼退凶猛的敌人，没有再发生院内感染的病例。时序来到炎热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温协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声。
6月6日，台大医院获得行政院颁发“抗煞有功”医疗团队奖座，我内心百感交集：从3月8日台湾发现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卫组织正式宣布台湾从SARS感染区除名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严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国3％的微薄医护人力，承担40％的SARS病人，这期间无人擅离职守，推托卸责，大家同舟共济，心手相连，救人为先。过去台大获奖无数，这座奖却是用血汗及生命换来的，殊荣属于全体台大人。
SARS考验了当时台湾医疗体系、防疫制度，更如照妖镜般反映人心。
SARS像一面照妖镜，现出人性的自私与坚毅
回忆抗煞过程，我每天一大早进行全院广播，传达最新的资讯，加强信心喊话；另外也走到第一线，抚慰重装防护的医护人员，并利用病房视讯关怀隔离住院同仁。我让同仁感受到：他们并不孤单，医院会尽全力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患难见真情，一向“羞涩不敢求，孤傲不会给”的台大人，因SARS来犯而打破藩篱，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现也感动了冷漠的社会，多少人写来鼓励的卡片为我们加油打气，多少善心人士踊跃捐输物资，甚至企业领袖赞助研究经费，这些有形无形的力量，都是对抗SARS最有利的后盾。
当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镜，将人性的自私照得无处遁形：有人为了重利囤积防护物资，不顾医护人员安危；有人无视居家隔离令，不顾可能散播病毒而四处走动；有人歧视医护人员子女，强逼停课转学；然而医界也有人选择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医界大老”串连大型私人教学医院，向政府施压，要求将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医院”，以免影响“生意”。这是后来仓促设置“国军松山医院”的后面背景。在抗煞战争中，叶金川教授在和平医院封院状态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稳住抗命诸多医护人员及病人，是真英雄。他曾批判台湾“时间正在流失，社会还卷在政
治热潮，无法自拔”。SARS席卷台湾时，正应验这个评判。这场战疫中，卫生署长、防疫处长和北市卫生局长先后下台。在监察院约谈时，涂醒哲署长指称高估基层卫生单位、医疗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现漏洞。我则认为，中央及地方不同调，政治角力，多头马车，不能尊重专业主张，官大学问大，贻误时间，不能有效指挥财团医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决定民众进入医院不必量体温，还落得召集人谴责，威吓将引用传染病防治法处罚台大医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许多医院排拒病人，但是后来健保局的医院补偿，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营运收入损失，以及领取抗煞有功的奖牌，这些医院不落人后，不也实在讽刺！回忆乱世众生相，我有感伤，有感动，有感慨，更感谢老天，让台大在前所未见的挑战中浩劫重生，继续迎接更多的试炼。
引述《maxmaster ( Corleone)》之铭言：
: 这件事有几个角色
: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01/4311347
: 中文就自己看看吧
: 第一个是时任卫生署长涂桑
: 早在4月初，为了让台湾进入世卫组织，当时卫生署长涂醒哲提出了“三零”口号，还大
: 张旗鼓地举办了一场国际研讨会。这一切看在苏益仁眼中，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之前他已
: 告诉了涂醒哲，有关曹女士及和平医院一事，台湾应该已出现了第一个本土型SARS个案。
: 不过，听者藐藐，这场国际研讨会还是照常举行
: 第二个角色是 邱淑提
: 由于苏益仁对实验室检验结果，深具信心，他坚持要把曹女士视为待审病例。并在4月15
: 日分别以电话通知台北市卫生局长邱淑提以及新光医院，希望台北市政府千万不可掉以轻
: 心，审慎处理此个案。而新光医院则需再送一份检体，让昆阳实验室进一步确认此案。
: 相较于动作明快的新光医院，台北市卫生局的漫不经心，却让苏益仁感到有些气愤。他连
: 续打了两次电话给邱淑媞，结果秘书说局长不在，等到隔天上班再说，随后又再打第二通
: 电话，对方还是说邱淑媞没空。
: 4月16日苏益仁终于与邱淑媞直接对话，他郑重地警告，曹女士就是SARS患者，和平医院
: 应当紧急处理，立即隔离与曹女士曾经接触过的医护人员
: 第三个角色是接替涂醒哲的陈建仁 苏益仁等等防疫人员
: 重新将台湾防疫将过去历史经验进行重整 与台湾不分党派的医疗人员
: 疏理出现行的防疫作法
: 不管如何 就算今天本土+20好了
: 也不能否认 现在台湾防疫在全世界各国肯定都在前3
: 在此特别感谢 台湾全体防疫人员的辛劳
: 现在最重要还是只有一件事 戴好口罩 勤洗手
: 也特别谢谢台湾防疫人员
: 以下每10推 200p 重复不发
: 一路发到台湾时间 13:00
: "谢谢 台湾防疫英雄 感谢有您"
: 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