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
报导者 THE REPORTER
2.记者署名
文字／李雪莉 杨智强
3.完整新闻标题:
大驱逐──不再需要外媒的中国？
4.完整新闻内文:
今年2月与3月，中国政府连续两波驱离驻京美籍记者，中美之间因贸易战和疫情加剧的外
交战，让新闻记者陷入前所未见的威胁。但如果把视野再拉深些，2012年对外媒记者来说
已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有红线”到“处处红线”，从“被请喝茶”到邮件、笔电、
云端硬盘都很可能被监控。
《报导者》采访了数位日本、美国、新西兰籍的长期驻京记者，并盘点这些年里中国与外
媒间的互动变化。究竟，中国对媒体的控制程度与自己膨胀的民族主义间，有什么关联？
习政权与外媒间恶化的关系，会如何影响读者“看见”中国？
2002年到2012年间曾在中国驻点的外国记者，一定难忘那10年间，中国在政权的限制下，
曾短暂骚动勃发的公共领域，不论是《南方周末》、《财新周刊》，或2009年开始活跃的
微博，一种自由的氛围在酝酿中。
尤其是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三里屯南街4号的“老书虫”书
店，这里经常举办外国记者和中国自由派作家的系列讲座，像是写过当代中国三部曲的记
者兼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中国现实主义作家阎连科等，都曾在这栋枫叶红建筑
里座谈。其中不少讲座，还是由“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 FCCC）所举办。
那时FCCC有不少探触各种言论底线的活动，前仆后继前往中国采访的驻点外国记者到了北
京，就在老书虫等地点密集交流。2019年底，老书虫结束营业，人去楼空的违章建筑，象
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自由的破口，也慢慢被遮蔽。
中国日益恶化的言论环境，其实在2012年前后渐渐浮现。
2012那年，3个重量报导和媒体不约而同地遭到压制：
总部在卡达的《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宣布被迫关闭驻北京英文记者站，该公司驻
中国记者陈嘉韵成为1998年来第一位被中国政府驱逐的外国记者；当时不少人猜测她是因
为刘晓波、中国劳工权益等敏感话题而被拒发签证。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撰写的〈温家宝总
理家人的隐祕财富〉，让当时《纽时》网站在中国被屏蔽，《纽时》记者的签证也短暂受
影响，外界认为颇有示警的意味。
《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记者傅才德（Mike Forsythe）写了〈习近平百万富豪
的亲属 揭发权贵阶层的财富〉调查报导，但他后续相关的调查文章却被《彭博新闻》编
辑台压着不出，一家人也受到中国的恐吓，而《彭博新闻》的母公司担心在中国生意受影
响，傅才德也被撤职（注）。
而这种情况来到今年，更是炸了锅。
2月，先是《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因该报的一篇评论 〈中国是真
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让旗下3名驻京记者被
中国政府吊销记者证、被迫离开。而3月18日另一次更大的驱逐行动出现，中国要求《纽
时》、《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等3家媒体共13名美籍
记者，交还记者证，并警告此后他们不得在中国、香港、澳门从事记者工作。
不少专家评论此次中国的大动作源自三个重要原因：一，对中美贸易战的报复；二，对于
美国在今年2月针对《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等5家在美中国媒体，定位他们为外
国使团（foreign missions），从事党的宣传而非新闻工作，而要限制中国籍员工的人数
；三，针对近来COVID-19（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美中两国互指病毒源自对方
，川普更以“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来指称。这三个主要理由，让中美上升至外
交战，甚至回到冷战气氛，新闻记者成为犠牲品。
从“有敏感红线”，演变为“处处皆红线”
《报导者》试着拼凑这些年的新闻记者在中国采访的处境，我们跟数位在中国驻点多年的
外媒记者访谈，从他／她们亲身经验里，了解中国政府的媒体和舆论策略，以及共产党对
外媒态度的转变，从中见证了媒体工作者在中国采访遭遇的横逆和现实。
44岁的费菲尔德（Anna Fifield）曾担任《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驻华盛顿、
贝鲁特、德黑兰、首尔的特派记者，2014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东京社长，2018年再前
往北京分社担任社长。这次驱逐的记者中，有一位是费菲尔德的美国籍同事。经历多次进
出北韩及伊朗等较极权国家，她说，过去中国政府的禁区很清楚，像新疆议题，但最近在
中国采访，即使一般不敏感的新闻也遭阻碍，“像是我日前因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关系，
要采访那些新学期得改由网络视讯上课的学校，但马上受到北京公安的阻止。”
“中国政府相当明显地希望外国媒体遵循中国政府教条报导，但这并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我们应该要做的是公平地说出事实和真相，”费菲尔德说。
55岁的美国记者罗谷（Dexter Roberts）外派中国的时间更长。1988年，罗谷从史丹佛大
学中文系毕业，到台湾学中文；1995年先是在北京以自由记者的身份为《彭博商业周刊》
（Bloomberg Businessweek）撰写文章，后来被招募驻中记者，之后担任驻中国主任，直
到2018年夏天离职回美国。目前在美国蒙大拿大学担任讲师，2020年3月出版《中国资本
主义的神话》一书。
在中国待了23年的罗谷，目睹中国政府对新闻记者认识的几个转换。他说，1990年代刚到
中国采访时，因为身分的关系，记者很容易被中国社会或是官方认为他们真正的身分不是
记者，而是为美国政府工作的代言人，所以刚开始要跨省分移动采访，都必须事先申请；
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这项限制被取消了，中国社会与官方开始了解到他是一位记者
，并不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在习近平的时代，尤其过去5年，这样的改变正在走
回头路，”罗谷说。
罗谷补充：“现在有人会认为我们是外国代理人，甚至还有人会视我们为敌人。尤其在一
些政府机构，他们会认为我们正在诋毁中国的崛起，我们是中国的敌人。我很害怕这样的
状况会扩散到社会中，让中国人民也开始这样相信。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但我感觉外媒
在中国的状况变差之外，中美关系也会愈来愈坏。”
从清楚敏感的红线到任何议题都可能是红线，是多数外媒记者的感受。过往中国政府驱逐
个别记者，但今年是直接点名媒体直球对决。“其实记者很难去知道中国政府的红线在哪
里。加上现在还有可能被中美关系不断下降的螺旋给卷进去，你就有可能被逐出中国，这
就跟你有没有踩到红线无关了，”罗谷说。
外媒曾在中国扮演的角色
在中共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外媒就长期处于暧昧的关系。国共内战时，毛泽东运用西
方记者来争取国内外对共产党的同情；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则驱离所有外国记者，
但在1987年进入改革开放时，又开始迎接外媒。1989年六四天安门后有不少记者被迫离开
，但在2001年进入世贸组织前，当时74岁的江泽民在2000年接受81岁美国主播麦克・华莱
士（Mike Wallace）采访，现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节目（60
minutes），也是中国领导人“力用”外媒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次。
当时在这场访谈中，华莱士和江泽民之间有一段对话：
华莱士：你对自由的媒体有何畏惧？
江泽民：我想所有的国家与政党都有它们自己的出版部来宣传理念。我们确实有新闻
自由，但是如此的自由必须从属并服务国家的利益。你怎么能容许这个自由去伤害国家利
益呢？
华莱士：你们在中国封锁了网站，像是《BBC》、《华盛顿邮报》，为何要封锁？难
道你们不相信人们有能力从网络选择材料并从中学习吗？
江泽民：我们希望人们可以从网络学习大量有用的事物。然而，有时候，有些不健康
的材料，特别是网络的色情，会对我们的年轻人造成巨大的危害。
华莱士：但那些不在《BBC》和《华盛顿邮报》上。
江泽民：它们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它们某些政治性的新闻报导。我们必须有选择性
。我们希望能尽量限制对中国发展无益的报导。
这个中国领导人接受外媒诘问的场景，在20年后来看，几乎已成绝响。但这段访谈也透露
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不变且从未松动的立场：媒体是党的喉舌，与相信新闻要报导真相、
监督权势者的民主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想像。
2006年起曾代表日本《产经新闻》在北京驻点10年、目前是产经新闻社外信部次长、今年
4月1日将外派台北担任支局长的矢板明夫表示，过去中国需要外国资本，于是开放外媒进
中国，这是因为外国人只相信外媒报导，“如果日本的企业想到中国投资，他是不会信《
人民日报》的，他只相信《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媒体，中国的好坏必须由外媒协
助判断。”
由于《产经》对中国报导较为批判，矢板明夫在离开中国前的几年，经常被中国外交部、
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公安局和出入境管理局官员请去喝茶：“‘你为什么不写
些光明的？媒体应该诱导舆论，促进中日良好的关系……’他们不管什么单位找我们去，
所有人都是这套说法。问题是记者的使命不是促进中日关系啊。”
《产经》在2017、2018年的中国两会期间，被拒于门外，其中国总局长申请签证也曾遭冻
结3年以上。他们过去在北京有5个驻点记者，如今中国只给2个驻点名额。
在北京，“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与“北京日本人记者会”是外国媒体重要的两个
组织。FCCC拥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多名会员，北京日本人记者会则约有15个媒体、
近60名会员。这两个组织不被中国官方承认，被视为民间非法组织，但又极受官方和外交
部注意。罗谷说，FCCC在中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记者一个人、或是单独一间外国
媒体公司站起来反对中国政府，那中国政府很容易可以对其施加压力或打击。由多数外媒
集合起来的FCCC很活跃，他们会共同发表声明或是有个统合的立场，避免中国政府的打压
。
新闻记者在中国采访环境的恶化，在FCCC于今年3月2日最新发布的，一份针对114名驻中
外媒记者的调查里，可以明显看出全面的变化。
控制、终止、删除：驻中记者调查报告透露的事
这份名为“控制、终止与删除：在中国驱逐阴影下报导”（Control, Halt, Delete:
Reporting in China under threat of expulsion）的FCCC调查里显现，没有任何一位外
媒记者表示中国官方的控制情况有好转迹象；中国官方透过签证做为对外国媒体的武器，
开始缩短驻地外国记者的时程。用各种明目张胆（brazen）的方法，影响外国新闻组织，
并惩罚那些被中国政府认为无法接受的媒体工作者。
据该协会统计，从2013年来，中国驱逐了9名外国记者（这数字尚不包括3月18日被大规模
驱逐的外媒记者），以及一些记者被拒发签证。2019年初以来，至少有13名驻华外国记者
只获得有效期为6个月、3个月或更短的签证，其中3名记者2020年初只获得有效期1个月的
签证——但过往外国驻华记者的签证通常签发1年。（注）。
FCCC担忧中国正准备驱赶更多的记者。《纽时》北京分社社长梅耶斯（Steven Lee Myers
）在这份调查里表示：“中国政府对控制的渴望，以及他们谨慎的监督，真的阻碍了中国
说出该说的故事。”
而在国际媒体里被雇用的中国员工（职称通常是研究员或助理），也持续遭遇到各种多样
的威胁和骚扰，包括被拘留、被质询、被威胁。媒体得增加对记者和助理的保护，包括训
练他们如何去面对有敌意的环境，甚至在中国认为敏感的日子，会送他们出国避一下。
当中国经济在成长，党国机器用更大的力气压制事实。包括透过人脸辨识的技术，以及对
外国记者的通讯、住家、办公室，进行监控和威胁。在调查里，有69%的受访记者怀疑自
己的有线电话跟手机被监听、52％怀疑电子邮件被监视，71%怀疑微信被监控、29%怀疑加
密通讯软件被监控、48%怀疑办公室与家里被监听、24%怀疑云端硬盘被监控、36%怀疑笔
电或桌机被监控，另外还有24%曾被国家安全部约谈。
这些来自官方的监控跟骚扰，大幅降低记者的工作效率。
费菲尔德就曾在采访新疆议题时，遭中国官方跟踪及阻扰采访。她曾在入住新疆的旅馆时
，旅馆柜台不经意地透露，前一天已有官员向旅馆表示她将入住。她对中国政府了若指掌
她的行踪，感到不安。
而在近日疫情升温的同时，外国记者也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北京行动，矢板明夫说：“记者
们几乎不能离开北京，也不敢离开北京，透过小区里、办公室进出量体温，他（政府）想
让你发烧，体温计一操纵，是完全可以控制。”
中国对外媒记者设定的红线，以及各种采访阻挠
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2020年公布的2019媒体自由年度报告〈Control, Halt,
Delete: Reporting in China under threat of expulsion〉中，针对来自25个国家／地
区、114名派驻中国的外媒记者进行调查，有以下发现：
1.在中国采访的禁忌地区：
外媒记者曾被告知以下地区不能进行采访：新疆、西藏、中朝边境、内蒙古、中国与东南
亚国家边境、中国生产钢铁的地区。
2.前往新疆采访曾遭遇：
65%相信曾遇到假车祸或路障，导致无法到达采访地点
而在顺利到达新疆的人当中：
84%被跟踪
68%在采访受访者时被监视
68%被阻碍进出公共场合
44%被强迫删除采访资料与照片
36%被旅馆拒绝接待
4%被警方强行进入旅馆房间
从新疆回到中国其他地区（北京、上海等地）后，有33%受访记者被外交部“请喝茶”。
3.前往香港采访曾遭遇：
17%在往返中国、香港时被阻拦
13%表示其中国同僚在往返中国、香港时被阻拦
4.中国影响力延伸到外媒在母国总部：
30%目睹过中国政府给予总部编辑台施压的迹象
资料来源：〈Control, Halt, Delete: Reporting in China under threat of
expulsion〉
洗白大外宣，与膨胀的民族主义
中共控制媒体的力道在2013年习近平上任后慢慢加大，他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开始整合国营的新闻媒体；2014年中共国务院创立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
由习近平为组长，带头领导，之后并成立了网信办（注），自此中国言论快速紧缩；那年
，微博上经常大呜大放的知识分子与大V们，开始被整肃被封号也陆续被消失。
而之后，中国党媒以崭新活泼的方式出现，不但出游戏、漫画吸引年轻人，2015年左右，
《人民日报》、《央视》等党媒开始用网络语言与90后小编来经营微信公众号，谈论国家
大小事。
中国的大外宣也快速起步。2019年无国界记者联盟发布〈中国追求的世界传媒新秩序〉报
告，检视过去10年里中国如何把媒体集权输出世界各国的做法，包括收购与投资外媒、购
买外媒广告，同时以威吓和骚扰灌输“正确意识形态”等。
罗谷认为，大外宣是否成功，他无法判定。但以近来COVID-19为例，中国先是让李文亮这
样的人噤声，现在则到处宣传他们强力对病人进行隔离、结束隔离或是复工等状况。中国
政府利用外交人员在国际网络上宣传，还有政府人员在国内网络宣传，就是希望人们忘记
这个病毒爆发最初的起源。
罗谷也批判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这次COVID-19的处理上，刻意忽视台湾2019年12月警
告可能的人传人危机，甚至WHO太晚宣布全球大流行的原因，都无庸置疑是因为中国因素
。
短期来看，此次事件是中美关系的恶化延伸，但长期来看，轰出不喜欢的外媒、压制中国
内部勇于说出实情的知识分子和记者、重新定义新闻和真实，也是源自中国膨胀的民族主
义。
“我认为与其说北京对美国报复，不如说是对中国内部的问题。这疫情的后续是中国政府
正在编织一个巨大的谎言，连病毒也‘入党’了，湖北省19日只有新确诊0例，在湖北8万
确诊感染源居然一个没有传出去。而习（近平）去了方舱医院，病人就都好了，49个人一
起出院，好像幼儿园大班毕业式纪念合影。这些迹象都太不合理，”矢板明夫表示。
中共为了回应膨胀的民族主义，尽全力压制官方不乐见的新闻。未来对外媒记者来说，采
访中国更为挑战。
大驱逐之后的挑战
要如何从逐渐闭塞的环境里带出真相？
矢板明夫的想法是，此次大规模驱逐记者，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正式结束的一个讯号：
关上家门，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当一个国家独裁与锁国，记者反而在里面变成人质，他
认为，记者不是只有在（中国）里头才知道真相，只要人脉还在，未来在外部观察和采访
还是能进行。
而罗谷认为，在中国的外媒记者不是因为想赚大钱才去中国从事新闻工作，他认为记者不
会针对特定议题自我审查，只是有些故事没有进到中国内部，是没有办法做的。对记者而
言，从中国内部或是外部来看是不一样的，如果想在中国内部采访，就要有可能被驱逐的
准备，而且通常没有再回到中国的机会；就算那些（对记者的）指控不正确，记者们仍难
以改变这个状况。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曾经一度绽放自由和独立言论的可能，2020年春天的这一重击，究竟
斲伤了外媒、外国记者，还是中国？
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只有自信才能容得异议，让有权者反省，让公民社会茁壮，也让
这个时代与后代的人类了解真相，追求真理的机会。
中国领导人口中所说的，外媒看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视角有些“对中国的发展无益”，但这
一切都由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时，剥夺的其实是中国社会变得更好的机会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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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拍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媒体。（摄影／
REUTERS／Thomas Peter／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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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时代，多数外媒记者感受到任何议题都可能成为“红线”。（摄影／REUTERS／达
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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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后，数名外国记者彼此交谈。左一为《纽时》北京分社社长梅耶
斯（Steven Lee Myers）。（摄影／AP Photo／Andy Wong／达志影像）
5.完整新闻连结 (或短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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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备注: